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广州、汕头来的，还是本县的，确有很多生活很苦的。我的一个同学的大哥插队落户，几年都是年终分红时不仅没分到钱，反而欠生产队的，一直要家里支持（其父亲是县里局级干部）。后来在七几年招工到本县的公路道班做养路工，每天赶着牛车为公路养路，酷暑寒冬，风吹雨打日晒。当时我县境内的公路还没铺上柏油，汽车开过时，晴天沙尘滚滚铺头盖脸，雨天泥水四溅一身。他对我们说，这种工作，又脏又累钱又不多，不知要干到什么时候。可是，这已经是算是国家工了，比很多人好了，跟原来插队时相比更是好不知多少倍了。另一个同学的大哥也是插队落户，也是没钱分反而欠帐，撑不下去，偷渡去了香港。
李庆霖的信，帮了我们这些后来的知青。在那之前，很多生活困难的知青确如他信中所说，无人关心，无处求助。十多二十年前，《广州日报》寻访当时仍留在我家乡的八百多位广州知青时，大多数都有类似的故事。这些永远留下来的知青大多数是69年及之后两三年来的女知青，当年因生活太苦，过不下去，为生存嫁给当地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