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汪精卫， 这个汉奸令人惋惜（上）》）
今天一提对日抗战，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论持久战》，史学知识更丰富一些的，还会想到白崇禧1938年 武汉军事会议上阐述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倭人打持久战”， 这个战略其实就是毛持久战的精炼版，这个方针一经提出，就被蒋公采用为抗日的最高战略原则。
但 所谓对日持久战略，固然不乏深刻的洞见， 但也并不像许多毛 fan 想象的那样神圣和神秘，以为有此一着，就已经智珠在握、立于不败之地。 弱国对于强国进攻， 持久战其实是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算不上是什么独得之秘。 具体到对日倭采用持久战略， 也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李鸿章时代此说的理论框架就已基本具备。只可惜在那个时代，已经极度腐败和疲弱的清政府根本就不具备打整体性持久战的软实力基础。到了蒋时代，中国终于初步具备了打整体性持久战的软实力，但与日倭的硬实力差距，相对于甲午时代，不是缩小而是大大扩大了。
所以， 没有沉迷于英雄狂粉情结的人 就不难想明白，蒋公、老毛、白崇禧之流提出的“坚持持久战略则中国必胜”的断言， 不过是为了稳定军心民心、争取外援以及与日寇进行心理战的政治话术， 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笃定地胸有成竹、预见千里。道理再简单不过，一个主战派，当然要绝对排斥中国必败、或者胜败难定的任何宣传的。
换言之， 以抗战时期中日经济和军力上极为悬殊的差距， （上文已经论及， 绝对与满清与八国联军的差距有得一比！）当此之时， 倭寇如果有与成吉思汗、多尔衮类似的战略家掌控中日之战， 未必就不会重演清朝亡明、 成吉思汗亡宋之故事。
现在许多历史研究都认为，日倭在中国的失败， 根因是由于其战略的愚蠢， 日军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本有两条路可走：
一、不给中国以任何喘息时机，立即挥师南下，乘中国备战不足及动乱的时候一举攻略中国。中国正规主力军一灭，剩下的山沟游击队再英勇，也难支撑整个国家的法统。法统一失， 就失去了战略纵深，此时如果日倭在外交上向国际摆出软姿态示好， 很大概率上也会失去国际（主要是美国）支持，所谓“持久” 战也就很难再持续。因中国就整体而言素无狂热的宗教传统，奉行的一直是随遇而安的事大文化， 旧有的公权法统一失， 大家很快就会成为新秩序的顺民，这一点是不能与能靠民间力量把侵略者逐出的阿富汗等宗教国家相比的。 宋、明之亡国就是前例。
二、就此停战，休养生息，固守东北，待到时机成熟，策应德国夹击苏联，功成之后，再联合对抗美国。
日军如采取上述两策中的任何一策，都可保证其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立于不败之地。
但真实的历史上， 倭寇之战略权谋远非蒋公之敌， 因总是被虚与委蛇的蒋公耍得团团转， 日军进止就出现了多番举棋不定、 多番自我停滞， 蒋公乃借机更充分地深化抗日文化以动员民众， 并于西南秘密发展军工，购建大量德械装备，创建德械部队，加上他抗战前后持续维持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增涨，为八年全面抗战储备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及战略物资。于此可见，以 蒋公对中日抗战的贡献， 把他视为抗日的民族英雄并不为过。（ 蒋抗战胜利后政治统治思维也是独裁思维，虽远非毛泽东建政后那个量级，但性质相类。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反观日倭，因为其内部高层战略分歧一直严重，窝里斗得你死我活，所以它侵略中国实际上走出的是一条犹豫两端的蚕食战术，结果我庞大中华之地，就成了它无法消化、无法承受之重， 渐渐把它从一匹猛虎撑成了一个进退失据的大豆虫，而倭人犹然泯不知死， 以为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困境可以通过发动对美国的珍珠港偷袭而获解， 硬生生把强大无朋的山姆大叔拉下水，如此愚蠢做死的节奏， 终于让它“赢得了”只剩下挨各种胖揍的运命。 呜呼噫嘻，中华幸哉！ 倭寇以此而亡！
但上述种种， 在当时并不足以否定汪精卫低调俱乐部弹出“战则必亡”这个调子的某些合理性。 尽管抗战时期， 这种论调如果公开传播会涣散军心，应予严厉批禁，但如果把它限制于最高层的战争运筹圈，则汪 这种观念 与主战观点的碰撞， 也可以从反方面砥砺抗战将帅更周密更高效地制定抗日方略， 而不能一概简单地视为汉奸言论。
所以， 历史终于上演了汪精卫沦为汉奸这场悲剧， 在江天看来， 并不在于汪精卫的这种主张， 而在于汪精卫心中的认定的“济世”行为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
首先有一点必须肯定， 汪精卫建立伪政权，绝非因为他“怕死”。 拍死的人是不会以必死之心刺杀清朝摄政王的，而且，汪精卫的叛逃过程， 也远比他待在重庆当他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副主席危险百倍， 因为此举一出， 蒋公就有了公开追杀他的理由， 事实也是如此， 他叛逃河内期间，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地临时与他的秘书曾仲鸣换了房间， 他就得命丧当场，哪里还有什么之后的汪记南京政府！
所以汪精卫叛逃这一断然之举， 应该有两大动因 驱使 ：其一是为了实现汪精卫所认定的“济世”情怀：汪倾向于认为在当时的国际与军事实力对比下，全面抗战只会让人民遭受更大磨难，而结局终将是中国之战败甚至亡国。出于此种判断，他自认为把自己置于敌占区，从内部与日方周旋，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占领区的暴行、保护的平民生命与秩序——在他心目中，这是另一种“救国”的路径。其二则与其个人政治上的失意有关：汪叛逃之际， 已经处于权力场受挫、被蒋介石边缘化的政治态势，蒋汪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历史种种已经证明汪斗不过蒋， 这让自视极高、资历更深的汪精卫极感苦闷， 奈难接受自己成为“时代弃子”，他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汪从不缺乏）让他从未停止过另起炉灶、自成一统的追求，事实上他过去已经屡次这样做过， 这一次， 汪无疑又沉浸在以自己特有的“替天行道”的姿态证明自己的热切渴望中。—— 汪精卫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一次的标新立异， 为自己挣得的却是万劫不复的千古骂名。
而 历史让他披上汉奸恶名，掷 诸汪精卫个人的才具、情怀、历史和此前的功业， 虽十足令人惋惜， 但冠汪精卫以汉奸之名， 却并非历史的误会，而是因为他所认定的“济世”情怀是一种昏昧的错觉， 而他循之行出的也是地道的不义！这一点下次再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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