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禄

来源: 戴宁生2022 于 2025-09-06 05:17:1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02745 bytes)

黄锡禄

2025年8月13日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传来了大规模武斗爆发的消息。据说，那里的造反派和以国防工厂产业工人为主的保守派发生了暴力冲突。他们先以拳脚、石头、棍棒等“冷兵器”作战为开始，不久为了“保护国防工厂”而动用了“热武器”，造成了45人丧命，逾千人受伤。

生活在万般无聊和压抑之中的戴宁生决定和家在四川的朱文章去看看热闹。时至今日，一度持造反派观点的朱文章已经是个坚定不移的逍遥派了。他们顺利挤上一列开往成都的客车，车厢里挤满了奔赴成都去支持成都造反派的西安各个院校的学生，所以绝大多数乘客都是些没有买票的学生。第二天黄昏他们就到达了成都火车站。火车站和市区都是造反派的天下。现在来了一列车的外地兄弟院校的造反派战友，当地的造反派摆出来主人翁的姿态来接待他们了。戴宁生和朱文章被告知，将有大卡车来把他们接送到成都几所高等院校的接待站去安排食住。

等待卡车期间，他两和身边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用四川话攀谈了起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

“自贡，我们是自贡来的！”

“你们来干嘛子？”

“我们是来耍、看热闹的！”

“你们是自贡哪个学校的？”

“自贡中学！”

“几年级呀？”

“高一，其实是高二。高一没读完，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你们在成都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那你们住哪儿呀？”

“不晓得！”

暮色中，昏黄的车站的灯光下，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有四、五个人的样子。她们显然是第一次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个个都非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分不清谁说了什么。朱文章说：

“一会儿有成都的造反派来接我们，安排住处，你们和我们一起去吧！”

四、五个女孩高兴极了：“要的，要的！我们也是造反派！”

就这样，她们和朱文章和戴宁生一起被接到成都工学院，安排住了下来。

第二天在食堂吃早饭时，朱文章和戴宁生又遇上了她们，自然要问她们昨夜休息的好不好。

“不好，不好！一点儿都不好！”她们抢着抱怨说。

看她们的样子，其实不问也应该知道她们没有休息好。她们蓬松的头发似乎尚未整理好，衣着也有点邋遢，个个看上去都很疲倦。

“大城市的人不热情！”她们中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我们不住这里了。”

对戴宁生和朱文章来说，接待站就是这么回事，有吃有住，还要怎么样才算热情？

“他们看不起我们中学生！”听起来很像是成都工学院接待站的大学生对几个中学毛丫头有所怠慢。

“那，你们打算住哪里呢？”

“我们回自贡去！你们和我们一起去自贡吧！我们小地方人可热情啦！”

本来，朱文章和戴宁生就是出来玩的，到成都来原想看看成都武斗的热闹场面，谈不上什么来支持成都的造反派。现在要在观看成都武斗场面和跟着这群女孩子去自贡二者择一并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等她们回到寝室梳妆整理后，朱文章和戴宁生就和她们一起又回到了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开往自贡的慢车。

列车在春末夏初的阳光下向着南方偏东一点缓缓地开去。朱文章和戴宁生和这群女孩子坐在一起，谈起了成都最近发生的武斗。她们说：

“我们当然支持’11.19’造反派，反对’八一兵团’和’赤卫军’那些老保！”

戴宁生淡淡地问：“你们晓得多少真相？你们中学生最好不要介入这些事情！”

谁知一句话引发了她们的愤怒：“我们当然晓得！我们是一定要介入的！听说132厂一打起来，你们大学生就吓坏了，川大的还说赶快回校保卫学校去！多胆小，多可笑呀！抱着棉被顶着桌子向前冲的都是我们中学生！”

她们嘴上绝对不饶人。戴宁生觉得和她们辩论很不值得。

正巧，火车出了成都市，越过龙泉山，走了不到一百公里的样子，就到了资阳。坐在附近的一位乘客在月台上买了一罐著名的资阳豆瓣酱。此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瓷罐子，顿时一股资阳豆瓣酱特有的香味充斥了整个车厢。此前，戴宁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遐迩闻名的资阳豆瓣酱。这次闻到这弥漫的重香味，虽是终生难忘，但在闷热的车箱里一边闻着豆瓣酱的味道，一边和一群女孩子争论中学生是否应该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话题，实在不是一件称心愉快的事情。

戴宁生来到两节车厢交接的地方，上下车的车门敞开着。他抓着扶手把，让迎面而来的风扑打他的脸，扑打他的整个身体，一直扑打到他的心里。眼前阳光下的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上时不时点缀着一个小山包，山包上点缀着山寨，西边的天际边大概就是地图上说的俩母山了。一名同行的女孩也走了过来，站到了戴宁生的身后。车厢里剩下的几个女孩仍然在和其他乘客激烈地辩论着。其中那位刚刚把戴宁生教训了一顿的女孩站在过道上，她穿着一件淡红的短袖衫，梳着两根像刷子一样的短辫子，涨红了脸，滔滔不绝地向乘客们阐述着她自己的观点。

“她是谁？”戴宁生问他身后边的女孩。

“哦，她是我们自贡中学的红卫兵司令，叫黄锡禄。”

***

下午，列车到了自贡。女孩子们立刻摆出了小城市主人翁的热情来，把朱文章和戴宁生带到了她们的学校，自贡中学。自贡中学掩抑在茅竹和翠柏之中，背靠一座小山，不远处是环绕着流经自贡的滏溪河。进校门前，要走过一个小溪上的小石桥。小桥两边冲天的茅竹因为太高而弯曲成了美丽的线条，遮盖了桥身。

显然，黄锡禄是她们的头头。一到学校，更显出她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司令来。几个男孩迎上来接待朱文章和戴宁生。黄锡禄吩咐他们把朱文章和戴宁生安排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睡觉，她让一个男生去领了席子、枕头和被子等；又指使另一个男生带朱文章和戴宁生去买饭菜票，然后找来吃饭的碗筷勺子，去食堂吃晚饭。

黄锡禄对两位客人说：“我们要先回家一下。晚饭后，我们请你们去看我们自贡样板戏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

戴宁生环顾四周，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里真漂亮！”

黄锡禄自然十分自豪，她顺着戴宁生的眼光指着校园后的小山包说：“那叫’后山’。我们在语文课上学了姚鼐的《登泰山记》后，老师就让我们每人模仿着写一篇《登后山记》。我们写完一读，觉得我们后山一丁点儿也不比泰山差！”

晚上，黄锡禄与朱文章和戴宁生，还有几个男生和女生来到了自贡人民剧院。显然红卫兵司令是打算在两名大学生面前炫耀一下，即令是他们小小的自贡，也有相当水平的剧团。朱文章和戴宁生免费进了剧场，被安排在剧院正中间不前不后的最好的位子。戴宁生心里感叹这个司令果然有实权。更让戴宁生心中一动的是，黄锡禄没有坐在他们旁边，而是坐在他们前一排和他们同样的位置。那时，男生和女生并肩看戏或看电影是件有忌讳的事，可是一前一后既很接近可以交谈，又不那么招人耳目。

戴宁生从来不喜欢看戏看电影之类的事，革命样板戏更是避之惟恐不远。回想起来，那次大概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观看样板戏了。那晚的演出可谓是麻绳串豆腐 —— 提不起来，演员的嗓子是唱哑了的；武打时，一个演员翻空心跟头时把手中木制的枪打在舞台上劈成了两节。从剧院走出来，黄锡禄也觉得满脸无光。她说：

“老演员都被打倒了，靠边站了。新演员嗓子还没有练好就天天上台唱，所以都唱哑了。”

戴宁生违心地说道：“还行，还行！能演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这样，朱文章和戴宁生在自贡中学住了下来。食堂的饭非常便宜，早饭三分钱、中饭晚饭五分钱的样子。一碗米饭两分钱，一份菜两、三分钱。顿顿都有免费供应的汤，那是用自贡盐炒黄了后加水冲出来的。可能是因为盐中含有什么矿物质的缘故，自贡盐冲出的汤有着独特的鲜味。每隔几天戴宁生就请朱文章到镇子上去吃一碗一毛二分钱的鳝鱼面或五分钱的一碗豆花饭加辣椒酱补充一下营养。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他们俩睡在一栋洋楼的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教室里所有的课桌和椅子都被搬到别处去了。几个男生喜欢在教室里骑自行车。午饭后朱文章和戴宁生通常要躺在地上的席子上午睡，他们会突然被自行车急刹车的声音惊醒，睁开睡眼一看，是一个顽皮的男孩骑着自行车把车猛停在了他们头前。

***

这栋洋楼大概是自贡中学的主楼。学校的红卫兵总部就设在一楼。走进一楼时要上一个台阶，台阶上有入口挡雨遮阳的小屋顶，小屋顶由两根石柱子支撑着，入口处的两边还有水泥砌的可供人坐着聊天的横边。初夏川南的骄阳之下，那里既无太阳晒着，又有过堂风吹着，坐在那阴凉的地方聊天十分惬意。

朱文章随身带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瞿秋白在刑前写的《多余的话》。瞿秋白因而被定为叛徒。小册子封页上印着赫然几个重体大字：“大毒草，仅供批判”。这本小册子在1967年春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广为流传。把该文全文一字不漏地刻成蜡版，油印出来，订成小册子，再冠以“大毒草，仅供批判”的封面，制作传播者真可谓煞费苦心。

“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 —— 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 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

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 —— 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 —— 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这本小册子的流传使很多造反派从“历史的误会”中觉醒而变成了逍遥派，至少原本是造反派的朱文章是深受其影响才和早已成为逍遥派的戴宁生走到一起的。朱文章和戴宁生两人偷偷摸摸地读着这本小册子，神秘兮兮地探讨着交换着心得体会。

“你们鬼鬼祟祟地说什么？给我也看看！”黄锡禄发现后，坚持她也要读一下。

朱文章说：“不行！你太年轻，读这种文章不合适。”

这样的回答，当然更加激发了黄锡禄想读的好奇心。“你们小看人！你们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说着，她就过来抢走了这本小册子。

戴宁生的心里其实是非常希望她能读一下这本小册子的，可是从他嘴中说出来的却是：“你读了不要中毒！”

第二天，戴宁生迷迷糊糊从午觉中醒来，神情恍惚、神使鬼差地跑到了窗口。楼下骄阳之下，法国梧桐的树荫下，站着她，淡红的短袖衫，两根像刷子一样的短辫子。他神魂颠倒、三步并两步地跑下楼来，黄锡禄走过来，他们在洋楼进口的台阶上像往常一样地坐了下来，黄锡禄默默地把那本《多余的话》的小册子递还给了戴宁生。戴宁生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不介入了呗。”她淡淡地回答到，并不想多说。

戴宁生顿感百味交集。她眼前的这个女孩真是美丽可爱极了，脸上还有一层绒毛没有退掉，有着川妹子独特的爽朗。戴宁生很明白，“不介入”是当时官方的一个套话，意思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诸如文革初期的军事院校不要介入等。回想起来，不久前，他们还在火车上为中学生应不应该介入的话题争吵得面红耳赤。戴宁生不知道他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黄锡禄本是这里造反派红卫兵司令，充满了一个年轻人的激情。现在她小小年纪就看了瞿秋白临刑前写的那些灰暗的东西，太残忍了。但是，本能上，戴宁生为他和黄锡禄的心灵更加接近了而高兴。他原本以为他和这位造反派的司令有一道政治上的鸿沟，谁知道竟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几个男孩把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押解到了一楼的红卫兵总部来。他们说，这个人是他们上午抓到的一个从成都跑过来的保皇派。此人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被一群中学生审讯着。原来，他是成都军工厂的一名产业工人，属该厂的保守派成员之一。成都武斗开始后，他们厂最终被成都地区的造反派攻打了下来。他有些害怕，就借机跑回自贡老家躲起来了。这天上午不幸被人发现，几经转手，交到了自贡中学红卫兵总部来处理。戴宁生坐在那里，听完了整个审讯的过程。在戴宁生心目里，这人显然是个老实人。黄锡禄征求戴宁生和朱文章的意见该怎么处理。戴宁生说：“你们把他从早上折腾到现在，你先让你手下的人去食堂给他弄点吃的东西。我们再商量看看该怎么办。”

这名工人身在军工厂，他哪能不加入厂里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的保守派组织？他偷跑出来，说明他不是一名“铁杆”的保皇派分子。再说，他不愿意参加武斗，宁可回老家来看望父母，说明他应该算是个好人。然而，因为自贡的武装部和当地公安机关站在造反派一边，所以自贡就自称是四川造反派的所谓“红色根据地”。他要想安然无恙地躲在这个红色根据地的家里，怕也非长远之计。他其实除了回成都他们厂子之外，并无其他选择。黄锡禄和朱文章戴宁生商量完后，就把他们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中年工人吃了饭，又发现要放他回家，自然是感激不尽，口中连连说道：“多谢，多谢！我明天就走，明天就回厂里去！”

不久，不远的宜宾市武斗形势急剧升级。工人之外，听说还调动了大批农民来保卫当地的地委和市委。可能是由于军分区和当地驻军分别支持不同的派别，致使两派都获得了武器。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多达17万余人，造成共43800余人伤亡，其中死亡者有21100余人。

一天下午，朱文章、戴宁生和黄锡禄等几个人正在红卫兵总部外的台阶上聊天，突然听到操场那边传来了人群躁动的声音。黄锡禄派了个男生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男孩不一会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

“他们抓到一个在宜宾杀了人的人！你们快去看看该怎么处理？”

他们来到操场上，只见愤怒的一群人正在跑道上狠狠地毒打一个人，有用拳脚的，也有用棍棒的，当然也有不少站在那里围观的。黄锡禄走过去问：“咋个回事？”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讲述了事情的来历。

事情是这样的。一列客车从宜宾开往自贡。谁知在宜宾站冲上来了这个人，他手持三角利刃在空中挥舞着，自称老子在宜宾已经捅了几个人了。车箱里有几个乘客想让他安静下来，谁知他杀人已杀红了眼，竟把好心规劝他的人也捅了一刀。大家吓的一路上不敢吭气，听任他随意作恶撒野。到列车进了“红色根据地”的自贡车站，有人向武装部报告了车上发生的事情。几个武装部的人上车夺走了他手上的三角刀后，愤怒的旅客一拥而上，立刻把他打了个半死。

一些家住自贡的乘客夹杂着一些自贡本地的造反派觉得把那个人打得还不够过瘾，就又把那个人拖到了自贡中学的操场上来接着打。到戴宁生等人赶到时，那人的脸上已被打得黑一块紫一块，有些地方已被打破了在流着血，他匍匐在跑道上翻滚着，脸上沾满了铺跑道用的煤渣；他趔趄着企图站起来，可他一条耷拉着的胳膊和站不稳的腿估计什么地方的骨头已被打断了。戴宁生一生没有目睹过这种惨状，他拧过头去，对黄锡禄说：

“你赶快下令，叫大家不要打了！”

黄锡禄让几个男生过去把围打的人群拉开，只剩下那个人一声不吭地像死了似的瘫在跑道上。

黄锡禄问朱文章和戴宁生：“怎么办？”

朱文章和戴宁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把他送到公安局去！”

朱文章和戴宁生决定到宜宾去亲眼见识一下当下武斗已经打到什么地步了。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去玩玩。从内江到自贡到宜宾一路向南，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美名。自贡的东北面相距50公里的内江因为出产甘蔗而被称为甜都。前不久，朱文章和戴宁生和这群女孩子去玩过。那些青石板的巷子和木板的门面和墙，门前摆着的小摊子，卖着刚榨出的甘蔗汁，都深深地留在了戴宁生的记忆里。自贡不用说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出产井盐的地方，称为盐都当之无愧。距自贡西南面90公里的宜宾则因出产举世闻名的五粮液而号称酒都。岷江和金沙江在大凉山脚下相会于宜宾，汇合而成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宜宾实在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我们和你们一起去宜宾！”黄锡禄知道后，和朱文章和戴宁生一起来到了火车站，上了车，坚持要同行。

“不行！你们去太危险了。”

“我们去过宜宾，那里有我们认识的人。你们去了两眼一抹黑，方向都分不清！”

“你们女孩子去有很多不方便。”

“你们看不起人！那好，我们各走各的吧！”说毕，黄锡禄领着其他几个人就去车厢的另一端坐下了。

然而，列车停在站上，久久都不开车。再过一会儿，自贡武装部带着自贡二中的红卫兵开始在一节一节车厢里搜查。广播上宣布：宜宾武斗严重，凡居家不在宜宾的旅客必须下车。黄锡禄一行被自贡二中的红卫兵战友迅速赶下了火车。戴宁生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老汉达上了腔。老汉说他身体不舒服，戴宁生说：“我给你号号脉。”他装成一名医生，躲过了搜查。黄锡禄从月台上走到戴宁生的车窗前，把他们在宜宾认识的人的单位和地址等写在一个纸条上递给朱文章和戴宁生。戴宁生和朱文章为了安全起见，则把他们的学生证交给了黄锡禄。

可是，列车还是停在那里，迟迟不开动。又隔了一会儿，自贡武装部再次带领自贡二中的红卫兵来进行第二次搜查。戴宁生赶快再给老汉看病。不幸这次被一名二中的女红卫兵一眼认了出来：

“这两个人不是和黄锡禄一起的吗？”没等戴宁生为自己辩护，这个泼辣的四川女孩子就对身后的几个男生说：“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她的意思是要她身后的男生把朱文章和戴宁生拉下车去。

戴宁生摆摆手，赶快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下车。”

站台上，黄锡禄还在等着他们。她把学生证还给了朱文章和戴宁生，说：“算了。听说那边确实打得非常厉害，太危险了！”

***

天渐渐地热起来了。朱文章和戴宁生已经在自贡住了近一个月了。他们每天只能用毛巾把身上到处擦擦干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你们学校有洗澡的地方吗？”他们问黄锡禄。

黄锡禄回答说：“没的，男生都是去河里洗澡。”

一句话提醒了朱文章和戴宁生：到流经这里的滏溪河去游泳呀！他们邀请黄锡禄和他们一起去河里游泳，黄锡禄说：“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女的不下河里的。”

他们来到了一处河水流出了一个希腊字母Ω的形状的地方。滏溪河水流挺急，朱文章和戴宁生把脱下的衣物交给黄锡禄放在一个包里。他两跳进水里，顺流而下，不用费力就能游得飞快。初夏的河水，十分的凉爽，抚摸着他们的皮肤。高高的岸上，青松翠柏，还有贴着河岸长的茅竹弯弯地迎着水面。一片深浅不同的绿色之中，是黄锡禄穿着浅红短袖衫的身影。她提着那包衣物，随着在滏溪河中漂流的朱文章和戴宁生在高高的岸上走着。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戴宁生一生所经历的最为浪漫的时刻了。

但是，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日益加剧的武斗使得铁路交通越来越不畅通了。朱文章希望在铁路交通完全断绝之前先回到他在重庆的家去，戴宁生当然只有和他一起同行去重庆。他们告诉了黄锡禄他们的打算，黄锡禄听后说：

“我们也打算什么时候去重庆耍。”

戴宁生说：“那你们和我们一起去吧！”

黄锡禄为难地说：“一时还走不成。”戴宁生无可奈何，他想，此一别，以后怕是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黄锡禄领着一群人把朱文章和戴宁生送到了火车站。彼此说了“重庆见！”就告别了。这真是个让戴宁生依依不舍的地方！他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正巧，黄锡禄也回过了头来。四目相对，戴宁生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感情一下像火山爆发一样流露在他的眼神里。黄锡禄看到后，狠狠地做了一个羞涩的猫脸。那是黄锡禄对他流露出的感情的回应，是一种抗议。戴宁生默默地站在站台上，等待着列车的到来，自贡站前那弯弯的铁路轨道就与那张狠狠的猫脸永远地深深地刻在了戴宁生的心里。那以后他就和黄锡禄失去了联系。

近半个世纪来，戴宁生从来没有忘记21岁的他在自贡度过的那一个多月的美好时光。1968年，他被关在西交大东二楼隔离时，他就此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后来1970年被关押在红庙坡第一监狱时，又就此写了一遍回忆文章取名“盐都行”。再往后，他想，她大概上山下乡了，不知去什么地方了？再往后，他想，她应该结婚了，不知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该生孩子了，不知有几个孩子？男孩女孩？是什么样子呢？到2008年他在美国意外从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好友刘红那里打听到自贡的持异议政见者刘正有，转而竟然在网上又找到了黄锡禄。

戴宁生通过刘正有不久就和黄锡禄联系上了。2009年5月底戴宁生到成都和四名四川老同学见面后，又一次邀请朱文章和他一起重访自贡。6月1日，黄锡禄带着她和丈夫詹沛鑫教授的二十多岁的儿子詹伟专程到成都，与戴宁生和朱文章一起乘长途汽车到了自贡。他们见到了许多自贡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刘正有，黄锡禄，黄锡禄的丈夫四川化工學院教授詹沛鑫，罗世模等十几人。戴宁生设宴招待了他们。谈起1967年春夏之际的事情，60岁的黄锡禄说，她一星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她不记得她认识过一个叫朱文章的人，也不记得认识过一名叫戴宁生的人。她压根儿就不记得她认识和接待过两名从西安交大来的大学生。尽管如此，自贡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还是以小城市人固有的热心，盛情地接待了朱文章和戴宁生。毋庸赘述，戴宁生和这十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有着天然的政治上的友谊。两天后，朱文章和戴宁生乘火车离开了自贡去朱文章重庆的家了。四十多年前的1967年6月中旬，戴宁生和朱文章沿着那弯弯的铁路轨道离开了魂萦梦绕的自贡，来到了山城重庆朱文章的家。四十多年后的2009年5月底，自贡火车站没有多大的变化，那弯弯的铁路轨道和留在戴宁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