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是湖南浏阳人，1907年出生，2017年去世，享年110岁。她生前曾数易其稿，完成《黄慕兰自传》，2004年和2014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两次出版，内容十分丰富。本公号曾发表《黄慕兰的自传》，作过评介，但涉及向忠发被捕事件过于简略。黄慕兰是这一事件的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现补充介绍她回忆的相关内容——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钟，我和陈志皋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徐汇公学是一间监管很严的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后，曹一直继续在学法文，后来就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着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在心里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买馄饨当夜宵吃。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我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他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我说，我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恩来同志说：“如此很好。”离开前，恩来还表扬，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讲话的内容，又仔细分析判断，果断采取措施，而是跟着陈志皋去吃晚饭、看电影的话，那么包括他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就早都被捕受难了。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说：“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