我的文革（22）
（六）在徐泾
很多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校。确实，工作令我获得了观察这个社会更广阔的视野。而徐泾是我观察这个社会的第一个平台。
首先，通过对农村血防工作组织和人员建构的观察，我对中共在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和干部特权有了一些认识。农村的血防工作，除了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需要经常性的专业队伍做带动群众运动的骨干。为此，除了县以上党、政有相应的机构负责这项工作，从公社到生产大队也都建立了一套组织。公社除了有党委书记或社长“挂帅”领导血防工作，还安排了一名公社干部具体负责。另外公社也成立了专业的血防组，作为具体的办事机构。公社血防组的负责人大多为原来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级的农村干部。他们因年纪较大身体较差或因其他原因不再担任大队支部书记了，但公社党委念在他们“为党辛劳”多年份上，安排他们出任此职。至于血防组的办事员一般有三、四个或五、六个不等，大多是抽调农村中成分好、年轻有文化的青年，或部队复员的军人充任。公社血防组人员不算国家干部，依旧是公社社员身份，参加社员分红。他们原则上以生产队同等劳力最高分计报酬。而国家则以现金津贴给他们所属的生产队，弥补生产队经济上的损失。因此这些人也算吃上了半份“皇粮”。他们除了农忙回生产队几天，平时不参加农业劳动，基本上脱离了农民种田这个“苦海”。因此他们大多人对获得这个工作内心是很高兴的。而全公社的血防工作平时主要就由他们负责推动。
在大队一级，也有一名大队干部负责血防工作，一般是副大队长或妇女队长兼任。每个大队有一支专业的灭螺队伍，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小队抽一名社员担任灭螺队员。他们的任务平时担任查螺灭螺工作，开展群众运动时担任技术指导。他们的报酬也是由生产队按同等劳力的原则记工分，年终与其他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分配的，但国家不予任何补贴。换言之，他们是由同一生产小队的其他社员共同供养的。在农村，类似灭螺员这样性质的社员，还有卫生员、饲养员、电工等等。他们除自己的专职，一般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由于这些工作比大田劳作较轻松，而他们的工分要由其他社员分担，因此一般社员对他们就很妒忌。当时社员们有一句顺口溜，叫“吃煞（死）饲养场，睏（睡）煞电灌站，白相（游玩）灭螺队。”意思是当大队、生产队饲养员可以额外得到许多吃的东西；当电灌站水电工很清闲，值班时没有任务白天也可以睡觉；而当灭螺队员查螺时撑一只小船在河浜里悠转，别人看来像在游山玩水。对这“三员”，社员们既妒又恨。尤其对灭螺员意见最大。因为他们认为灭螺员的工作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而他们的报酬却要社员们负担，是政府对他们的“苛捐杂税”。因此每到年终分红时，总有些地方的生产队因为压低了公社血防组成员或生产队灭螺员的工分而闹起来。有一年我就曾代表血防站去了很多公社进行调查，提供领导做解决此矛盾的依据。由此，我也开始认识到，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虽说是“党委领导”最重要，但具体操作中也离不开经济的润滑作用。
那个时代，干部的特权虽远不及现在严重，但已经出现。大队、生产队干部除了经常在饲养场借故杀鸡杀鸭吃喝，最主要是以开会、检查生产为名不参加集体劳动，而工分却是拿最多的。我工作所在的金联大队，负责血防的是一名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干部，姓张，社员们背后都叫他“九阔嘴”。“九阔嘴”的嘴，不仅嘴唇厚，而且嘴也特别宽，就像嘴里衔了一把小口琴。这里人的嘴唇大多很厚，比我们青西人的嘴唇要厚很多。这个明显的特征我来徐泾不久就发现了，说明水土对人容貌在遗传学上的影响。开始，我以为社员叫他“九阔嘴”是因为他兄弟排行第九。不料那几个灭螺员听了我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姓胡的灭螺员扳着指头解释给我听：“麻子第一、瞎眼第二、聋膨第三、跷脚第四，再后面是爪手、塌鼻头、斗鸡眼、瘌痢头，第九就轮到大嘴巴，所以叫他‘九阔嘴’。”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明显地觉察到他们对“九阔嘴” 的风评实在不好。这个“九阔嘴”平时既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也不与我们一起查螺、灭螺，唯有开会不会缺席。有时见到他在各个村子里东游西窜，不知在做些什么。灭螺员对他很有意见，常在我们面前说他坏话，要老曹管管他。但我们心中清楚，老曹只能管我们，管不了他。能管他的只有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那时中共刚发表被称为“中苏论战” “重磅炸弹”的《九评》之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边提到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照现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及时。在我眼中，这个“九阔嘴”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当时，我还很迷信中共的宣传，尤其喜欢钻研中共的理论。“九评”第一评至第八评发表时我还没有参加工作。但我听过我家乡镇上安装在街道电线杆上高音喇叭播送的文章。对于中苏论战，我虽还不清楚发生的原因，但这场论战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共和苏共这一对曾经的好“兄弟”（以前中共称苏共为“老大哥”）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据中共的一面之词，发生分歧的原因是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但是否真的这样，我无法肯定。第二，尽管这样，对于中共在这些文章中说的“道理”我基本上都是接受的。由此可知我当时的思想其实也是很左的，基本上是被中共牵着走的。在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问题上，我还分辨不出参加劳动与“防止修正主义”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认识不到靠干部参加劳动解决不了干部官僚化、特殊化的问题。当然更不知道毛泽东隐藏在“反修”斗争背后的个人野心，还以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看问题深刻。
灭螺员查螺、灭螺有时候也很辛苦，但相比在大田劳动的社员毕竟要轻松得多。刚去时，我们也不清楚这些灭螺队员都是什么来历，还以为是一般社员的子弟。后来才了解到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有背景的，基本上不是大队、小队干部的子女，就是他们的亲戚。因为即使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但在农村社员看来就已经是“美差”了。非生产队内的“皇亲国戚”不易得到，成份不好的更是想也不要想。
为此我感到有些惭愧，自思我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临时工，但毕竟也算是吃全份 “皇粮”的。我们的工资虽低，但按当地公社社员普遍的分配水平比，也可抵得一个全劳力的收入。在城里人眼中，我们的工作是属于“低贱”一类的，但在农民眼里却是想求也难得到。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还不是拜国家将人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个政策所赐！依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如果生在农村，连当一个生产队灭螺员的资格都不会有！这样一想，我真切地感到：这个城镇与农村户口分隔的政策，实际上将全中国人区分成了两种不同等级的人；是在按工人、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划分的阶级等级之外，另一种中共一直不承认的社会等级。这个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岐视、社会压迫，在某些方面甚至严重过阶级岐视、阶级压迫。譬如农村户口的青年，除非读书读到中专、大学毕业，国家将你分配到国营工厂或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才能转为城镇户口；又或者参军入党升了官，复员后政府安排工作在城镇；再有运气好正巧碰上工矿单位招工被招去，否则永不能脱离农村，永远是农村户口。不能脱离农村，只能当农民，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不及城镇职工，而工作的辛劳度却远超城市工矿的职工；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城里职工能享受的油粮供应、医疗保险和及其他福利；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如果没有特殊的机会，也只能世世代代当农民。政府的户口政策，对城镇户口控制严格到这种程度：城镇户口的男青年若与农村户口的女青年结婚，所生子女的户口只能属于农村。所以，在那个年代，除非不得已，很少有城镇男青年肯与农村姑娘结婚的。我们那时常在农村跑，见到样貌娟好、性情贤淑的女子不少，却都不敢兴“好逑”之心，就是这个原因。反观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因为政府还没有实施户口政策，城镇男青年与农村姑娘结婚的倒很普遍的。如我的舅妈就是娶自农村的。最让人心寒的是“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城镇户口的人，即使是正被管制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国家也按定量供应粮食；但公社农民有没有粮食吃，国家全不管。在那个大饥荒时期，饿死的数千万人中绝大部分是辛勤耕种生产粮食的农民。当年梁漱溟说新中国工人地位在九天之上，农民地位在九天之下，此话不完全正确，因为工人的地位也不是真在九天之上，但他确实道出了农民们悲惨的、真实的被压迫处境。自从中共实行“农”与“非农”户藉政策以后，农民实际沦为了新中国的“贱民”。 “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表面上好像很高，实际待遇一点儿也不高。城镇户口的人都怕与“农”字沾边。至今，中国大陆的农民仍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被剥夺各种应有的权利。农民工进城好几年了，政府仍不承认他们也是城市的正式成员，让他们享受城里人享受的各种待遇，每想起这一点我就感到不平。中共靠农民组成的军队夺得天下，中共干部中有许多人也是农民出身，但他们胜利后进了城，自己“翻了身”，却如此酷待农民，实在有悖天理！
在徐泾工作时期，我几乎天天与灭螺员在一起，是我此生中与农民最接近的一段日子。我真切地感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淳朴、善良。他们大多勤劳、节俭，对生活的欲望简单。当然也有一些因文化和环境等因素造成的缺点。我对他们被中共的政策钉死在土地上的处境深感悲哀和同情。虽然，我的地位在城镇也是属于最底层的，但他们仍将我们看成是高他们一等的“城里人”，也有将我们看成是城里来的“干部”的，对我们既敬畏，又怀疑。我知道他们在没有我们在场时常会开一些低俗的玩笑，以此来调济劳动的沉闷和辛劳，但见到我们就会立刻闭嘴。这说明尽管我与他们天天在一起，但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层隔阂，要“打成一片”还真不太容易呢。但他们有时也会将一些不平事情向我们诉说。有一次几个女灭螺员向我们投诉，说一次开会“九阔嘴”坐在一个女灭螺员旁边，趁大家不注意，将腿搁到了那个女灭螺员的大腿上。女灭螺员当场不敢声张，事后才告诉其他女灭螺员。这次他们向我们反映此事，不过是为了表达她们的愤怒。我们同情她们，但也无能为力。这个社会虽说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总是处在弱势一面。这种对女人动手动脚“吃豆腐”的事，在中共干部队伍中不是少数。我在读中学时就见识过。即以徐泾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言，“四清”后调到县里担任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文革中被揭发是一个十足的老淫棍，以前他在苏北家乡当民兵小队长时曾奸污过地主家妇女十多个。
灭螺队中有不少女灭螺员。有一个女灭螺员出嫁了，嫁到了几里远的另一个大队。不久其他灭螺员告诉我们，说那个出嫁的灭螺员哭着又回来了。出了什么事呢？原来那时农村的婚姻大多还是靠媒人介绍，父母做主。男方人品如何，家境如何，全靠介绍人一张嘴。那个媒人对女家说，男家经济条件怎样怎样好，女方一听就乐意了，再到男方家一看，一套錾新的家具油光锃亮，令女方十分满意，当场就将婚事定了下来。不料结婚刚过一个月，就有人来要将那套新家具搬走。新娘急忙询问，这才知道这套新家具是婆家专为骗婚向亲戚借来的。新娘当场不干了，回了娘家。但此时木已成舟，就因为一套家具而离婚也不现实。最后那个女灭螺员在娘家住了几天还是不得不回了夫家。这件事我们听了只能叹息，同时却诧异《新婚姻法》颁布已有十多年了，而且这里离上海市区这么近，应该是很开化的了，怎么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的老一套？可见旧风俗、旧习惯的顽固。后来慢慢明白，农村婚姻中第一考虑的要素就是经济。围绕经济考虑的有当地的收入水平，穷队还是富队，男方有没有手艺、身体是否强壮，当然还包括家庭成分、家中兄弟姐妹多寡等等许多方面，人品、长相倒还是次要的。至于“爱情”两字，更是小说、电影中才有的事。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