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
（三）去江西
那时我太想读书了，而且也没有工作可做，刚巧一九六一年年底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载分校来上海招生，我就想去江西读书。那天镇政府开介绍会，通知我们失学无业的人——当时叫“社会青年”——都去参加。我看到前来听介绍的不仅有我农业中学的几个同学，也有练塘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的、昔日小学的同学。据镇政府领导介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所一九五八年创办的新型大学，全省有几十所分校，万载只是其中之一。介绍人又说：学校总校长是曾经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现在是江西省的副省长（按：据有关资料总校长是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汪东兴曾任总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也许因为汪东兴来自毛泽东身边，而党委书记在任何单位的地位都最高，因此被介绍为总校长了）；又说学校的校徽是周恩来总理题的字。总之，意思是这所学校来头不小，大有前途。至于这所学校具体怎样一个“新型”法，除了与我以前读的农业中学一样也是半工半读，镇领导也讲不出多少其他的来。说实在，我对这些都不在乎，汪东兴是何人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我在乎的是只要有书读就行。镇政府为了吸引我们报名，拿出一封据说是先去的学生写回来的信读给我们听，说学校怎么怎么好，有三层楼房的校舍；又说去万载乘火车要经过杭州、金华、上饶、南昌、宜春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还把一个个城市的名字都列了出来。我对之前已经有一批学生先去了江西有点怀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劳动大学之前也来招过学生，因此对这封信的真假也有怀疑。若真有学生写信回来，也肯定不是我们镇上的。然而即使这样，由于那时我们年少，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以前大多都没有出过远门，正是怀着梦想要像小鸟一样振翅高飞、热切地要去见识见识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以上这些城市名字很多只在地理书上读到过，因此听得我们热血沸腾。思量下来，留在家乡不知今后出路在哪里，而出去读书，即使读农科，也比无书读好。很多人当场报了名。我与几个农业中学毕业的同学也报了名。回到家，拿了户口本就去派出所转户口。母亲阻拦也没有用。后来我们去了江西，才知道有点儿上当了。
当时我们去江西，一个镇上同去的人有十多个，先乘轮船到县里集中，然后乘汽车去上海北火车站乘火车。因为一起去江西的有好几所分校学生，总数有一千多人，铁路局为我们开了一列专车。傍晚时分列车启动，但开出杭州以后，列车就开始开开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到南昌下车时已是第二天的半夜了。第一次乘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乘得人头昏脑胀，天旋地转，走在南昌空旷的大马路上，耳边仍是“啪、啪、啪”的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摩擦的声音，马路两旁的房子好像都在倒退。那天晚上我们在南昌什么旅馆住了一夜，其实只是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又被叫起身，睡眼惺忪地排着队去乘火车。因此对于南昌这个江西的省会大都市，留在我脑海中的唯一印象就是昨晚走过的那条空荡荡的大马路，以及听人说这条路叫“八一大道”，其余全无印象。那天在镇政府听到的一连串城市的名字，与我而言仍然非常陌生，只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这个地方我到过。”在南昌再乘火车，这次不是专车了，而是普通客车后面挂的几个专用车厢。下午车到宜春站，已经有接我们去万载的卡车停在车站旁边。到万载县城已是傍晚。等入住招待所，再集体去吃晚饭，天都已黑了。一路上整整花了三天两夜，个个疲累得很，因此吃过晚饭就都早早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吃过早饭去街上看万载城市的风光。万载，地处江西省西北部，与湖南省毗邻，县城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以出产做蚊帐的夏布著名。因为初来乍到，我也不知万载县城有多大，但看眼前那条大街很宽也很长，估计这县城不小。街道两旁有不少商店，看来这就万载的主街了。站在街上向一头望去，远远的一个长满树木的小丘中矗立着一个亭子，此时正是朝日初升，橘黄色的阳光将亭子和亭子周围的树木都照得十分明亮，晨霭缭绕，看来风景不俗，好像是一个公园。看街上的行人，穿的衣服大多是黑色的，与我们上海地区以蓝色、灰色为主不同。衣服式样也不及上海新潮。随便走了一段路，我发现果然有好几家店铺是卖夏布的。在那时，用万载夏布做的蚊帐算是最好的蚊帐了，它用麻丝织成，分量轻、透气性好、且耐用。我母亲大床上的蚊帐就是夏布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看上去仍半新不旧的。我不知这夏布价格如何，要不要凭票证才能购买，因我根本不会去买，所以也不敢问。我又发现街上有好几个小作坊在做炮仗。他们右手用一根竹签沾一张毛边纸小纸条放在木凳面上，左手用一个半圆形的木模具顺手一推，这张小纸条就卷成了一个香烟似的炮仗芯子，速度之快大约两三秒就可卷成一个。望着这些师傅低着头、弯着腰、专心劳作的样子，因想我们那儿过年放的“百响”、“高升”，说不定就是这些地方生产的。
因为逛街，不免东张西望，我就注意到了这里的一个特色：家家户户大门上都贴有春联。这些春联都是农历新年时贴的。虽然经历近一年的日晒雨淋，原本红色的纸色已经泛白，但纸上墨写的大字依然个个精神饱满、笔力雄健。在上海地区，这样漂亮的毛笔字在民间已不多见，而且贴春联的习俗也已基本淘汰。后来我到了乡下所见也是如此，就感到这里虽“土”，却处处洋溢着一股笔墨文气。那天下午，我在招待所里还见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画家在画水墨画。他画的是一幅葡萄。只见他神闲气定，有条不紊，手握一支毛笔，先用浓淡不同的墨水画出宽大的葡萄叶，累累下垂的葡萄，还有坚韧而富有弹性的葡萄藤，和一圈圈弹簧一样向外伸展的藤丝，再用其他颜色点缀，很简单、粗犷的几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就画成了，前后时间不过用了十几二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人在画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使我大开眼界，并从这位画家画画的神态中领悟了什么叫“胸有成竹”和“下笔如有神”。我不知这位画家是何等样人，但从周围就我们几个上海来的学生因为好奇而驻足观看，无其他人陪同，以及这位画家的衣着打扮很随便这几点来猜测，我估计他就是本地普通人，大概是在县文化馆之类单位工作的。总之，不是外来的大画家。而上述这些所见所闻又令我直觉地感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子恐怕不在上海等洋气较重的沿海大城市，而在广袤腹地的大小城镇、农村。上海等大城市虽然集中了各式各样顶尖人才，但他们大多是从全国各地的小城镇、甚至是农村走出来的。联想到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以及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都出身在离此不远的湖南，所谓“人杰地灵”，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看来都不是偶然的。当然，这是我当时的一隅之见。后来文革中我见到苏州文风之盛，文脉之深厚，也令我深为折服。
开始，我们以为学校就在县城或县城附近，后来才知不是。学校在离县城几十里的深山中一个叫仙源的小地方。据说那里是“井冈山”时代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学校建在那里就是要学生继承红军的革命传统。那天，当学校用几辆敞篷大卡车载我们去学校途中，汽车在险峻的山间公路上盘旋，一边是岩石嶙峋的陡壁，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沟，听着汽车发动机发出的似乎力不胜任、快要散架的“嘎嘎”声，许多女同学吓得放声大哭。我们男同学虽不致也哭，但望着前后左右都是夭无人烟的大山，想汽车不知要将我们载到哪里去，又想到若车子一旦失控，摔到山沟里则必死无疑，因此也暗暗害怕、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到了仙源，在一个木材加工厂前的空地下车，穿过仙源小街，到学校一看，哪里有什么三层楼房的教学大楼？有的只是沿山坡建的三排平房，心中就直觉我们上当了。但来也来了，怎么办呢？想学校简陋就简陋吧，只要有书读就行。等安顿下来才又知道，这三排平房还都是宿舍，教室还没有造起来呢。
仙源是深山中的一个小集市，一条黄土小路，路旁有十来间东倒西歪的平房，开着几家店铺和一个邮电所。再有就是一些民居了。旁边是一条小的溪流。溪流底铺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块、石板。顺着这条溪流可以一直走到我们学校。学校建在山谷中。整个仙源小镇，包括我们学校，都处在这个谷底不大的、一块狭长型的平地上。这里多的是高山密林。大山连绵不断，层层叠叠，不知何处是尽头。同我的家乡比，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象。在我们家乡，除了多江、河、湖、荡，俱是一望无遮的平地，只有古称“三泖九峰”的佘山、天马山、辰山等几个土丘似的小山，如田螺一样镶嵌在地平线上。因此家乡的天地让人有一种海阔天空、可以自由奔放的感觉。但这里的天地却让我有一种狭隘、压迫、被束缚的感觉，四周重重叠叠的高山，仿佛一个无形大牢笼将人困在里面，很难走得出去。但是，多山也有多山的好处。由于我们学校的宿舍都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隔着山脚下一片不大的空地和那条同通往仙源小镇的水渠，对面就是望不到边的群山。我们去时正是冬天。这里冬天也多雪。而我就喜欢雪。碰到下雪的日子，我就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我们宿舍前的小路上观雪景。只见雪花漫天飞舞，群山皆白，四顾莽莽苍苍，六合浑一。望着四周插屏似的群山，虽然它们默无一言，却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示它们的威严和不可抗拒的、因厚重而天然生发的力量，让我真切地感到我们个人的渺小和脆弱。古人将我们个人比喻为尘埃，面对这样庞然大物的大自然，其实连尘埃也算不上。而这样的景观在家乡是看不到的，这样的感触在家乡也是不容易发生的。
我们去万载在一九六一年年尾，那时还在大饥荒时期，但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已过。否则学校也不会到上海来招生。因此江西省大饥荒时期的情形我们并不清楚。据学者曹树基的研究统计，说江西省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十八点一万人。这个数字相比安徽的六百三十三万，情况算是非常好的了。然而大饥荒毕竟还没有结束，因此在家吃不饱饭，在学校同样吃不饱。学校吃饭实行分食制：一日三餐，每餐都是一人一竹管蒸饭；八个人一盆菜均分。一竹管饭估计只有十两制二两多米，不足三两。当地煮饭法，是先将米用水煮一滚，把米捞起分到竹管里另加冷水，再上蒸笼蒸熟。这煮米剩下的米汤，营养其实很好，但人不吃，听说都是用来喂猪的，弄不懂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这样蒸出来的饭松松的，很不耐饥。还有菜，天天顿顿都是老咸菜烧老笋干，根本没有营养。一次我经过学校厨房，看到厨房里一个炊事员正在砍笋干丝。他将一叠浸发后的笋干，用砍柴刀砍成薄薄的笋干片丝，刀举得高高的，而砍下去竟然不会砍到手指，手法精准，令人叹为观止。然后我又看到一捆捆灰黑色的东西堆得几乎要碰上屋顶，初时我以为是劈柴，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这是笋干。我们天天吃的咸菜笋干丝就是用它做的。看其颜色，不知已陈了几年。因此几个月下来，原本就营养不良的我们更加面黄肌瘦。
因为饥饿，一些心思活络的学生不知怎的发现了一条交换食物的门道。原来是用我们从上海带来的香肥皂等日用品到山里去与“老俵”换红薯干吃。在那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红薯干在我们眼中是不可多得的美食，既可疗饥，也可当零食。因为我们好多同学来江西时一般都带了一块、两块香皂，原是自用的，此时看到别人吃红薯干就不免眼红也心动起来。一次我和一个原来也是农业中学的同学，各取了一块香皂跑到附近的山里，问了几家“老俵”，结果也换到了红薯干。那时一块香皂可以换到一斤左右的红薯干。我因为带的香皂只有两块，而且胆小，换掉了一块也就“适可而止”了。听说有些上海同学来时带的东西多，换了不少红薯干，还打包寄回上海家中，帮家人渡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