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
再来说说“大炼钢”的疯狂和荒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旬，我进公社新办的农业中学读书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因为开始的校舍地方狭小，没有空间可供建小高炉，等搬到老耶稣堂以后，我们也开始建造“小高炉”炼钢。我记得当时在学校中间的操场上建了两座小高炉，后来到镇外李华港关帝庙前一处空地上又建了一座。当时公社划给我们学校的几亩土地也在那里。所以，这场荒唐的全民炼钢运动，我也是亲身参与了的。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为什么又要发动“大炼钢”运动呢？因为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标杆产品，是发展国防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基础材料。毛泽东要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就需要有钢铁来撑腰。因此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提高钢铁产量本来就是“大跃进”的主题之一。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给政治局的《汇报提要》中说：“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看了这个《汇报提要》十分兴奋，二十二日在批示中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然而，一九五七年中国的钢产量还只有五百三十万吨，所以要在五九年钢产量就超过英国，五八年的钢产量必须要有一个极大的跃进。而此时一九五八年也已经过去了一半多。为了达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作出了重大决定，要在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将钢产量在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上翻一番，提高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进行全党全民动员。社论强调：“任务是繁重的，时间是紧迫的”，但“一零七零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一吨也不能少”！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下，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当然，以上这些很多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们还是十几岁的学生，对政治还不太懂，反正老师叫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然而那时社会上的那股“大跃进”、“大炼钢”的热烈气氛我们还是能感受到的。在我上学的路上，街道两边的门板以及墙壁上贴满了“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钢铁元帅要升帐”，和“为完成一零七零万吨钢铁任务而奋斗”的标语。看到这些标语，在我因为不能升读普通初中而常感失落的心情中会莫名地增加几分兴奋。
练塘是水网地区，没有山也没有森林，不产铁矿也不产煤炭，按理说是不具备炼铁炼钢条件的。但“全民炼钢”是毛泽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有哪个地方党委敢不听，有条件的地方要炼钢，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炼钢。那么没有铁矿石怎么炼钢呢？人真是万物之灵。不知是什么人竟然发现我们那里的河道、湖荡水下有一种状似狗屎的东西，有一定的含铁量，可以作为炼铁的原料。这东西其实我们从小都是见惯的，扒螺丝的渔民经常将此物扒起来，都是随手又丢回河里去的。这时候当地政府就动员渔民去扒“狗屎铁”。捞来的“狗屎铁”统统集中上交到镇西市梢头一块空地上。那里放了几部磅秤，凡有来上交“狗屎铁”的，有专人替他们过磅记账。那收来的“狗屎铁”真是堆得如小山一样。一排排来缴“狗屎铁”的渔船停满了河边。晚上，那里用竹竿挑了几盏大支光的电灯照耀得如白昼一样，人来人往的照收“狗屎铁”不误。其次，是以街道为单位组织人挨家挨户动员上交各种铁器制品和铜制、锡制的器皿，以致很多人家烧饭的铁釜、烧菜的铜鏟刀、舀水的铜勺，都被上缴了。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镇上第一中心小学那两扇生铁铸的雕花大铁门也被拆下来打碎去做了炼钢原料。
炼铁光有“狗屎铁”还不行，还得有一种石灰石混在一起炼才行。石灰石就是我们当地人说的青石。青石哪里有？到河边路边去找。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山，不产青石，但有一些铺路的或修在石驳岸里的石头是青石。于是只要看到，就把它挖出来。不管挖走了石头，路会留一个坑，石驳岸会坍掉。反正当时这种事无人管也无人敢说不可以。这种挖来的青石先用大铁锤击碎，然后用一种用两根竹片做柄的、专门敲石子的榔头把它敲成馄饨菱（即嘉兴南湖菱）大小的石子。这项敲小石子的工作大都由街道动员来的家庭妇女和中小学生完成。所以敲石子的工作我也干过好多天。如此这般，炼铁的原料总算是都有了。
接下来炼铁的“小高炉”怎么建？这事说起来那就真的是儿戏了。那时候我们镇上所有的“小高炉”都是这样建的：用各种废砖在地上搭一个直径三、四尺，高五、六尺的圆锥形的炉体，外面用烂泥巴把空隙封住，顶上留一个直径一尺多的口子，作炼铁时出气之用。在搭炉体时底部先预留一个一尺多宽半尺多高的口子，又在炉底中部用几块砖头也垒半尺多高，上面铺几块比较大块的破瓦缸片，做成炼铁的炉膛底。这底下的空间就是以后添柴烧火的地方。这样，一只“小高炉”就算建成了。炼铁时，先在炉膛底铺几层木柴或煤炭，再一层青石子一层“狗屎铁”，一层层铺到离炉顶还有半尺多距离为止。然后从炉底点火，连续烧几天几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人守在炉边，不断地在底部添加木柴，不能让炉火熄灭。这样烧了几天几夜，按照上级说的时间烧够了熄火，再等一天半天，让炉子温度下降了就用铁塔、锄头把高炉的外壳扒掉，中间那一大坨烧成“沙琪玛”似的“狗屎铁”就是炼成的钢铁了。这样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铁了？老实说我们当时看了都觉得不像，但是都不敢说，包括学校的老师。然后我们学农业合作社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样，把这一坨坨的“沙琪玛”放到箩筐里，打着红旗，敲着锣鼓，拿着红纸写的“报喜信”，排成队伍抬着到公社去报喜。公社也没人说这不是铁，而是高高兴兴地收下，还郑重其事地称了重量，说要将数字汇总后上报县里。我估计县里也是这样层层上报，直至中央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以《一零七零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为标题，向全国人民报喜，说大炼钢铁的任务提前完成了。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个“喜”可能是假的。
当年我们学校建“小高炉”炼钢，我的任务除了敲青石子，还有一个任务是与另一个同学搭档去找青石。实在说，去挖路上铺的青石板我们不敢，也挖不动；我们是专去找有后院菜地的人家那些立在地上做分界标志的界石。这种界石细长的一根柱在地里，只要用大铁锤在根部一击，界石就会断掉。不过界石大多是花岗石的，青石做的不多。还有就是去找建高炉用的废砖。这种东西不难找，实在找不到就把人家的围墙砖偷偷拆几块下来。这实际是偷。但因为我们是为炼钢而偷的，等同是“奉旨”的，所以也不怎么怕，被人发现了最多被骂几句。炼钢要烧木柴。老耶稣堂在被我们学校接收时，虽已荒废了几年，但礼拜堂内的门窗、地板以及长条靠背椅，大多仍保存完好。但是开学不久恰逢“大炼钢铁”高潮，这些长条椅、地板就成了“炼钢”的燃料。不仅椅子一天比一天减少，木地板也被人撬掉了一大半，连木制的双层百叶窗也残缺不全。只是我不管找燃料，不清楚是哪几个同学干的。
我们镇上的高炉大多建在镇四周的空地上。那时到了晚上小镇四周一片红红的火光和烟雾，仿佛小镇着火了一样。人声日夜不断。我们年小的学生虽然不用到“小高炉”边值夜班，但也非常兴奋，回家吃了晚饭后几次结伴出去巡看。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疯狂将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后来看到有关资料，为了炼钢，全国好多地方的山头被“剃了光头”，以后好多年都无法恢复。更因为要完成一零七零万吨任务，在秋收季节抽调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去炼钢，最多时达到九千万人，留下妇孺老幼在家，结果大量成熟庄稼无法及时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一九五八年农业丰产不丰收的后果。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回湖南家乡看到这个情景心痛不已。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向毛泽东上书，其中写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是一九五八年秋冬全国农村真实情况的写照。不能不说，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炼钢”运动也是造成后来“三年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时候头脑发热、积极响应“大跃进”的不光是农业，商业、工业和手工业也这样。商业其实放不出什么“高产卫星”，但他们拼命搞评比，比服务态度，比清洁卫生，比业绩等等，把“跃进”的气氛也搞得浓浓的。当时我们镇上的商业都属供销合作社管。合作社领导就按不同行业如饮食业、零售业、百货业、水产肉食业，分别成立几个小组进行评比。他们做了一面面小锦旗，上面分别画了老黄牛、农船、脚踏车、汽油船，汽车、大轮船、火车、飞机、火箭等图样，一个星期或十天评比一次。最先进的单位得“火箭”旗，其他同行单位的人就要打了红旗、敲了锣鼓去庆贺。最落后的得“老黄牛”旗，全单位的人都要挨批评。
商店也搞技术改革。其中大众能看得见的改革就是在商店内悬空拉了许多条粗的铁丝，上面装了几个铁皮的夹子。柜台边的售货员把收来的钱和发票夹在夹子里，在铁线上传到账台；账台的会计核算以后，再把发票和找零的钱夹在夹子上传回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售货员不用在柜台和账台之间来回跑。但因为要把钱和发票夹到夹子上，再取下来，双手举上放下，时间不省，力气好像也没有省。至于其他，好像也搞不出多少“革新”花样来。
工业、手工业也搞“锦旗”评比这一套。因为他们有可以计数的产品做评比依据，所以竞争更激烈。那时我们镇上最大的手工业是铁木竹业合作社。为了多出产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木业工场里里外外装了好多盏一百烛光的大电灯泡，照的比白天还要亮堂。但他们具体放了些什么“卫星”我不清楚，我想无非是多做了多少家具、农具之类东西。他们也搞技术改革。一些过去用人力做的活，现在能用电马达和发动机做动力的就改以马达和发动机做动力。比如用电锯分解木板，用电钻在木版、铁板上钻孔等等。这样做比过去人工手锯木版，手工钻孔确实省力不少，工效也提高不少。但这件事我想与“大跃进”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电力供应充沛，电马达、发动机等动力机械国家供应充足，而企业又有钱去购买这些设备，没有“大跃进”，相信大家也会做这样的改革的。
除了以上是我亲见的。还有一件事是听来的，觉得颇可一记，也顺便记在下面。这是文革时期我听一位在上海当公交车司机的远亲说的。他说大跃进时期他们上海市区的公交车司机因为也要跟上“大跃进”的步伐，但又不能开了车超速在马路上跑，这是要出车祸的，所以当时他们表达大跃进决心的做法就是连续几天不下岗，连轴转。在以前，司机工作时间有严格规定，不能疲劳驾驶。家中发生了什么影响情绪的事如夫妻吵了架、小孩子生了病等，领导知道了也不会让你开车，怕影响驾驶安全。但此时这些规定都破除了。因为几天不下岗，有时候司机开着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车里乘客的惊叫声才猛然惊醒，同时很自然地猛踩刹车。再睁眼一看，乖乖，车子快要撞上路边的树了。好在那时候的公交车都装有限速装置，车速都不快，不然一定要出大事。没奈何，只得把车靠路边停下，说“哪位师傅有香烟请给我一支”，有香烟的乘客就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再递给司机。等司机抽了一支烟，醒了醒神后再开。当时的公交车发动机常常漏汽油，所以规定司机、乘客都不能在车里吸烟，司机在工作时身上是不带香烟也不带火柴的。所以司机吸烟是违反工作条例的。但那时很多工厂工人也是这么连续几天不下岗的，所以司机疲累大家也理解。
总之，在这个疯狂的年代，我觉得“大跃进”既体现了人民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轻信，也反映了中共领导的荒谬。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轻信和对“大跃进”的疯狂，归根结底是受了中共欺骗。当然，那时候不信这一套的人也有，特别是那批农村老农。因为他们清楚粮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所以产量绝不可能这么高。还有那些基层干部也清楚，因为所有的“高产卫星”就是他们弄虚作假吹出来的。但他们弄虚作假，大多都也是被上级逼出来的。因为若不按着上级的意思报高产，上级就会有整他们一个“右倾分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