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1）

我的文革（21）

 

除了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造成了青西农民普遍比青东农民贫穷，我发现地利之便确实也是徐泾部分农民比较富裕的原因。一九六四年春我到徐泾，那时离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两年还不到。刚到徐泾不久我就听到了一首当地流传的打油诗：“一只篮头一根称，七宝、諸翟、北新泾，自留地是摇钱树，北新泾是聚宝盆。”说的是前几年，当地农民利用自留地种蔬菜拿到邻近的七宝、诸翟、北新泾农贸集市卖，赚到大把钞票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各类物资供应紧张，粮、油、肉、禽、蛋、鱼、蔬菜、样样匮乏，国家不能满足供应，自由市场价格比国家牌价高数倍甚至数十倍。有一次我因为要油印几张自己设计的表格，以方便统计查螺、灭螺的数字，到大队会计室去刻腊纸油印。我曾在大队部看到一只油印机，所以知道那里肯定有油印蜡纸的设备。大队会计是一个女灭螺员的哥哥，知道我的来意当然表示欢迎。他一边看我刻蜡纸，一边与我闲聊。说到前几年“三年大饥荒”时期，有些社员靠小小一块自留地上种的葱，运到上海市区去贩卖就“发了财”。这个大队会计不胜羡慕地对我说：“那时一把小葱五、六根，要卖五角钱。种巴掌大一块地的葱就能卖几百元。只有一、二年功夫，就眼看着他们造起了新房子！”那时候生产队年终分红，一个出全勤的青壮劳力，一年也只有二、三百元。农民造七路头（即七根横梁、约七、八公尺进深）的三间平房，费用大约需要三千元人民币（这费用主要是指购买木材、砖头和支付木匠、泥水匠的费用，小工和食品一般都是亲戚和同村的邻居支援的）。靠集体分红，大多数农民造不起新房。

在徐泾我还发现另一个“地利”，这也是青西地区农民不可能有的致富途径。那就是有些农民与上海的餐馆、食堂挂了钩，定期将餐馆、食堂的“下脚泔水”运回来养猪。这是猪的好饲料。那时候还不流行“承包”这个词，但也就是那样的关系。至于他们是怎样与餐馆、食堂搭上关系的，其中有些什么样的利益交易我不清楚。我工作的大队有一个灭螺员叫姚纪根，他就隔三岔五地要去上海运下脚泔水回来。他用两只又深又大、特制的装泔水木桶挂在自行车后的行李架上，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出发，到上海十点左右正是餐馆打烊时候，等装好泔脚水回到家已是半夜一点。第二天照常出工。这两桶泔水起码有三百来斤，加上木桶和自行车的重量就要有四百斤，而且从公路到家里还要走一段乡下泥土小路，他们是仗着年轻身板好，骑车的本领高，在别人正睡觉的时候挣钱。当然，能利用这种“地利”挣钱的农民并不多，但总量也很可观。那年“十一”国庆节我向一个灭螺员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去上海看国庆游行，从诸翟经北新泾转天山新村到市中心，在北翟路上一路见到好多青壮的农民像姚纪根一样骑着挂了泔水桶的自行车也向上海方向去。试想全上海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餐馆，还有那些工厂、单位的食堂？又有多少姚纪根那样的农民在拼力做别人嫌脏的泔水运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奋，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欲望。

当时有首歌颂人民公社的歌，歌词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不过，我知道很多公社社员并不喜欢做这个“藤上的瓜”。我与灭螺员们熟悉没几天，他们就开始“考”我。一次正在一片麦田旁边查螺，一个平时很调皮的灭螺员小胡问我，这一大片麦子，你能不能分出哪些是集体的大田，哪些是社员的自留地？我张眼四望，所见都是一尺多高绿油油的麦苗，正在随风起伏，如大海波浪，实在分辨不出来。我问怎么分？几个灭螺员都站着微笑看我不做声，似在看我出洋相。我再仔细观察了一会，仍分不出来，只能摇头认输。最后仍是小胡，狡黠地冲我哈哈大笑了几声，然后对我说：“很好分！你看，这一大片都是小麦，但颜色不同。颜色绿得发黑的是自留地，不黑的是集体的大田。你只要看颜色，八九不离十，保证不会猜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麦子肥料吃得多，长得粗壮，颜色就比较黑；吃得少，营养不良，颜色就浅。跟人一样，吃不饱肚子当然要面黄肌瘦了。我明白了。自留地的麦苗长得好，是因为这是社员自己的，他们便更加用心耕作，施的肥料也多。这几个灭螺员并不忌讳说出这个秘密，说明他们都认为将自留地打理得比集体的大田好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了人民公社社员对单干比对集体生产更有兴趣，更关心。

在农村中，木匠、泥水匠和裁缝等手艺人，最受其他社员羡慕。因为这些人虽然也是公社社员，但相对比较自由，能挣较多的钱。只要生产队长允许，并交足生产队规定的金额，他们就可外出四处揽活挣现金，做多做少都归自己；不像一般社员被生产队、大队管得死死的。一般社员没有当木匠、裁缝的机会，他们就将心思都用在那一小块自留地上。希望自留地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当时，中共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苏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批判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话题也常常见诸报端。因此，有时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些就是中共所说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吗？如果不加控制，逐步消灭这种倾向，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这真是处处都有阶级斗争啊！但消灭这种倾向，社员不是更加要贫困化吗？那么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究竟对谁有利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已模糊地感到，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地方弄错了。被人视为神圣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仅是某些人的政治理念，而不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目标。

不知不觉三个月试用期满了。一天中午我们从乡下回来，发现小沈不见了，他的床铺上的蚊帐、被褥也都没有了，这才意识到他是被辞退了。他或许是被突然通知辞退的，因此走的时候连跟我们道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从中我感到了这个单位用人的冷酷无情。小沈其实还是一个大孩子，比我还小一两岁，比我还天真。他与我们在一起时总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也不在乎他；但突然他走了，我感觉上空落落的。他被辞退后，后来听说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又过了几天，我们去公社集中开会，发现来开会的临时工只剩下十几个了。想必没来的人也被辞退了。我点算了一下，我们同一个镇上来的十个人中被辞退了六个。这留下来的四人中两个是高中毕业生，孙隆璋是普通中学初中毕业，我也是初中毕业，但是是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相等于“野鸡”学校，因此相比之下我的学历最差劲。我会被留下这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

文革中据“老血干”的揭发，血防站在使用临时工的问题上一贯采用颇为无情的“淘汰制”。即实际要用的临时工没有那样多，但站领导每次总是多招一些人进来，试用三个月后将不满意的人淘汰掉，往往淘汰的人比留下的人多。以后若觉得人手不够了，就再招一批，再淘汰。而不是需要多少招多少，在招收时先把一下关，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因不合格而被辞退。我不知道站领导这样做是否另有原因，也不知道这样的淘汰制对不对，但以我们身为临时工的感受来说，对这种做法是颇为反感的，觉得不够尊重我们应有的人格。毕竟，被淘汰的人就像工厂里剔出来的次品。我们当临时工已经是属于“次品”级的人了，连“次品”也不合格遭淘汰，成了“次品中的次品”，岂不更让人看不起？当时虽然我没有被淘汰，但我非但不感到欣喜反而有些心惊，觉得我们这些人太无保障了，什么时候人家不需要你了，只要对你说一声，你就只能乖乖卷铺盖回老家。过去批判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订有许多厂规、店规，老板有权随时辞退工人；现在我们临时工的待遇还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