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
我的江西行前后不足半年，尽管所见所闻不多，但多少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见识到祖国山河的博大、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面；也更多见识到了一点社会的阴暗面，让我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所以虽然吃了一些苦，但我并不后悔。
那是一次学校组织我们进山背作床板用的木板，让我真正见识到了大山的景色。这次进山时间已在农历春节以后。十来天前这里下过一场雪，此时向阳面雪早已融化，群山泛出绿意。春天还没有到，但已有一点春的味道了。我们沿着学校前面的一条水渠边的小路进山。二、三百公尺后到了山脚下，水渠堤岸消失，水流开始在两山间低洼的乱石中蜿蜒呜咽，形成一条浅浅的山涧。我们沿小路上山。行进中我注意到山脚的泥土裂隙中常有细小的水流流出，也有的不是水流，而是像冒汗一样一滴一滴水珠从土壤里冒出来，接着沁入地下，隔不多远，又从小路另一边的地表冒出，然后汇集到山涧里。这条山涧在山里还只是一条穿行在乱石丛中的细流，但流经我们学校前已是一条喧嚣活泼的水渠了。而等水渠流到仙源集市时，又已是一条浅浅的小河了。我不知这小河流去哪里，但想必最后结果一定是汇入长江，再流入大海。这让我感性地见证了地球上一切山泉、溪流，乃至大江大湖之水的来历。我想起李白的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因想到几千里外我家乡的大江、大河中，很可能也有来自这些大山的水，一直以来我们也可能饮用着这里的水，就无形中使我增加了对这片土地的亲近感！
早就听说山里的泉水比河水好，来了江西亲身体验确实如此。我们学校前水渠的水就是山泉。与我们家乡的河水不同，家乡的河水虽也好，是来自太湖和黄浦江的活水，一天有两次潮汐，但仍有少许泥沙，要用明矾澄清后才能饮用；而这里的水都来自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清澈无比，是货真价实的天然矿泉水。每每晴天的早晨，常有男女学生在这条水渠边洗衣服。我们的衣服也都是在那条水渠中洗的。以前我们这些来自同一镇上的男女同学，相互之间都是连话也不说的；现在却好像亲密起来恍如姐妹兄弟一般，我们男同学的衣服都是由女同学自动包办替我们洗的。当她们在水渠里洗衣服时，我们男同学只需站在傍边帮着递递东西就可以了。好几次因为无事可做，我就蹲在水渠边探手玩水，只为爱那水流清澈而凛冽。汹涌的急流激起的浪花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银光四射。我忍不住掬水试尝，冰凉微甘而爽口，与家乡水别是一番滋味。而这水渠的水就来自现在我的脚下，就来自我身旁的大山。
又前进了几十米，小路开始沿着左侧的山坡上升并且陡然升高很多。左边山坡虽然陡峭，但仍有不少树木生长。透过这些树木，可看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依然白雪皑皑。而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沟。路变得更窄，脚下的泥土潮湿而松软。山民们用手臂粗的木棍修成楼梯一样的踏级，以防人滑下山沟去。我不由得感叹这里的山民进出实在不容易，挑担恐怕很难爬上山去，所有东西运送看来只能靠背。又想到大概正是因为这不便的交通，而且是两省交界处，才造就了当年红军的根据地。要是有人拿枪守在这小路的高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后来文革时读毛泽东《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一文，我一下子就想到仙源，想到了这次进山的情景，明白过去红军为什么专挑选这种两省或三省交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国民党政府统治力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了。
爬到半山腰，大家已是气喘吁吁，领头的要大家站在原地不动休息一会。我乘机侧身观望对面山峰，但见一山高过一山，层层叠叠，无边无际。山山郁郁葱葱、万木萧森。在阳光照射下，森林中紫气蒸腾，透露出一股蓬勃的生机。虽然现在还是冬天，但很明显春天已经不远了。低头看，旁边就是深谷。谷底被长在陡峭山坡上的灌木丛遮住，不知深浅，唯闻时而呜咽、时而激越的流水声，和不知躲在哪儿也不知是什么鸟儿偶尔发出的“咕咕咕”的叫声，令我想起王维《鸟鸣涧》描写的春山深谷。虽然王维写的是夜间景色，现在是白天，但意境相似，幽静得令人有点害怕。望得远一点，则可以见到谷底烂银似的溪水偶尔的一闪。那是太阳照射到溪水的反光。稍后我读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文中对山溪的描绘用了：“明灭可见”四个字，回想我在仙源山中所见，体会到了这位古文大家描情绘景用字的精当和传神，体会到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来自大自然、来自生活，体会到祖国山河的壮阔、美丽。
在仙源时候，学校中有一批上海市区来的同学。他们的年纪一般都要比我们大几岁。由于城乡的差别和我们乡下学生保守的风气，我们与他们虽然同在一个学校却互不往来。因此，对于这批市区同学究竟是怎么样的来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仅从他们的衣着，男女之间比较开放的作风，以乡下孩子的偏见猜测，估计他们不是里弄“阿飞”式问题青年，就是因家庭问题失学无业、呆在家里“吃老米饭”的“社会青年”。那时候“上海阿飞”的名声很臭。凡“阿飞”都是不正经的人。因此，虽然我也是因家庭问题失学来这里的，但内心深处总认为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是主动来求学的，他们极可能是被街道里弄“清扫”出来的；因而我们是真正的学生，他们有一些人是社会的“渣滓”。而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也是被街道、里弄乘机“清扫”出来的，但他们绝对不是“渣滓”。他们只是受到了政府系统的歧视而已。其实我们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这个观念，我是后来才突然觉悟到的。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小刀会》上映不久，里边的《弓舞》乐曲音律优美，很快就成为社会流行乐曲。我因看过这部电影，在电台广播中也听过几次乐曲的播放，因而也会哼几句。到了仙源后，我也常哼这个曲子。在刚到学校的那段时间，校方既不安排上课也不安排劳动，我们这些学生不是去附近山上瞎转悠，或偶尔去仙源小街上的一家卖麻糍和“老白酒”的小店买麻糍或“老白酒”吃，多数时间就在宿舍里聊天。仙源冬天很冷，当地人都用一个竹篾编成外壳的手炉随身带着取暖。我们没有手炉，就从山上弄些枯树枝在宿舍里烤火，同时聊天打发时间，弄得宿舍里乌烟瘴气。一天我正在宿舍和一帮同学聊天，忽听见外面传来手风琴声音，拉的正是“弓舞”的曲子。我禁不住好奇，就走出宿舍站在宿舍前的小路上辨识手风琴声音的来源。原来声音就来自我们下面一排上海市区学生的宿舍。我走近去看，见一群女生在关着的玻璃窗后围着一个拉手风琴的女子一起唱这曲子。这个拉手风琴的女子我以前见到过几次，但不在意。在我们乡下，会拉二胡的人不少，但会拉手风琴的不多，这此看到她在拉手风琴，就不由得令我对她起了几分敬意，并开始觉得他们上海学生也不是如我原先想象的那么不堪。那天我听她拉手风琴听了好一会才回宿舍。这以后隔了好几天，那天我一个人在外面瞎悠转，天突然下起雪来，我就赶紧回宿舍。在离宿舍不远的小路上又看到这个拉手风琴的女子。她也是一个人，在路上俳徊。我不知她是在看雪景还是宿舍里呆久了出来透透空气的。因为她站在小路中央，于是我就从她旁边绕着走。可当我从她身边经过时她却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跟我打招呼说：“嗨！你会唱歌？你参加我们歌咏队好不好？”我吃了一惊，转头看她，只见她微昂着头，满脸笑意，是一种活泼中带点调皮的神色，目光也是友善的。以前我们在读小学、初中时，脑袋瓜中的思想是十分保守的，牢记“男女授受不清”的古训，男女同学间从不说话。这次来了江西，可能因为远离家人，又因为生活上需要相互帮助，男女界限才稍稍打破。但也只限于我们同一个镇上来的同学。今天突然碰上这样一个大胆陌生女子竟然敢伸手拉我，真是大出我的意料。我又急又窘，奋力挣脱了被抓住的手臂，赶紧逃回宿舍。但是，就这样，这个年纪可能比我三姐还大一点的小姐姐，她那清纯秀美而又和蔼可亲的面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宿舍后我想，这里不是她必经之路，下雪天站在外面转悠是否就为了找我要我参加歌咏队？又想是不是那天我站在她们宿舍上面的小路上听她拉手风琴被她看到了？若真是如此，可见她对文艺的热心，也可见她思想的单纯。比较起来，倒还是我们这些“乡下小鬼”的思想要封建些、肮脏些。
不久，我的猜想证实了。一九六二年的春节来临了。学校在一个平时作为饭堂的大棚子里举办文艺会庆贺新年。大棚里用饭桌搭了一个舞台。那天上台表演的几乎全都是上海市区来的同学。那个拉手风琴的女子也上台做了表演。她与其他几个女同学一起唱了几首歌，跳了几只舞，博得了很多掌声。此外她还为其他一些表演者作音乐伴奏，成为这次文艺会的灵魂人物。然而，最精彩的表演者还不是她。有一个男同学我过去也见过几次，大概已有二十五六岁样子，身材高大，常戴一顶扁舌工人帽。由于通俗连环画上国民党特务的装扮往往就是这样的，因此我感情上就很主观地排斥他。但那天他竟然也上台了。报幕的说他表演独唱《老人河》。这是一首美国黑人歌曲，我曾经在什么杂志上看到过它的名字，但没有听过。我正在暗暗称奇，他的歌喉已开始展现了。顿时，一种低沉、浑厚而有力的声音，在饭堂的空中回旋、震荡、共鸣。那声音仿佛不是从他嘴里出来的，而是从低音大喇叭中出来的。我被惊呆了。他的歌声征服了我。我不仅对他立刻改观，而且为他难过起来。虽然严格说我还不懂音乐，但我知道中国的男低音歌唱家不多。因为无论是电台播出的歌曲，还是电影里的插曲，绝大多数是男中音、男高音，极少男低音的。这样的人才，我想应该在音乐学院、歌剧团，在大城市的音乐厅表演才对，怎么来了这里！？后来文革中我们县来过全国不少造反派、红卫兵的文艺小分队，我也从没有听到过像那位同学唱得好的歌手。还有一位男同学表演口琴。他同时用两把口琴不断交换着吹奏了几支歌，记得其中一首是“解放军骑兵进行曲”，其间运用了许多口琴特技，将骑兵在马背上扬刀疾驰的明快节奏淋漓尽致地表演了出来，赢得同学们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报幕者特别介绍，说他曾跟随石人望先生学过好几年口琴吹奏法。那时候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石人望是何许人。一年后我在家中也开始学吹口琴，才知道石人望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口琴家。
这次文艺会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市区同学的看法。我感叹他们中间真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啊！可是国家为什么不用他们呢？是这类人才太多吗？我想不是。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他们的家庭成分阻碍了他们的前途。虽然我来江西的时间不长，但就我了解，大部分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无法升学也没有工作。联系到自己的遭遇，我明白了并不是如中共说的惟有旧社会才埋没人才，新社会也一样。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任何社会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景，要实现它在旧社会固然难，到了新社会更难！后来我去了香港，眼看着梅艳芳、张学友这些人通过电视台选秀的途径成为大歌星，不仅红透香港，还蜚声亚洲、全球，就不止一次想起这位唱《老人河》的同学。如果他也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成不了梅艳芳、张学友，至少也不用落魄到要来这个深山老林里的“劳动大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