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
“大跃进”的内容包罗万象，目的是要在短时期内将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教、卫生，全面地来个大发展、大提高。但重点是粮食和钢铁。毛泽东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而当年的“大跃进”，就以竞相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为整个运动最主要、也是最疯狂的两个“革命任务”。下面是我当年亲历的一些见闻，先从粮食放高产“卫星”说起。
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大跃进”运动正式全面发动时，我们江南地区农村刚插完水稻秧苗。当时，苏南、上海地区水稻亩产一般都在五、六百斤。一九五六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提出，十二年后，即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亩产八百斤。但是，在“大跃进”狂热思潮冲击下，这样的产量指标显然已经太保守了。七月十八日，青浦县委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将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和社长等主要干部都召去开会，逼他们上台表态，保证秋收时粮食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斤。说得少的就会被批判为“右倾”。与前一个说的一样也不行，说是没有“干劲”、“保守”。这样，第一个上台的说他们保证要达到粮食亩产八百斤，第二个上台的就要说九百斤，第三个就要报一千斤。像古代擂台比武一样，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因此这样的大会也叫“打擂台”大会。县里的誓师大会开完，乡里再开一次。这个擂台打到后来，上报的产量已经成为神话数字。这些上台“打擂”表态的干部都是农民出身，当然知道这样高的产量是不可能的。但此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五七年底和五八年初的“反右倾”已经处罚了一批干部，不敢上台打擂台，不敢报大数的干部，很有可能被上级视为“右倾保守”，丢官还在其次，弄不好还会被批斗。因此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报大数吹牛。到了秋收，实际的产量当然要差一大截。但是以前的“牛皮”已经吹出去收不回来了，再加上上级三天两头检查、督促的压力，于是只能继续弄虚作假搪塞上级。
在这方面，那些基层干部既有经验交流，也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上级来验收产量之前，叫社员把几亩、甚至十几亩未收割的水稻，连泥带土挖出来种到一块田里，再当上级领导的面收割称重量。也有的在打谷场上把称量过的谷子先一担担挑到仓库里，再从仓库后门挑出来转到打谷场上再称一次。这样重复地称，可以源源不绝，要多高的产量就有多高的产量。当时的报章杂志、电台广布也为这股歪风推波助澜，接连不断地刊登全国各地的“丰收喜讯”，说什么地方小麦亩产达到几千斤，什么地方水稻亩产达到几万斤。报上把这些高产数字称为“卫星”，把上报高产数字称为“放卫星”。记得一九五八年水稻“卫星” 放得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达到亩产十三万多斤。这是我从我订阅的一份《中国少年报》上看到的。这么高的产量，当时我们小孩子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当地的领导是不是都是白痴，看不出这是假的吗？后来想想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去揭穿它。揭穿了谁也不落好。于是大家装糊涂，把假的高产数字层层上报。听说住在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听到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后高兴得不得了，还为粮食太多了吃不完而发愁。我不知道毛泽东是真相信了还是假相信。如果真相信，那就太辜负他“农民子弟”的身份了。据我猜测，他是有几分相信，但也不全信。说他有几分相信，一是求胜心切，二是连大科学家钱学森都说只要充分利用光合作用，亩产万斤是可以达到的。再说这一年全国基本无灾，风调雨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有几分相信粮食增产的。但这么高的产量我相信他也不会信。但是，因为这是群众运动，毛泽东历来主张群众的热情“劲可鼓而不可泄”，“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放卫星”虚报产量是可以允许的。也许毛泽东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即使实际产量没有那么高，但总之会高一点吧？就算最后核算下来产量打个几折，这全国增产的数量也就十分可观了。所以，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从下到上都心照不宣的骗局。只是毛泽东料不到的是实际产量打的折扣这么大，“大炼钢”对秋收的破坏和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浪费这样严重，因此秋收不久一九五八年的冬季，部分地去就已出现粮荒。
当时为了夺取农业高产，报纸大力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这八个字是“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大意是说要取得农业丰产，必须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保证水源供应、选择优良品种、密植、保护庄稼防治病虫害、改良农具、加强田间管理这八个环节上下工夫。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农民具体是怎样种田的我不清楚，但当时报上确也报道过某些“卫星”田取得高产的经验，例如深翻土壤，增加施肥，增加光照和通风等，还有照片为证。记得有一张照片是某地“试验田”，当地干部在田头拉了电线装了大支光电灯泡日夜照田里的稻禾，说是增加光照量，可以促进作物的光合作用。还有一张照片是某地农村在田间装了大电风扇对着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禾吹，说增加通风可以避免作物倒伏和病虫害。这种做法，我想对小面积的“试验田”可以试试，但大面积的农田根本不可能做到。况且当时很多地方还没有电呢！所以这也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出了问题，但无人敢说穿。
我们学校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办的，公社给了我们学校一些土地。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按《人民日报》的说法是“更大的跃进年”。这年春天我们也按“八字宪法”种了一块水稻“试验田”。关于这块试验田的种子是怎样来的、什么品种，我不知道。还有改良农具，防治病虫害等措施对于我们这种条件设备都简陋的学校来说也无从谈起。当时我们争取高产的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所谓改良土壤，二是所谓合理施肥，三是所谓合理密植。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是深翻。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提出过“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卷）不过这个“三尺”标准很快就被打破了。我见过报上报道，有的地方提出了要深翻一丈的标准。当时我们学校提出的要求是七尺。深翻土地要力气大的人才能胜任。这个任务交给农村来的几个年纪较大、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负责。我们年纪小的负责施肥，就是把割来的草、还有学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塮等丢到田里，让深翻土地的同学把这些肥料压到土里去。以前农民春耕，翻土不超过一尺，超过一尺翻上来的土就都是生土了。生土种庄稼不好，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但现在被推翻了。生土熟土怎么分？很好分。熟土是团粒结构，比较松软，黑褐色的；而生土是板结在一起的，上面有明显的毛细水孔，颜色是青紫色的。练塘地区，古早是由沼泽慢慢淤积成的，地下水位高，一般挖土一尺半已经有水。这几个同学挖到三尺来深，水已经没到膝盖，溅起的泥浆把浑身弄得像泥猴子。老师看看无法深耕到七尺，但口号已经喊出去，他们也不好改口，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你们再翻深一点，能翻多深就多深”，但已不再要求翻七尺了。结果就在三尺左右深度打住。二是合理施肥。这块一亩多的田施了多少肥下去？我曾听一个老师在嘀咕，说前后施了几百担。三是密植。当时学校教农业知识的陈老师，原来是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他说合理的密植是三寸乘四寸，也就是间距三寸，行距四寸。可是这个规矩在“大跃进”中早被打破。我记得我们插秧时老师的规定是“三寸乘三寸”，又加了一句“只准密，不准稀。不到标准的要拔掉重插。”所以实际插秧时我们都尽量插得密一点，恐怕三寸乘三寸都不到。
那么这块田的庄稼后来长得怎样呢？开始时绿油油一片很喜人；到拔节时，稻棵长得很密而稻杆就显得很细，一点也不粗壮；到了抽穗时稻棵就全部倒伏了。下一场雨，雨后太阳一晒，这些稻棵统统从根上开始朽烂，稻叶成灰白色，稻穗也都是瘪的，与陈年的烂稻草一模一样。正常的稻田，这时候是没有积水的。可是这块田下面的土好象是烂泥塘，脚一踩下去要陷半尺深。这都是当初深翻和施肥都太过分了的缘故。收成自然是不要想了，颗粒无收，连种子都亏掉了。当然，我们学校的“试验田”只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是“大跃进”中盲目狂热的人和事确是到处都有。毛泽东的这个“农业八字宪法”看似有道理，但“深翻三尺”一句话就露了馅。他虽是农家子弟，其实并不真懂科学种田。我想他那个“八字宪法”很可能是从哪里听来的或看来的，再经他那个疯狂脑袋一发挥，结果成了胡说八道。
农业“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如果仅仅是虚报产量满足一下上级的虚荣心也就算了。惨的是秋收后出售“余粮”的任务都是根据你们以前上报的产量来定的。自从一九五三年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生产的所有粮食，在扣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即农业税）和农民自己的口粮，以及种子和牲口粮以后，其余的“余粮”要一斤不少地卖给国家。有隐瞒不卖的，即属违法，可以抓捕判刑。因此，当初你上报的产量越高，现在你必须卖给国家的“余粮”也就越多。那么实际产量没有那么高怎么办呢？这件本应由基层干部出来说明情况，承担责任的事，但也许他们害怕受“党纪国法”惩罚，就昧着良心把农民的口粮，还有牲口粮、甚至种子都搜刮了上交。然而，就这样也完成不了出售“余粮”的任务。当时有不少干部向上级反映，说农村真的没粮食了。但就在这个时侯，主政广东的陶铸和赵紫阳上报中央，说广东发现大量农村干部瞒产和私藏、私分粮食现象。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发动反瞒产运动，由民兵带了枪去农民家中挨家挨户搜查，把农民藏起来赖以活命的、仅剩的一点粮食都搜了去。结果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开始，全国性的大饥荒就爆发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本应是为着“纠左” 召开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肯大幅度纠左，仍在胡说什么“大跃进”的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国防部长彭德怀忍不住上书批评大跃进错误。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上台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是有人乘机要赶他下台，于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这样的昏话也说了出来；同时气势汹汹地威胁全党，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结果，在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协助下，以“顾全大局”为名硬逼彭德怀承认自己错了，并将彭德怀以及张闻天等人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接着，又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处罚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和不力的干部（据中共中央解密档案，全国划了三百十七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百四十三万“中右分子”。后来我工作的单位党支部书记张某就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鼓吹跃进。结果，本来已经发现的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使错误和灾难向更广更深的层面发展，导致此后工农业生产全面大倒退，和至少长达四年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