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0）
蟠龙原来是一个小镇，因蟠龙汇得名。蟠龙汇是吴淞江五条主要支流之一，也算是青东地区联通上海市区的一条主要水道。在陆路交通还不甚发达的时代，蟠龙镇一度很繁荣。但此时已经完全萧条下来了。不过，从十字架型的街道、而且部分街道还铺着花岗岩石板的设施、街道两旁商店型的建筑，可以想见当时小镇上的商业也有一定的规模。那天我们从徐泾公社所在地背了行李沿小路步行三里多来到蟠龙，住宿被安排在蟠龙大队部的一栋两层楼上。这楼一面临街、一面临水，四开间门面，东西两厢房，一间是大队会计室，一间是大队部库房。当中一大间有一木楼梯上楼。楼上格局与楼下差不多。中间一大间，放着一张硬木的八仙桌，有十来条长凳，是大队的会议室。两边的厢房，我们三个男的临时工住了西厢房。那是狭长的一间统房，最多可排五张单人竹榻大小。东厢房同样面积，但中间用板壁分隔成了南北两小间，有门可隔断，但住北小间的人进出都要经过南面的小间。这两个女的就住了里面北边的小间。老曹则因为老婆在蟠龙镇卫生所当护士，家做在卫生所后面的楼上，他就住在自己家里。据我看，这楼可算蟠龙镇上最好的楼了，只不知解放前是做什么用的。
不久，县血防站副站长钱国玺也来蟠龙“蹲点”。开始，我们以为他会住到我们房间来。说实话，有个当领导的住在一起，我们说话行动很不自由，因此心里都有点不欢迎。不料他竟不住我们宿舍，而是住到东厢房外面的半间去。我们想：这样住法，那两个女的在里边半间，出入都要经过钱副站长的房间，岂不是很不方便？不过，那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想的问题也仅到此为止，反因钱副站长没有住到我们房间来而窃喜。钱副站长与我们同住一栋楼上，一般不下乡他都呆在自己房里，关着房门。那两个女的当然也在里面。他们在里面做些什么，我们概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有时下雨天或白天开会后来不及下乡，还有晚上睡觉前，钱副站长也会来我们房间转转。他每次来常见我在看书，有时就问我看什么书。我将书的封面给他看。也有几次他看见我坐在房门口一张写字台边练写毛笔字，他也不来打扰，站在我身后看看就走了。他见我不浪费时间，学习勤奋，似乎很赞赏。但一次看见我在看《红楼梦》，他就皱眉头了，说：“你怎么看那样的书？”那时候有不少人仍认为《红楼梦》谈情说爱是淫书，有“少不看《红楼》，壮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说法。我只好辩解道：“毛主席也提倡大家要读《红楼梦》，还要读几遍呢！”于是他也不说什么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宽容的领导，待人的态度也温和有礼。那时，我还不清楚他的革命经历，因何当了血防站的领导。后来才约略知道他是中药店学徒出身，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就参加了政府工作，并入了党。在来血防站当副站长以前，当过县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钱副站长在蟠龙蹲点数月之后，突然回县站去了。当时我们也不在意。反正当领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都是如此的，难道还要向我们群众说明一下？但不久孙龙璋从蟠龙大队干部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大队会计向县里什么部门写了一封信，说一个男的与两个女的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不妥，才怀疑钱副站长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才突然回青浦去的。后来到了“四清”运动，站里果然有人写信给“四清”工作队，反映钱副站长有男女作风问题，要求工作队查明真相。但工作队似乎没有理睬。直到文革“一月革命”时，钱副站长在造反派的追问下才承认自己确实与那两个女员工中的一个有婚外情。
徐泾地处青浦县最东边，离上海市区最近。初到徐泾，我感到很新奇，同属一县，也有很大差别。首先是我发现这里的土壤和种植的作物与我家乡有所不同。这里的土壤是壤土，土质较松，耕作相对比较容易；不像我们青西土壤粘性大，属粘土，耕作要花大力气。这可能与这里的地势稍高有关。我观察这里的河道，堤岸露出水面的高度一般要比我们那里的高二、三尺。因为土壤不同，种植的农作物也就略有不同。徐泾的农作物除了水稻、小麦，还有较多的棉花、玉米和蔬菜地。而种植棉花、玉米、蔬菜，劳作的艰苦程度比种水稻要轻松得多。我看到很多妇女在棉花地、蔬菜地劳作，她们连鞋袜也不用脱，身上乾乾净净。这与我们那里农民的劳作情形大不相同。水稻田劳动常须赤脚。尤其夏天“双抢”，拔秧、种秧和耘稻的主力是妇女，人弯腰站在水田里，田里的水烫得你要跳起来，几天下来手脚皮肤皆溃烂，却还不能休息或调其他工种调剂，必须坚持到“双抢”结束，苦不堪言。
我又观察到这里的河道虽然也很多，但大多比较狭窄，而且河道里种满了一种叫“花生草”的水生植物。据说当地农民是用它来做猪饲料的。因为河道窄，又种满了花生草，水流速度就不快，因此这里的水质远不及我们青西的好。而这恐怕与这里钉螺大片繁殖也有关系。另外，我又观察到因为河道窄，这里的农民喜欢用鱼叉叉鱼。因为他们只要站在岸上就可叉到鱼。这与我们青西农民常用罾、网捕鱼不同。所以这里每户人家几乎都有大小不同的两三把鱼叉。
因为河道里长满了花生草，因为这里的农民喜欢用鱼叉叉鱼，我刚来蟠龙不久这里就发生了一件惨事。就在蟠龙镇后面，有一户农民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一天在大人不注意下小孩走出门去掉在了家门前的河里。当时小孩父亲刚从地里收工回家准备吃中饭，见到家门前水桥边的花生草在激烈地抖动，以为下面有大鱼，心中大喜，急忙回家取了一支大号的鱼叉来，对准抖动的地方猛力一叉扎下去，他感到叉到了东西，怕大鱼逃掉，又用力向下摁了几下，以为这下鱼再大也跑不了了才将鱼叉提起。结果一看叉到的竟是一个小孩。这下吓坏了这个农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急忙把鱼叉拔掉，送蟠龙镇上的卫生所，已是不活了。听说这个小孩的母亲听到消息当场就疯了。这真是一个人间惨剧。而这个水桥就在我天天要去金联工作经过的一座小石桥的旁边。所以每当我经过此桥就要想起此事。好几次我想，小孩掉入河中还在动，说明还没有死，若这个农民谨慎一点，先想到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会不会是他掉在水中，仔细察看一下再叉鱼，说不定他儿子还有救。因为贪心太甚，利令智昏，结果造成了父亲亲手扎死儿子这样的悲剧。由此看来佛教提倡“不贪”、“不杀生”，宣扬“因果报应”说，也真有一点道理。人不能太贪心，也不能杀心太盛。人想长命百岁，鱼何尝不也想活得久点？这件事虽不一定就是因果报应，但我们任何人都应时时用它来警戒自己。因此之故，我对这里农民用鱼叉叉鱼的习惯也很不喜欢，觉得一样捕鱼，用叉叉鱼对鱼来说太残忍。这事因多年不忘，顺便一记。
与青西农民相比，徐泾农民的生活有较多的现代化的“洋气”。在那个时代，自行车也是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即使青浦县城里，除了公家单位有自行车，私人拥有自行车的还非常少。而徐泾的农民几乎家家有自行车，有的还不止一辆。这种车大多是自己用自来水管焊接组装的，没有“永久”、“凤凰”等品牌车漂亮，但更牢固，载重量更大。这里有专门的工场帮他们做这种车。为了方便自行车行驶，这里的田间小路、沟渠堤岸的缺口，或做成拱顶，或用一条木板连接，免得行车者为过缺口而常常停车。农民中有许多骑车高手，行李架上载重数百斤，他们也能骑了在小路上行走。这与我们家乡青西地区正相反。我们那里陆路不畅通但水道交通很方便，驾一叶扁舟可四通八达。很多圩田四面都是水，去耕作也必须用船。船在青西地区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生产工具。因此无论男女老少个个从小即会架船。当时上海爱华沪剧团正在上演沪剧《芦荡火种》（后来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据此移植改编），这里的男女青壮社员就一批批结伴去上海市区看戏。他们预先托人买好戏票，到那天提早一点收工，梳洗打扮一番后骑自行车去市区，单程不用二个小时。看完戏半夜再骑车回来。我第一次听说时惊奇不已，觉得这样的“洋化”生活青西农民是想也不敢想的。
生活方式反映了经济水平。无疑，徐泾农民的经济水平比起我家乡来要高上一截。因此我还研究了一番徐泾农民相对富裕的原因。据我观察，这主要得益于他们那里蔬菜地较多。因为同样一亩地，种蔬菜比种粮食的经济收入要高许多。而种蔬菜的所以收入高，是因为政府收购蔬菜等“经济作物”的价格相对要比粮、油、棉都高。这样，同样是背朝黄土干“修理地球”的活，蔬菜地区的农民就要收入高一些。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商品“价值”的秘密，共产国家似乎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价格”差距。但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政策。我还听说：上海市政府为了保障市区居民的副食品有稳定的供给源，还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国营的蔬菜公司都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生产队按蔬菜公司的要求种植不同品种的蔬菜，收获全部由蔬菜公司收购。价格预先就议定，生产队不用担心因收成好货源充足而跌价。相反，如果这一季收成不好，货源紧张，价格还可随市场供需的变动稍有浮动。这比种植粮食、棉花、油料作物，收入更有保障。因为国家收购粮食、棉花、油菜籽的价格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种植蔬菜收益高，听说在分配蔬菜种植面积时，上海郊区各县、各公社的领导都会尽力向上级争取更多的配额。徐泾蔬菜地多，得益于地理上的方便。相对于全县其他公社，徐泾最近上海市区。市区有数百万居民，还有每天进进出出百万计的流动人口，天天都需要大量新鲜的蔬菜。而为了运输方便，市政府在选择蔬菜基地时自然以越近市区越好。听说比徐泾更接近市区的上海县，那里的蔬菜地更多，农民的收入也更高。在我们青浦县，一般种粮食的地区，年终分红一工一般在四、五角，五、六角；徐泾蔬菜地多的生产队分红高的可达八、九角；而上海县有的地方分红最高的，听说一工有二元多人民币的，赶上并超过了工厂工人。这样看来，决定一个地区人民经济收益高低的原因，地理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将人区分为贫富两类，将穷人贫穷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被剥削，看来那是片面的。
徐泾的农民相对富裕，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大量蔬菜地，是因为他们近大城市有地理上的优势。然而据我所知，过去青西的农民好像也不穷啊！徐泾农民有自行车；而农业合作化以前，青西很多农家有自备的船只。船只在青西是重要的交通和生产工具，举凡出行、去田里劳作，装运东西，没有船只简直寸步难行。而一只木船的代价要高过一辆自行车远甚。还有，我观察到徐泾农民住草屋的很多，而青西地区农村住瓦屋的多，住草屋的少。按理，青西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建草屋不缺材料，而且建造草屋的代价要比瓦屋低，似乎青西应该有更多草屋才是合理的。所以这种状况是否反映了过去青西地区的经济水平其实并不比徐泾差呢？徐泾的社员可以骑自行车上市区看戏，青西的农民去上海没有那么方便，但也自有他们的娱乐。我记得我家乡那个小镇“解放”初期还很繁荣。镇上居民六、七千，大小店铺、作坊不下二、三百家，即茶馆也有十几家。农民上街办事趁便上饭店吃顿饭、去茶楼喝喝茶是很平常的事。近镇农民还有喝早茶的习惯。他们天不亮就聚到茶楼喝茶，相熟的人坐在一桌说说新闻、聆聆“市面”，喝饱了早茶再回去种地。镇上有两家专唱评弹（俗称小书）的书场，听客大多是镇上的居民；还有好几家茶楼一到下午则有说大书（也叫农民书）的节目。我记得上海评弹团著名的说大书演员唐耿良就来练塘说过《三国演义》。这些听大书的听客大多就是小镇附近的农民。有一些喜欢听故事的年长农民，只要家里走得开，上午田里做一会活，吃了中饭就赶到镇上茶馆听大书。又：逢上农历初一月半寺庙道观烧香日子，很多农村妇女会成群结队地摇了船来烧香拜佛、捐香油钱。船只之多，常常将横贯全镇的市河河面塞满，岸边的泊船位不够，有的地方要重叠泊二、三层。我想，所有这些茶楼饭馆庙宇，都是需要经济来支撑的。如果青西地区农民的绝大多数一贯是贫穷的，很难相信会有那样繁荣的市面。所以综合以上几种因素后，我认为青西的穷，是后来穷下来的。
那末青西的经济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衰落下来的呢？就我自己亲眼所见，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是一九五六年实行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原本私营的商家店铺裁撤的裁撤，合并的合并，使原本有几百家商店的小镇只剩下几十家，这样市面很快地就萧条下去了。但这仅是表面原因，因为公私合营是全国性的事情。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穷。（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政务院颁布粮食统购统销命令。但具体落实政策并在农民经济上反映出来，要到一九五四年。）不过，这个原因我是在好多年后才弄明白的。文革以后陆续有经济学家批评中共的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政策。为了筹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中共一方面在全国实行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另一方面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压低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尤其是强迫低价征收“余粮”制，严重地剥削了广大农民，使农民普遍地陷入穷困。当时国家卖出的大米每斤一角三分六，而稻谷的收购价在八分多不到九分。如果去掉谷壳、麸皮分量，加上加工运输管理损耗各项费用，国家在粮食买卖上是不赚钱，甚至倒贴的。但这只是表面的帐。实际上，政府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民的“余粮”，使农民原本就低得可怜的收入被压榨得几乎干枯。据中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一九六五年全国稻谷平均亩产还只有三百九十二斤，卖给国家只值人民币三十三元左右。上海地区的粮食亩产虽比这个平均产量高一些，但据我曾在农村工作所得的印象，一般也只有五、六百斤。去掉种子、肥料、农药、灌溉电力等费用，种一亩地粮食的实际收入低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而当时买一双胶鞋也要人民币二元多，扯一尺布，便宜的要六七角，稍好一点的卡叽布要一元多。试问他们哪里还有钱上茶楼饭馆？低粮价整体地压低了农民的收入。政府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易的剪刀差中获得巨额的利润，保证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这还仅是政府从统购统销中获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低粮价也稳定了低工资制度。民以食为天，只要城市居民有低价粮食供应，中共就不怕他们闹事。文革前十年，工人没有涨过几次工资。中共就是靠这些配套的政策，筹集到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受害的是全国人民，而受害最重的则是农民。至于徐泾那样靠蔬菜地获得较高报酬的农民在全国农民中只是极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