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接受日本投降，并主持日本战后改造。今天的日本，是麦克阿瑟改造的结果。历史不能假设，但小编仍忍不住设想：如果二战中日本战胜，其文明和发达程度会比今天更高吗？又或者战败后由苏军占领，今天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
本文编选自《麦克阿瑟回忆录》第八章“占领日本”。
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造福谋利的成就堪称名垂青史的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引上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将民主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他自然受到了我国全体民众最深切的尊敬和爱戴。我国对他的难舍之情我已无法言表。
——吉田茂(日本首相）
投降仪式结束六天后我才首次访问东京。占领期间，我将定居在美国大使馆，从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至此不过22英里，然而这22英里却唯见大片焦黑的瓦砾和破败之象。
我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的第一大厦，与天皇的宫邸隔护城河相望。占领政府的运作模式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作为职业军人，我却承担民事职责，对将近8000万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我将一直保有这一大权，直到日本能够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成为所有自由国家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及其人民像战争后期的日本这般遭到彻底的摧毁。不仅军事上惨败、武装力量覆灭，也不光工业基地被夷为平地、土地被外国军队占领。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日本式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信仰如今在完败的痛楚中荡然无存。这一灾难带来的冲击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在这与世隔绝的岛国上，极端的封建主义曾长盛不衰，并最终导致日本民族对自身武力及文化优越性近乎神话般的狂信。
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蒙蔽欺骗的日本民众一直都相信己方正在走向胜利。而现在这一切顷刻间如梦方醒，日本人被无法想象的废墟和灾难所吞没。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和其他人类一样试图寻求宗教的支持。然而在这紧要关头连宗教也抛弃了他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早已被政府渗透控制，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由于被赋予如此巨大的权力，我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权力是一回事，如何运用则另当别论。军事知识帮不上忙，我必须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工程师、生产主管和教师，某种程度上我还得成为神学家。我必须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无论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样的伦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灵魂深处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须用荣誉，公正和同情来填补日本在政治、经济、精神层面的空虚。将日本民族从军事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内部推进自由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场。盟国的初衷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惩罚战犯。然而日本的实验必须走得比这更远，对此我心知肚明。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企图通过军事占领来征服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于军事占领我并不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作为师长的我曾率领麾下的彩虹师驻扎在莱茵河西岸。我对军事占领的弊端拥有亲身体会：民治被军事统治所取代；被占领民族丧失自尊自信；中央集权和独裁制日益占据主导，而地方自治和代议制随之式微；在外来武力的淫威下，国民精神不振，道德水平下滑；占领军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权力的疾病在他们中间滋生蔓延，进而产生某种种族优越感。倘若军事占领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慎重对待，被占领一方往往沦为占领者的奴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乎每场军事占领都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我研究过亚历山大、恺撒以及拿破仑的生平，他们都是伟大的将帅，却无一例外地在军事占领期间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努力回忆多年前父亲教给我的他自己担任菲律宾军事总督时的教训，然而深深的疑虑始终挥之不去。面对意料之中的危险我能成功吗？疑虑将为我提供最佳的保障，而恐惧将成为我最大的优势。
从接受最高司令任命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通过天皇和帝国政府的官僚机构来实施何种政策。我深谙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优劣所在，因此认为自己计划中的改革应该同时带给日本现代的进步思想与实践。去军事化是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任务包括惩治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雏形、对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的做法、营造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氛围、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这些任务占据了我接下来五年以上的时间。尽管其中有些做起来相对容易，有些遭遇困难，但所有任务最终均告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日本民众与我这个驻日盟军最高司令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互信关系。我一直致力于为日本民族争取公正的对待， 甚至不惜违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国的意志。当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后， 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征服者，而是开始将我当作日本的保护者看待了。 这些人民突然被置于我的掌管之下，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既要在精神上引领他们，又要在现实层面管理好他们。从一开始我就告诫我们的军队，世人将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评议我们的国家，占领工作的成功全然仰仗他们的从容镇定和自律自制。总体而言，他们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他们以身作则，使这个闭塞岛国的许多古风陈习为之一变，令日本民众心生敬佩，不愧为亲善的使者。
在发布法令方面，我倍加小心，避免对日本传统文化或者日本生活方式横加干涉。我频繁发表公开讲话，建议日本人以一种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糅合两种文明的精华。同时我也谨慎地告诉他们，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在这方面毫不借鉴他人。我鼓励各行各业的日本人到西方国家旅行，并尽可能促成这样的访问。我一直认为占领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我坚持主张在教化日本民族的同时我们也应发自内心地向对方学习。为了还日本人以尊严和追求，我下了一番心血。随着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回归，他们逐渐开始热诚而友善地交流思想。这种相互尊重成了美日两国人民评价彼此的基石，占领工作也因此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一篇充满人性温情的独特华章。
其中有些问题的根源之深远是我们在1945年夏天全面停火时无法想象的。照理说，日本是二十世纪的文明，但事实上它却更接近于封建社会，尽管封建制度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被西方国家摒弃。日本人的生活中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比封建主义还要古老的东西。虽然经过了三千年的进步，西方世界早已对神权政体弃如敝履，但这一制度却在日本绵延至今。天皇被视为神，普通日本人甚至都不敢抬眼一睹统治者的真容。这位神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话就是律法。其无上权力的背后是一小群特权家族，分别掌控着日本的军队、政府机构和经济命脉。民权乃至人权都是不存在的。 只要乐意，统治集团可以对日本百姓私有财产和劳动成果恣意夺取。1937年至1940年期间，超过60000人被秘密警察以“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入狱。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划分，日本更接近古代的斯巴达，而不像其他任何现代国家。
从受降仪式完毕的那一刻起，遣散日军和解除武装的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肢解日本战争机器的任务交给了日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以充分利用他们对军队遣散、军人复员等相关烦琐程序在技术和执行方面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总司令部、第8集团军和美国海军为这项优先级最高的复杂行动充当顾问和协调人，唱主角的则是日本人自己。
日军遣散工作完成之后，我在10月上旬发布了一项后来被称为“民权自由指令”（Civil Liberties Directive）的命令。根据这项指令，日本在政治、人权、宗教信仰等方面现存的一切限制即刻解除。新闻审查不复存在，政治犯重获自由，臭名昭著的宪兵队也被废除。
刚到东京，参谋部不少人提议，为了展示权威，应当叫天皇前来朝见。我没有理会这一建议。“这样做，”我解释道，“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也会让天皇成为他们眼中的殉道者。不，我会等到天皇自愿前来同我会面。在这件事上，与西方式的轻率相比，东方式的耐心更容易达到目的。”
果不其然，天皇不久之后便主动要求会面。裕仁天皇乘坐戴姆勒轿车抵达大使馆。天皇显得很紧张，过去几个月给他的压力显露无遗。我让在场的其他人都退下，只留下天皇的翻译。接待大厅很长，我们在大厅一头的炉火旁入座。我递上一支美国产的香烟，天皇道谢之后接了过去。点烟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我想尽可能让他放松点儿，但我也知道屈辱给他带来的恐惧和痛苦有多深。我有些担心裕仁可能要为自己辩解，对于所受到的战犯指控提出异议。盟国里有不少国家强烈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其中俄国和英国呼声最高。在他们拟定的战犯名单里，天皇位列首位。 我意识到对天皇的不公正对待会引起悲剧性的后果，遂予以坚决抵制。当华盛顿倾向于英国人的观点时我曾指出，如果坚持将天皇列为战犯，占领日本就需要额外动用至少100万增援部队。我相信如果天皇被定罪，甚至被作为战犯处以绞刑，那么盟国将被迫在全日本设立军政府，而游击战争很可能就无法避免了。有鉴于此，我把天皇从战犯名单里划掉了，但天皇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天皇说：“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天皇如此勇敢地承担一种意味着死刑的责任，我深为感动，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一位世袭君主，但在那一刻，我却感受到了这位日本第一先生的诚意。
自那以后，天皇时常来拜访我，我们的谈话涵盖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我总是谨慎地向他解释制订占领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我还发现天皇比与我交谈过的任何一个日本人对民主概念的理解都更加深入。在日本精神层面的重生中，天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占领工作的成功实施与他诚挚的合作态度和巨大的影响力密不可分。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天皇的叔父，也是日本传统统治阶层的一员，他从日本投降开始担任首相，直到当年10月下旬。天皇认为首相的这层亲属关系不利于占领军当局正在启动的改革，于是让日本最受尊敬、最富经验的外交官币原男爵(Shidehara) 取而代之。当这位新上任的首相前来拜访时，我对他阐述了如下几点：
我希望你能尽快理解并开展下述社会秩序方面的改革：
1. 解放日本妇女，赋予她们选举权，这样，作为全体人民的一员，她们会为日本带来全新的政府理念，即政府服务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福祉。
2. 鼓励工会运动，使其在保护劳动者免受压榨虐待以及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有力的影响。
3. 出台必要措施以纠正运用童工的恶劣行径。
4. 学校的教育要更加开放，使大众得以通过真才实学塑造自己的未来，并了解政府为仆、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从中受益。
5. 废除通过秘密审讯和滥用职权导致人人自危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司法体系，保护民众免受专制、独断和不公手段的危害。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停止一切以政府名义打着提高效率的幌子对民众实施组织化管控的做法。
6. 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改造，通过各种方式确保收入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泛分配，同时保障贸易，最终对产业的垄断性控制实现调整。
7. 在行政方面，当局应立即展开积极的行动，解决日本人民的衣食和住房问题，以避免瘟疫、饥荒、疾病等重大社会灾难。即将来临的冬季十分关键，唯有确保人人投身到有益的工作之中方能渡过难关。
听完这席话，首相激动地表示完全同意，然后立即干劲十足地着手相关工作。我知道与其由我下令实施改革，或者威胁说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我将“龙颜大怒”云云，还不如让日本人自发为之。日本新政府的成就没有一件是因为受我逼迫或者畏惧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力量才实现的。强制推行的政策不能长久，必然人走政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发自日本人内心，并且出于日本人自身的迫切需要。我提出的有些改革建议直接触及日本人民族性的核心——制度、神话、过去的政策手段都要经历转型的阵痛，所以日本人必须理解为何新制度和新的行事方法更理想。我深知，如果我们不从“变革必须由日本人发起”这条基本假设出发，占领工作就必将失败。
在东京的那些年，我时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我的参谋们：“日本人的某些做法纯粹是出于尽善尽美的需要，而那种程度的完美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都不曾拥有，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加以干涉。”
截至1946年元旦，占领工作进展喜人，我向日本人民发表了如下讲话：
新年到了，日本迎来了新的黎明。未来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军国主义、封建残余以及施加于人民精神和肉体上的桎梏已经去除。思想控制和洗脑教育也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合理范围内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解除这场全民族的奴役不仅意味着全体民众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将要承担起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的义务。日本人民从此开始当家作主，自力更生了。
《波茨坦公告》还包含一项整肃规定，按其要求，所有战前从事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的日本人都应从公职岗位剔除，并剥夺其政治影响力。我对这一举措是否明智颇为怀疑，因为这将意味着失去许多能干有为的政府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在建设新日本的过程中很难替代。我尽量温和地执行了这一整肃运动，但这件事却没有得到日本民众的普遍支持。此类政策的惩戒性质总是盖过了其他一切属性，因此势必滋生怨恨，为日后的不和埋下祸根。很多受牵连的人都是爱国者，他们只是按照既存的传统报效祖国，因此对其实施惩罚无异于让个人为国家的过失抵罪。随着和平条约还日本以完整的主权，所有针对被整肃对象的禁令都立即得到了彻底的消除 。
在我们对日本政体做出任何实质性改造之前，还必须对该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日本的政局可谓陷入绝境，其明治时代的旧宪法由于战争的结果而遭到肆意曲解，饱受舆论抨击。因此，为了维持日本自治政府的结构，制定一部新的宪章已经刻不容缓。只有外来军事管制政府和自治文官政府两条路可走。许多盟国都强烈要求采取前者，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旨在让日本民族分崩离析的激进观念。
我在为修改明治宪法而努力的同时强调，我们认为民主政体对于新日本不可或缺，而只有通过一份白纸黑字、清晰易懂的权利宣言才能确保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实现。不过我并未强推一部美国版的日本宪法，进而命令日本人采纳。修宪必须由他们自行完成，不得强制实施。
我指示参谋人员向日本人提供帮助和建议，以制定一部可接受的宪法草案。首相在这一最后关头的筹备工作中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和干劲。草案被呈交天皇审阅，他立即表示赞同称：“此等原则实乃日本民生与重建之基。”这是一番值得钦佩的表态，因为正是这些原则将剥夺皇权，并将其本人和家族最大的一部分财产移交给国家。
日本的新宪法确实是对明治旧宪法的修正。我认为借助这一工具将能确保一种连续性，而连续性对于日本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集多国宪法之精华，无疑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天皇从一个专制君主转变为立宪君主，成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整体的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如今归国会所有。日本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有权利法案提供的保障和庇护。
新日本的政体是美国行政制度和英国议会制度的结合。日本首相任期四年，但他是从国会下院成员中选举产生的。假如首相在提交国会审议的问题上得不到支持，他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辞职，让下院选出继任者；要么解散国会，宣布举行新的大选。这一规定使得政府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国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质疑首相的施政工作，因为善变将令他们自己付出重新选举的代价。
新宪法更加重大的一项改进便是关于修宪需要经过全民公投的规定， 这是1946年夏天国会公开自由辩论的成果。假如2/3的日本选民认为必须对宪法做出更改，就可以实施修宪。这样一来，人民便能支配自己的宪法，进而最终掌握自己国家的主权。1946年通过的日本宪法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尽管它生效至今已有17年之久，却从未修改过。这充分证明了其最终草案是多么高瞻远瞩、严谨周密。实际上如今日本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为自己参与过当年的立宪工作，或者致力于让该宪法得到通过而深感自豪。这部宪法很可能是占领期间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因为它赋予了日本人民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我敢说，假如占领工作必须听从远东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得到手握否决权的苏联首肯——这一切绝不可能实现!
占领军当局所做的工作要比单纯的政治改革内容广泛得多。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国是一片天下大屈的颓景。城市和工厂化为灰烬，全体国民面临饥荒的威胁。由于战争，日本失去了传统上完全依赖进口的原材料供应和几乎所有的商船队。它既没有销售货物的海外市场，也没有可供运货的商船。日本本土的四岛都无法满足其国民生活所需。日本的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6%。该国主粮大米需要大宗进口，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大米的进口被切断了。如今，由于日本的交通运输全盘崩溃，连日本本来就不多的那点儿粮食也无法调运。因此，我最早的举措之一便是安排我军炊事人员帮助喂饱饥民。要不是这样，恐怕会有成千上万人饿死。
要阻止灾难的发生就必须尽快行动。我立即将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贮存的350万吨军粮调到日本。这一做法对日本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要我对挪用军方物资供养刚刚战败之敌的行为给出说法。我解释道：
有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认为，现代战争的胜利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历史已经驳斥了这一谬论，它明确无误地证明，催生战争意志的人性冲动——其危险程度不逊于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 暂时的军事挫败不足以消除这种危险的冲动，只有实现精神层面的彻底改造才能在遏止战败一代的同时对今后的世世代代施加主导性的影响。若非如此，胜利便只是暂时的，充其量算是两场战役之间的停火。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过去得胜一方的领袖往往沉浸于军事上的胜利，而没有通过消除战争的根源来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
军事上的失败使得日本人民成为我们的俘虏，正如巴丹半岛陷落时饥饿的守军成为日军的俘虏一样。盟军战俘在日军手里遭受了种种非人待遇，甚至活活饿死。因此我们审判并处决了罪证确凿的当事军官。敌对状态已经结束，我们在日本人自己狭小的国土上监视他们，却不向他们提供活命所需的食物，倘若双方角色互换，我们还能为自己的那些惩罚行为辩护吗？在这种紧要关头切断日本的救济粮供应将会使无数日本人陷入饥饿——而饥荒正是动乱、无序和暴力之母。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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