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类： 走了和没走的。
走了的则简单的分成用象征性意义的去延安及去重庆， 跳一大步， 到了文革期间， 去延安的75%成了走资派，去重庆的当上反革命的比例肯定少些。
重点说说没走的，留的肯定比走的多，因为毕竟走也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是真的有具体困难，有的觉得人到哪儿不是吃碗饭？当然这类人以穷人为主，整个社会总是穷人比富人多，红五类> 黑五类。
不走，还是得吃饭，吃饭就得干活，给谁干呢？ 穷人只能给东家干，这儿的东家有广泛的意义，是“雇主”，可以是地主， 可以是资本家， 也可以是政府机构， 在东北的政府号称有二： 日本占领军当局和康德皇帝的满洲i帝国。
给地主资本家等打工（现代语），貌似没给日伪满干活， 实际上间接，你给老板做事老板向日伪满交税，不知那儿当时有没有个人税，否责人人都交过税了。
给“当局”--无论是日本当局或伪满帝国--工作，严格来说也是为他们作出了“贡献”， 但话不能这么说，辩证法的关键是“但是”，这些人是为糊口，哪怕很认真很负责， 还是为了活下去，目的不是为了做贡献，换个“雇主”他得一样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有没有不单单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为了“大业”而拼命努力做贡献，钱多钱少一样努力， 有没有人看见一样认真负责，这些人算不算汉奸？
举个例子， 日伪时期的长春，公共社会设施建设得不错，其中当然有老家是山东的那些东北籍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但凡工程技术人员， 大多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与“为谁干活”关系不大，修路的不会“因为这条路是伪满的”我就故意修成豆腐渣，挖下水道的也不会故意把煤气管道挖破。后人会不会说他们是在尽努力维护日本鬼子及伪满政府的统治？虽然文革的大批判时有这么说的， 但最后定性时，没把这事当成罪证，否则也可以责备长春那时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在拉日本鬼子时把鬼子拉到河里去？
不管咋说， 沦陷区没走的人，民族血性总还是不如走了的，不走有很多可以说的出口的原因， 但这些原因， 走了的人基本也都有。
走了的人做汉奸的机会不如没走的大。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说四川话的人特别骄横， 上次说的法商电车公司久经训练的售票员，见到讲四川话的不买票， 也不敢吭声。
而那些跟着国民政府逃去四川的下江人，回到上海后， 动不动就撇着四川话说“老-字-在四川抗战八年（国民党到现在也没说抗战十四年）”如何如何，那些留在上海无论是没办法去四川或贪图上海生活而没去的人，不敢当面顶嘴， 背地里叽叽咕咕“扯哪， 你们不管老百姓，自己逃走了，又不是在前方打仗抗日，老卵啥呀！”
还好， 国共两党都没有把汉奸范围扩大化。
文革时期， 国防科委在洛阳的某研究所，一个东北籍的炊事员，**********地老爱说几句日语，清队时就把他揪出来了， 说是在日本宪兵队做过什么什么的汉奸，打了半天也说不出几个屁，落实政策时才知道，原来伪满时他在警察局做过伙夫！嘴贱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