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为我送行
自从1967年11月初胡风被带走后，我和他就断了音讯，他究竟在何处，没有人告诉我。我一直滞留在苗溪茶场，先是在劳改医院洗血绷带，直到双手手指溃烂，才让我改做针线活。三个月后，军宣队的连指导员送我回“家”。那两间和胡风同住过的家。已全被贴上了四川省人保组的封条。我被安排在隔壁大院的一间厕所旁七八平米大的小屋里。同时叫我开出窗前的一块土地，自种自食，算是劳动改造吧。场部每个月拨给我应得的粮食和一张肉票。看守我的是造反司令部的一个队长，他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占了两座大院，养了几十只鸡。我就经常一人在屋前看看小鸡刨土、捉虫、打架，倒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后来又陆续换了几个干部看守我，1969年冬，场部通知我要我到别处去。临走前夕，我向已被结合到革委会的前书记夫人提出，今后我的生活将怎么办？因为留给我的那存折上的300元，两年来已所剩无几了（在医院的三个月，我是自付伙食费而没有工作报酬的），到别处去我就拿不出伙食费了。这样，第二天书记夫人又通知我暂时不走了，等领导研究后再决定。我在那儿又耽误些日子。直到1970年8月底才正式向我宣布，在女二队劳动，按就业人员领每月21元的生活费。于是，我就到了山上女队劳动改造（他们说是锻炼）了。
到1972年底，我在这个苗溪茶场犯人刑满就业队参加劳动已经两年多了。正准备在此过第三个新年。一天，我们正在地里砍菜，队部在准备杀猪，大家心里都为新年那难得的好饭菜而兴奋。忽然，有人从上面传下话来，说队部叫我回去，有事情。我就赶快收拾好还未砍完的菜，背着背兜向队部走去。
我刚走到台阶上，小厨房的炊事员就向我叫喊了起来：“快去给我弄点细莱来！来客了。”看我不理他，就很不高兴地恶狠狠地说：“听到没有？快下去弄菜来！”
这时，我发现坝子里停了一辆吉普车。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那里除了队部的干事外，还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并问我，最近生活怎样，家里有信来吗？我一一做了回答。其中一位，可能是负责人吧，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们想调你去胡风那里，他不是已经70岁了吗？”
我点点头。
“我们看他年岁大了，想让你和他在一起，照顾他。我们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你回去收拾一下就离开这里。”
另一位干部问我：“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能告诉他们，我是多么地惦念着胡风想和他在一起吗？过去连他的死活都不肯告诉我！这时，我只轻声地说：“我没什么意见。不过，他在哪儿？我怎么去呢？”
他们说：“这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妥善安排的。一切你放心好了。”
队部的管教干事很和气地说：“那你回去吧，快收拾一下东西。”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叫我放心，可我真能放心吗？胡风到底怎样了？又要把我送到哪儿去？……显然，这不是恢复自由，而是转移地方。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宽慰的是，胡风还活着，他们还让我去照顾他，这才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走出了办公室。
小厨房的炊事员还在命令我去给他找菜，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回到住处，爬上了阁楼。这个20多人住的大房间，此时只我一人。我坐在靠窗的我的地铺上，望着我的箱子和被褥，还有一些乱塞在地铺角落里的零碎东西，心里乱糟糟的，真不知怎么整理这些东西。一些很旧甚至已经破烂了的东西，也得带走。谁知将来又会怎样呢？也许会弄得一贫如洗。什么都要考虑到的。我曾听说，有一个犯人被叫走时，以为自已是去办手续要释放，就将所有的东西都送了人，谁知却是去反省，几个月后加了刑又被送回来了，结果不但连吃饭的碗都没有，而受他东西的人睬都不睬她。这对我是一个教训。没有什么可乐观的，现今世事什么都可能发生，我要往最坏的方面去想。这一想，我倒有点舍不得我在这里刚刚建立起来的和大家和平共处的日子了。我曾在不平静的浪涛中漂荡，好容易小舟靠了岸，在这荒山中活了下来，现在我将再一次伴随着我的亲人去迎接汹涛骇浪。又悲，又喜，又惊，又惧，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我无心收拾东西了，只想倒头大哭一场！
已有人陆续下工回来了，有的从前面知道了消息，就来向我搭话，问长问短。我只好模棱两可地回答几句。有的人对我表示羡慕：“你熬出头了，可以出去了，我们……”有的还说：“你出去后定会恢复工作又当干部的。”我只好苦笑笑。
指导员来了，告诉我不必着慌，明天一早派人送我去场部。
这就是说，我还得在这里住上一夜。
我去打晚饭，炊事员对我笑脸相迎，给了我满满的一勺菜。他们都说：“不要忘了我们呵。”我说：“忘不了的，这儿的玉米粑粑多香啊！”不知怎么地，这时我一点也吃不下去。倒不是我一下子就变娇了，而是心里实在堵得慌。
我们蔬菜组的伙伴们差不多都回来了，大家在卧室里闹哄哄地。她们知道我要走了，就都拥到我身边，向我亲切地表示祝贺。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二三年，虽然有人曾对我不友好，但今天我对她们每个人都感到很亲切。这可能也是我吃不下饭的原因。这二十来个人，每人都有一部辛酸史。种种原因使她们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坎坷的命运甚至使她们的人性被湮没，其实她们都曾是为人妻、为人母的普通女人。在和她们长期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她们还有着不少善良的、真诚的感情，可惜那时的政策是刑满了并不能释放，因此她们仍是有家归不得。今天得知我要走了，她们当然以为我将一家团聚了。她们的祝贺我是理解的，也是感激的，只是我不能告诉她们，我的前途实际比她们的更渺茫！
这一夜，我在地铺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伙伴们的呓语声和各种声响，听起来是那么清晰，使我更睡不着了。周老娘忽然大声地叫着她儿子的名字，又嘟嚷地说着什么。我知道她在想儿子。她已经70多岁了，一心想回家同儿子相聚，我曾代她写过不少次家书。明天我将怎样安慰她？是不是再替她写封家书？这能使她今后睡得安宁吗？……
我朦朦胧胧刚睡着，就听到了喊起床的哨子声。我习惯地一掀被子爬了起来。等我将一天内唯一的四两米饭拿回房时，看到周老娘在门口站着。我很奇怪，她平日总是第一个独自上工的。原来她是在等我。我说：“要我写信吗？”“不，不是，我留下送你的。我就知道你会早走的，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干部吧？”我不好回答她，只将碗里的饭拨给了她一多半。我说：“周老娘，你给我打的草垫子你拿回去自己用吧。你待我真好。”
喂猪班的陈××来了。她快生小孩了。我曾答应她找几件破衣服给小孩做尿布的。这时我就找出来给了她。别人都在望着我清理，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派来给我背行李的人来了。他们每人抱了一件，还剩一堆东西就又找了个茶篓来一起装上。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都背走了。原来这是一个美差，背的东西不重，赶早到场部，还可以在那儿玩玩买买东西。我本来想叫同组的战××背一件，一路上可以和她说说话安慰她几句的（她和我一样是外省人，5个儿子的母亲，可是现在没有亲人认她了），但这已由不得我了。战××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走到大路。天上正在飘着雪花，许多去上工的人都向我点头含笑。一直住在工地的黄家婆赶来了，她高兴地握了下我的手，轻声说：“我特意赶来送你的，你将来过上好日子，不要忘了我们啊！”我说：“你好好保重，你也会有好日子的。最好提出回去探亲看看老母亲吧！”她听了我这话，黯然神伤，只默默地向我点点头，就走了。她是一个去台湾的国民党中级官员的妻子，今天这一握手，尚不失贵夫人的气派。这个和我同岁的能干女人，我一直不能忘怀。
雪越下越大，我一个人往山下跑着。路两边的竹林和青草被白雪覆盖，虽然不像北方的雪那样一片纯白，但是白里透青，尤其有红红的水杈子傲然挺立其中，分外显出色彩的悦目！空气是那么的新鲜，我一点不觉得冷，只是沐浴在这清新中，忘了自己不过是个转移驻地的特殊“犯人”，完全像过去一样沉醉在这难得的山乡美景中了。
到了场部，美景消失了，雪也停了。我被安排在场部的招待所里，一人一间房。送我的人将东西丢下早就走了，我清理了一下杂物，独自在那儿呆坐着。我已有五六年没到场部来，这招待所是后来盖的，过去没有。想起那个深夜，我和胡风来到这深山的情景历历在目，只是已如同隔世。如今，胡风，你在哪儿呀？
房门打开了，书记夫人带着一个矮个子干部进来了。她告诉我这是来接我的×干事。他客气地向我打了招呼，我问他什么时候能走，最好早点走。他说正在联系车子，可能很快，叫我不要着急。他还好意地告诉我：“张光人身体很好。”午饭时，书记夫人陪我去食堂买饭菜，并特地关照炊事员我不用排队。那两个老炊事员从窗口伸出头来，看到了我，点了点头。我们刚到场部时，我常来打饭买菜，是老相识了。
三天后，已是元日。我在这个苗溪茶场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7个年头了（1966～1973）。我一个人上食堂买了些过节的饭菜，索然无味地吃着。心里想着，我们的队里现在正分着麻辣鸡、炖肉和炸素丸子，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是用一年辛勤的劳动换来的，我的伙伴们现在正高兴地吃着、说笑着。可我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甚至不能和伙伴们在一起。那个来接我的人已不在食堂吃饭了，听说他先走了。那么，我还要在这儿住多久呢？日子可真难捱啊！书记夫人曾严肃地嘱咐我，不要一个人出去乱跑。我就只好在房里看那仅有的一份《四川日报》和呆坐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书记夫人把我叫去，说是要清理胡风的衣物，原来是要没收他的衣物书籍，所以要将我的东西拣出来，每一件都要写上清单。这是怎么一回事？1965年判决书上并没有没收胡风财物这一条啊。这时，我当然不好发问，但我多了个心眼，尽可能多要点东西算是我的。我要冷静地应付这不合理的决定。我提出，有许多书籍应该属于我。如《鲁迅全集》有一套是许先生送我的；马列主义方面的书是我要学习的；有些外国作家的名著是我买的，上面有我的签名，……他们只好答应了。衣服，则说是旧的可以给胡风。那我也尽可能地多要了几件。其实说来也可怜，胡风实在没有什么家当，只有一套解放后我为他做的西服是新的，还值几文钱。还有许多零碎东西，我真不想要，但又不允许我将它们留下，就只好一起归我，由我带走。
听书记夫人说，这里要开三级会议，招待所人多不够住，更急于要送我走。但那边又不来人，最后只好由场部派车了。
一天清早，所有的东西装上了一辆大卡车（书籍没有装）。书记夫人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公安制服，坐在司机这边。有一家人硬要搭车和我坐在后面，但那里已坐了两个解放军，实在坐不下了。这样，就发生了纠缠不清的纠缠。那家属在争吵中甚至说：“犯人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我听了心里一阵酸楚，他们拦住车不让开。那男的还是一个队级干部呢，也和他家属一样不讲理，硬说他老婆要赶回乡下去，非坐这车不可。书记夫人的威风也使不出来了。这场闹剧耽误了我们两三个小时，最后让他老婆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孩上了车，他和三个大的留了下来，我们才能开车。
汽车飞快地向山下冲去，芦山县城一闪而过。可惜这次没能见到那年深夜来接我们的姜场长和别的熟人。当然我没有告别的资格，但我在心里还是向这我住过近七年的山山水水告别：“再见了，再也见不着你们了！我在此逝去的年华！”
到成都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住进了公安厅的招待所。
我和书记夫人在食堂吃饭时，那位家属也来吃饭了。书记夫人说：“你一个人。孩子呢？”“他睡了，我才赶快来吃。”书记夫人有意地说了一句：“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不方便！叫你等两天全家一起走多好啊！”她不敢顶嘴，只低着头吃饭。我买了一个肉菜一个蔬菜，但吃不下，只吃了几块瘦肉，书记夫人也不能吃。我就将剩下的都拨到那家属的碗里，说：“你带孩子，多吃点吧！”她感激地对我笑了笑。我心里舒服多了。
第二天一早，冒着毛毛细雨我们就动身了。车上除了两个不带枪的解放军外，添了一个小青年。这是公安厅一位干部的亲戚。那个家属留在招待所了。车开到成都郊外，开始下大雾，几米以外几乎看不清路。车开大黄灯慢慢地前进。不久又下起了雨夹雪，路滑得很，司机不得不下来在轮胎外挂上铁链条。这次行程真困难啊！我坐在车上，任雨雪淋着，眼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路，真是只有雪花在为我送行。
天快黑时，到了南充城。那青年高兴地跳下了车。向司机叔叔、书记娘娘道了几声谢就消失在人丛中了。可我们还得等渡轮。渡到对岸，直到八九点钟，才开进了第一监狱的大门。我心里一惊，以为是到了地方。但是司机叫我们下车，要我们好好休息，说明天一早还要赶路。还要赶路？那赶到哪儿去呢？
在门外的会客室里等了好久，监狱的书记才从家里被叫了出来，把我们让进了里面。知道我们还没吃晚饭，他又忙着张罗饭菜。吃了顿很简单的面条后，司机和解放军走了，留下了我和书记夫人。这监狱的书记将我们送到客房休息。因为惦记着第二天要早起，直到1点多我才睡着。刚5点，司机就来叫我们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
在这大监狱，我没有看见一个犯人。早上监狱书记陪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才看清，脚底下是水泥的小道，四周是花圃，还有凉亭。那个书记是河北省口音，看去有50多岁，和我们的书记夫人似乎是老朋友，他们谈得很热乎。他又特意转过头来问我：“昨夜休息好吗？吃饱了吗？”这么和蔼的问话，使我不得不向他表示谢意。我用普通话回答他说：“很好。我十分感谢你的招待。”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的话语和态度，都使我想起了那位姜场长。
这该是最后一天了。但天气仍然是雨夹雪，道路泥泞得很。又正值赶场天，人特别多，中午只匆匆在路旁面馆里吃了碗肉末面。下午5点多，我们到了渠江边排队等船摆渡。好容易进了渠县界内，正不知往哪儿走时，忽然从旁边车上跳下几个人，向我们司机问话。跟着，他们就跳上了车。一个为司机带路，另两个跳到后面，挤到我旁边来代替了解放军的位子，似乎是来接管我的。又走了好久，总算开进了大竹县第三监狱的大门。书记夫人和两个解放军下了车，我仍在车上，由司机向旁边小道开去，在一小门前才停下叫我下了车。
拐弯抹角地引我进了一处小院，有三四间平房，大约是办公室了。知道我还没吃晚饭，就有-一个负责干部给我端来了一碗米饭和一大盘水煮洋白菜。饭是冷的，菜也没味，我只扒了几口，就放在一边了。好半天也没人来过问我。最后，书记夫人由一个女干部陪着进来了。她一看见桌上的饭菜，就很歉意地说了一句：“忘了叫你和我们一道吃晚饭了。”又说：“明天我要回苗溪了。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没有。”“那你就放心好了。留在那里的书籍，我们会妥善地按政策处理的。”打过招呼后走了。我想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女干部留下来陪我。她好像随便闲聊似地问了我一些情况，从家庭到个人学业，这几年的经过等等。我想，这大概是客气的审问吧。就毫无保留地一一向她交代。
那位负责干部进来领我到住处。那是一个小院，有三个房间，小天井被五六米的高墙隔着。房间两面有窗，光线可能还好，只是窗上都有着粗铁条。只要把房门一关，就是一间小牢房。我要开始领略铁窗风味了。
我们的东西已放在那儿。我们住中间的一间，大床已安上了。再旁边那间是厨房。干部说：“你今天将就睡一夜吧，明天再好好安置。”
我实在太困了，就将铺盖打开准备睡下。干部又进来，给我提来一个尿桶，又拿来一暖壶开水。他并没有把小院门关上，看来我还没被当作犯人。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又冷又饿，匆匆倒了一杯热水喝下去后，才感到身上暖和些，胃里也好受了。
躺在床上，我的眼皮沉重，眼睛发涩，但就是合不拢眼。关了灯，后窗的铁栏杆就像张开口的魔鬼的獠牙，那四面高墙也直向我挤压下来，真使我害怕！我的亲人他又在哪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可是还见不到他。他们为什么，什么都不同我说？他怎么了？还有没有这个人啊！越想越担心，心惊肉跳地，实在无法睡着。
真的是他吗
天刚亮我就醒了，几乎以为是在做梦：怎么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抬头看到窗上那粗铁条，才记起了昨晚的事。
听到外面有声音，我赶快起了床。门外放着一桶热水、一碗米饭和一碗煮洋白菜，和昨晚一样。我勉强吃了点，看来这儿的伙食比就业队的差多了。我不敢出去随便走动，就坐在床铺上望着铁窗发呆。
不知是什么时候，那位曾到苗溪来过的干部来叫我了。我随他走到昨夜曾在那里坐过的办公室，只见一群人围着火盆取暖，有一个背影很像胡风，尤其是身上那件黑布棉大衣很像是我做给他的。只听他们说：“我们考虑你的岁数大了，需要人照顾，已经将×××调来了。今后你们两人在一起生活。这都是政府对你的特别照顾，你可要加强思想改造啊……”
那黑大衣转过了头，偷偷地瞄了我一眼。是他！真是他！但一点过去的神采都没有，简直认不出他了。我呆呆地立在门口。这时，那位负责同志对他说：“你就和她一起去吧。”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背，看去比我都矮了。他的行李在地下放着，他只茫然地望着，干部们也都尴尬地望着。我一鼓劲就把它背起向小院走去。好一阵他才跟随干部们进来。干部们又是一番嘱咐，他只是双手垂直地听着。他们走了，他仍在阶沿上垂手而立。
一向挺直腰杆，轩昂豁达，压不倒摧不垮的我的亲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儿？我真不敢相信面前这人就是他。
“你怎么啦？坐下来吧！”我这一句话，他听后好像大梦初醒似地，望着我：
“你真的来了。唉！这怎么得了？你不该来呀，我没有叫你来呀！怎么得了？……”
我没法理解他的话，只有睁大眼睛望着他。
忽然，他抓住我的双手，用哭声说着：
“我该死，我该死！我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快要死了！我对不起你呀！——”说着就向我跪了下来。“你知道他们定了我什么罪？滔天大罪呀！什么重罪都加在我身上了，我承担不了啊！你这一来，可更不得了啦……我害了你啦……”
他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话，不但吓坏了我，也引起了我莫大的悲痛：好生生的一个人，几年不见就被弄成这样了！我忍不住俯在桌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窗外站着一位干部，他将胡风叫了出去。这时，我郁积在心头的悲伤和恐惧就像开了闸的河水都涌了出来，眼泪痛痛快快地直往外流。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了。只听得干部说，“还没有领到粮食，先给你们一把挂面吧。张光人，你可不能再吓着×××了。”
他“唔，唔”地答应着，垂手站在一边，直到干部走了。
看着他那样儿，我很不忍心，就赶快擦干眼泪，拉他坐下。一边就忙着升火做饭，因为已快12点了。我想起带的有鲜鸡蛋，就在挂面里卧了鸡蛋，作为久别后我给他做的第一顿饭。我想，他会高兴的。谁知他端着碗只是望着，不敢动筷子。我推他叫他快吃，趁热快吃。他却胆怯地说：“我不能吃。这不是我吃的东西。将来会斗我的。”我忍不住生气了：“你大胆吃吧，要斗你我担着！”“真的？你承担？”我用力地点了头。于是，他就迅速地，像过去一样地将一碗面吃得精光。
我忙着收拾东西，布置住房。他坐在一旁，连看都不看，像一段木头。我叫他帮忙，他只向我摆摆手，好像是在专注地听着什么。最后，我将床铺好了叫他睡午觉。脱衣服时，我才发现他全身的衣服都已破烂：棉衣袖子烧得乱七八糟，呢制服的袖子被扯烂了，毛衣的袖子就完全没有了。可能是由于寒冷，双手筒在衣袖里，缩着头更暖和，过去两颗闪闪放光的眼睛现在只是耷拉着，连瞳仁都看不见！这副形象可真像是从哪个破庙里走出来的可怜的老乞丐！我的心抽搐着。
等他睡好，我就开始翻捡我从苗溪为他争取来的衣物。我要让他穿整齐，我要让他穿暖和，我要使他活得像个人样儿，我不能让他……这时我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泪。
下午，我烧了水正帮他洗头，监狱长来了。胡风连擦都不让我擦干，就一下子站了起来，恭敬地垂着双手。倒是监狱长很和气地说：“坐下嘛，把头擦干。”然后我又将刚找出的帽子给他戴上，他却像被火烧着似地立刻把帽子取下。监狱长又说：“戴上吧，不要着凉。”然后问我：“安排好了？有什么需要，可以向Y干事提。”他指着给我们拿粮油来的干部说：“今后你要对他们的生活多关心点。”就很客气地走了。
他一走，胡风又赶快把帽子取了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戴帽子。他说，犯人不能戴这种干部帽，要将帽檐剪去，还有，不能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也要将口袋剪去。我说：“你呢子制服上的口袋不是还在吗？”他说：“哼，你不知我为它吃了多少苦头？同牢的犯人就常常因此而骂我，甚至……”他不往下说了。
我感到他经历了一段很不寻常的生活，但还是尽力宽慰他：“现在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不必怕。”
可是，到晚上，我就儿乎拿他没办法了。先是坐在床上不肯睡，不久就惊慌地说一会儿就有人来叫他，“你看，门都没关。”我说：“昨夜就没关，你安心睡吧！”“真的？昨夜就没关？”这样，他才睡下。开始还不敢脱衣服，硬说半夜里会来叫走他的。
半夜里，他一下就坐了起来。我被惊醒了，按住他没让他跳下床。只见他两眼发直，嘴歪扭着，全身哆嗦。我怕他倒下，就抱住他，用手抚摸着他的大额头。他仍然在哆嗦。我将他的头放在自己怀里，像哄孩子似地安慰着他。慢慢地他才安定下来。不久，他似乎清醒过来了，第一句话是，“真是你吗？不是在梦中？……太可怕了！”我说：“今后我一直陪伴着你，你别害怕。”“能这样，就好了。”
他的这种种表现使我既难过又困惑，使我想起陀思妥也夫斯基。过去，在秦城十年后见面，他都还是那样地镇定坚强，怎么这次刚五年多就将他从肉体到精神都击垮了！不，不！我不能让他这样下去，我要让他从肉体到精神都恢复过来！
清晨，我睁开眼，就看到他已穿好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房门口。我只好跟着起床，其实我还想再睡一会儿的。
早饭，我又给他煮了两个荷包蛋，放了几勺蜂蜜。他先是对我直摇头，后来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吃完后还倒上了开水，连涮碗水都十分珍惜地喝了下去，这我是能体会到的，这几年外面糖不好买，他可能有好几年没吃着糖了，他又是爱吃甜食的。饭虽吃完了，但他还是责怪我：“给别人知道了，要开斗争会的。”我没有理他。
慢慢地，我摸着他的一条规律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尽可能让他吃好睡好，他也就听从了。但就是这样，麻烦还是不少。
他要我为他缝一床被子，还得用蓝布做成套子，他说，这样看不出脏。又要我做一双厚棉鞋和一件厚棉衣。这些我都答应了。但他催得那么紧（尤其是棉被），我就弄不懂了。无奈，只好准备做吧。
等我将他的那包铺盖打开一看，可真令人心酸啊！这几年他是怎样过冬的啊！带他离开苗溪时，我们都充满了乐观，所以特地给他缝了床红绸被面。现在，那被面被里都成了破渔网，连棉絮都破了好几个大洞，用点破布补着。原先的那块灰包袱皮和包铺盖的粗布就勉强做成了被面被里（后来他告诉我，还是他的那个记录××帮他做成的）。看着这由于寒冷死命地裹扯成一个个大洞的破被子，我的心都碎了。
找了几块蓝布，给他重新做成了一床被子。他这才安了心。他把铺盖打好，每天都在天不亮时就起床坐在铺盖上。一直等到我叫他吃早饭，他才把铺盖偷偷地放到床角。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总是说，得到通知要他再回大监去。平日除吃饭外，就一个人端坐在书桌旁，苦思冥想，有时想一天，有时想两三天。然后开始写交代材料。写完了，就匆匆走出小门，交到办公室去。这样似乎是安心了，但仍是端坐在桌旁，再想再写。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在他交出之前，拿来看了。他很不高兴。我说：“你写这些干什么？什么启示、启示的？现在又不搞迷信。你的事早已交代完了，刑也判了，还有什么？谁启示你让你胡思乱想，交代这些没有的事？你一天到晚坐在屋里，怎么能到外面去放毒，使城里人生病？简直是笑话！不要写了！”
“你，你知道什么！人家怀疑我是罪大恶极的大坏人，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你不晓得吧！说出来会把你吓死，你的丈夫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了……”
什么罪名？怎么来的十恶不赦？我要问个清楚。他这才慢慢地告诉我：
“那是1970年春节的前夕，我住在成都的看守所里。忽然，老冷来通知我，说要送我到别处去。一上汽车就给我戴上了铐子，两个解放军押着我。我从窗缝里往外看，走的都是山路，心想，可能送我到西安晓谷那里去罢。谁知第一站就是南充四川省的第一监狱。那里没让我留下，送我到拘留所。这时已是夜晚了，一间大屋里地铺上睡了许多人，一看到我进来，就蜂拥到我身旁，问是哪里来的，什么案情……问个没完。
“一个小青年还说：‘前不久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也在这儿住过，自称可以使全国人都有饭吃，后来对他用了刑，连造反派都说没有见过这样不怕死的人。’又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来到我身边，他的手用绷带吊着，说是给打断了骨头。
“你知道吧，这一切都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解放军给我送来了晚饭。是一碗白饭，筷子插在米饭上，连菜都没有。好像喂狗一样。第二天一早，叫我上车，就连早饭也没给我吃。中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下车去吃饭了。半天老冷才来，说：‘你早饭没吃，多给你二两米饭。’算是给了一大碗饭，一点菜。
“当天下午到了这里。第一夜就是住的这小院前边的一间屋里，给了我一碗饭和一碗白菜。第二天还是一样，但是不给水。我问他们要，就是现在负责的H干事，只这样回答我：‘等一会儿，喝水的问题就会解决的。’
“12点半，把我带到大监。两个从成都来的干部，说是四川省人保组的，向我宣读了判决书。罪名是两条，一条是在改造期间书写反动诗词，另一条是在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因此改判无期，不准上诉。判决书没给我看，他的话我也听不大清，但是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说，‘决不上诉，叫我上诉我也不上诉。’这样，就将我收入大监。”
“噢！原来又改判了！就只是这两条罪名？”
“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过，1969年我14年刑期满了时，我曾同老冷说：‘我刑满了，该释放我了。’他故意表示惊讶：‘什么？你已刑满了？我们不知道。你打个报告吧！’我就给军管会写了报告，说已刑满，请求释放，我还有点钱可以先出去住旅馆，等梅志来后再安排生活。不久，军管会就来人找我谈话，说我可以给中央写报告，不管写给什么人他们都给转。我却说：‘这是你们的事，我不写。’”
“噢，原来如此！你真是糊涂呀，1969年外面正乱得很呢，你出去让红卫兵造反派知道了还得了？你呀！你呀！”
后来我又问：“你怎么又写起诗了呢？”
“是这样的。他们把我从苗溪带出来后，又送到了成都，住在一所大院里。我一人一间小屋，有一个小卫生间。那院里像这样的小间可能有好些间。一日三餐有人推车送来，生活倒也还好。就是心里憋闷。虽然听得到人声，甚至街上的大喇叭声也能听见，可整天就是我一个人。于是，就像在秦城时那样想起吟诗来解愁闷。这次，他们没把墨水和笔收去，可是又不给我纸。我就把诗写在报纸的边上角上，但是都给老冷搜去了。我裁下来藏在鞋底里，也被他搜去了。一次，我写得兴起，就在报上主席像的空白处写上了诗，当然又被搜去了。这是阴谋啊！就是为了给我加刑改判的。他们不相信我，有人在陷害我，这不得了呀……”
我看他越说越害怕，忙用别的话来岔开。但他还是继续说：
“你听！”这时后窗外有人在咳嗽。“这就是给我的启示，要我赶快交代是我放了毒让他们感冒咳嗽的。”
“你不是整天都在这里，哪儿都没去吗？”
“人家哪管你这些！人家认为我有分身术呢！”
我简直无法说服他。
快过春节了。管理我们生活的Y干事送来好几斤鲜肉，还有猪油，又问我要买什么不要。我提出想买一只鸡，并且特别申明，一只小公鸡就行了。
胡风到厨房里看到这些肉，就急了：
“不得了呀，你害苦我了！将来要开我的批斗会，这些肉就都得挂在我身上，我怎么驼得起呀！”
我说：“要批斗只能斗我，鸡是我买的。肉又不是我们要的。你怕什么？”
“不行！你非得送回去不可！”
我送回去了，并且将情况向干事们说了。
H干事来了，对他又是开导又是训话。他不敢作声，只好留下了肉。
过年时，虽然我们两人在小监里，但总算还有点节日气氛。不但多弄了几个菜，Y干事还拿来了糯米粉和一点汤圆心。胡风又吃到了过去爱吃的汤圆了。他平静了些，也有点高兴，至少是暂时忘了恐惧。
热菜热饭使我全身都暖和了，心里也感到了温暖。两人的心情都愉快多了，想谈些什么。我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节的，他却反问我：
“你谈谈你吧！你一直还没告诉我你的情况呢。你以为我不关心不想知道吗？我常常想到你，想到孩子们，只得把思念写在诗里。”
我告诉他：“前三年一个人过，每到佳节时，那凄凉味就不用说了。1970年到了劳改队，和大家在一起，人多热闹，并且差不多都是和我一样孤苦的人，就不再为想你和想孩子们那么钻心地痛苦了。过年过节队部也尽量为我们改善生活，过春节有四个菜，还可以吃到麻辣鸡呢。”
“什么？吃到鸡？六七年来，我可是今天第一次吃到鸡。有一年春节，还在成都看守所。那天吃面条。发到我已是最后的了。木盆里已看不到面条了。送饭的人刮呀刮地给我刮出了一碗面坨坨，连点热气都没有。总算是又拿来了一瓶热水给我冲上吃。这又凉又无味的‘面条’，我只吃了一口，就连心都凉了半截。至于在大监里，到春节可以分到几片肉、一个鸡蛋和几块豆腐。去年我由于有病，转到小监和几个未判刑的犯人（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是犯人）一起过年。倒弄了好几个菜，还有一瓶酒。我不敢吃，我怕以后成了算总账的材料。要罪上加罪！”
我又问起他到这儿后的生活，从他的叙述中看得出他的记忆是清晰的：
“到了大监，把我分在第三中队。管教干事领我到住处，那是一间大房，两边是长条床铺，中间空有一尺多宽地方行走。当夜我才知道，这两溜大铺要睡六七十人，是头脚岔开睡，每人只有一尺来宽的地盘。第一夜我就不小心踢了别人的头。还算好，我睡在记录（组长）身边，他旁边有一块一尺宽的木板放公共的报纸和学习材料。这样，他的地方宽裕些，又让给我几寸。到了这儿，我才深深体会到寸金之地的另一含义了，这是用钱也买不着的。
“开始，我还挺高兴，庆幸我总算结束了独身房的生活。我毫无戒心地找人谈天。我们的记录原来是延安出来的，后来做了四川省民航局的领导，说是由于贪污了飞机油而被捕，又查出他有血债，就判了刑。他和我谈50号周公馆的一些事，连乔冠华和龚澎恋爱的情况他都知道。我把他当作可谈的人。这时，我那作家的老毛病又犯了，喜欢观察人，了解人。这一来可就成了他们的汇报材料，年终总结时成了我的一条罪名。加之我又写了好几万字的关于我写‘反动’诗词的解释，这都是我的罪状。从那以后，我就不爱讲话了，就只坐在浆子房的台阶上理乱麻。可是我的心比乱麻还乱。我不再看报，他们读报我听着听着就打瞌睡。
“快到国庆节，要开奖惩大会了。有的人已经在当面骂我不好好学习对抗改造。在劳动中，有的人推我，说：‘老头，走开！’用力打我的背，打我的头。他们在背后叽叽喳喳地，似乎在准备揭发我什么罪行。这时，我听到了启示，告诉我，我已经不是作家胡风，而是人家加给我的什么‘国特’、‘叛徒’、‘杀人犯’等等，还有种种我无法想到的罪行。我真害怕，到批斗会上会被‘坐飞机’，会被打死的。如真死了倒好，就怕死不掉，活受罪。没别的办法了，不如早死了好！我就在一次帮伙房洗菜时捡到一块砖头，用力向脑顶砸去，但愿能脑壳破裂而死。不料，这头还硬得很呢！”
说到这里，他将头低下让我看，果然头顶心有一条疤痕。
“脑袋流血了，我被送进医务室。我感到闯了祸，一定会枪毙我了。我一再交代，想说明情况，就是现在我也说不清呀！我只有等死了。我知道现在不让我死，甚至把你叫来，因为他们还没有研究出怎样使我死得最苦、最惨、最……的刑罚来。”
他似乎沉醉在自已的恐怖假想中。我不忍再听下去，就制止了他，说：“都是你头脑糊涂了，乱想出来的。那是不可能的。”他当然不会听信我，我一时是纠他不过来的。但我总算弄清了他的病因。本来嘛，就算他的脑神经有麻绳般粗，但负担太重，时间太久，也会产生质变的。再粗的神经，也有崩溃断裂的时候。
监狱当局找我到办公室去谈话。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他好好学习，并且对我说：“我们对他是宽大的，没有计较他的一些言行。我们还是要给出路的，你在这方面也要多帮助他。”最后，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我把一些看法和想法都如实地写了，并提出是不是可以让他保外就医，接他出去住医院治病？他们没给我明确答复，只是说：“我们不是不给他治病，是他从来不肯看病吃药。”
他的情况，从春到夏，时好时坏。干事拿来了麻球要我们缠麻鱼子（是为了织粗麻布用的）。胡风高兴做的时候，可以安心一阵，但很快就又表现得悲观失望，说自己缠得不好，可能又要说他搞破坏，要加罪。我赶快把我缠的换给他，他这才放心。
我们的住房正当西晒，午后简直热不可耐。整个夏天，我都坐在小门外的一条巷子里，那里挺阴凉。我一面看报一面缠麻鱼子，两三个小时可以缠五六个。听说，本地老太太一边烧火一边说话，还能缠，一天能赚块把钱呢。我想，我大约能赚四五角，也算是给监狱干了活。秋凉后，这活就不给我们了。
大热天里，他要我给他赶做了一件二斤棉花的青布棉袄和一双厚棉鞋，还一定要在棉鞋上打上厚厚的前后掌。这些都办好了，他才安下心来等待。同时还在不停地写那可怕的交代。过两三天他又再写补充交代，申明自己没有下毒，连毒药有哪些都不知道。他的理由是：“如果承认了自己放毒，那就会追问我是谁让我这么干的，谁代我买的，等等，那将牵连不少无辜的人。所以我只能包我的罪行，没有任何人帮助过我。”这类翻来覆去的交代，使我看出了一线希望：他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混乱，由于受外界形势影响，才产生这些恐怖的想象。如果外界情况起了变化，他还会好的。
H干事曾和我说过，我可以上街。因为我不是犯人。但是一个月顶多一次，还得由一位女干部陪着。
我曾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虹南作战史》和一本《金光大道》。我读后就同他谈谈我的感想。我说：“我真佩服，主席语录居然可以写在小说里。”我又说：“这《金光大道》和早先看的《艳阳天》题材差不多。就是人物提高了。我的印象是，现在的小说里只有共性，没有典型性。”他好奇地拿来看。《虹南作战史》翻了儿页就放下了。《金光大道》只看了前面一两章。他同我说：“你看，高大泉一出场就与众不同，使你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个人物的一生，‘高、大、全’嘛！他走到大道上，旁边沟里有一个人在挖土，抬头仰望着他，多高！背景是太阳照着的大道，多大！这样的小说，不用读下去就都知道了。”
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怎么就没有看出这些呢？虽然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它，可是并不像他那样感觉敏锐。
那天，闷热得要命。我们坐在高墙夹着的小天井里，没有开灯，只看见一线天空。就在这朦胧的夜色下，我和他谈着小说。后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想再看到像路翎小说那样的作品是不可能了。真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毁了他可是对新文艺犯罪呀！唉！一想到他我心里就难受。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啊！……”
在这暗淡的光线里，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我听出了他的唏嘘声。我摸着他的手，紧紧地握着说：
“不要去想了。都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是这样想的。”
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因为在这一时刻过去的他又回来了。他仍然依恋他的文艺，对文艺创作还保持着鉴赏力，对朋友还是充满了感情和怀念。他没有因自已设想的恐怖毁了这纯真的信念。我想他有朝一日会清醒的。光明仍在他的心头闪烁，他没有崩溃！他还有向往，还有理智，也就是说，……
希望他快点从这噩梦中醒来，和我共同度过这铁窗之内人群之外的生活！不管怎样艰难怎样困苦，我都要尽全力帮助他保护他。十几年的屈辱生活都已经度过来了，现在两个人又能在一起，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愿你别再制造那些恐怖的想象了，为了自己，为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