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照相馆》说南京会战：你能想象，一个贫弱农业国家为抗战求存有多么努力。原创：流浪的橡树
近期，纪念抗战胜利80年之际，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成功卷起一波愤怒，尤其看到很多相关小视频，有很多小孩子看完电影泣不成声，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我们的国耻。
无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历史上侵略者强加我们的一场浩劫。
然而，在文明史上，南京大屠杀并非受难者的耻辱，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侵略者、施暴者的耻辱。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8年，这段历史过程复杂，《南京照相馆》终究是电影，受片长时间、票房等影响，激情叙事之余，对于理性考据及反思等等，还是颇多留白，这也就容易让历史小白“用力过猛”地仇恨和“怒其不争”……
其实，1937年12月的南京，不仅有悲惨的南京大屠杀，更有悲壮的南京会战，这是一个农业国家在绝境中为求生存的悲壮抗争，也是中国真正走向觉醒，争取抗战胜利的起点。
不过，与很多从书本了解抗战的朋友稍微不同，我与我的较多朋友、故交的曾祖、祖父及父辈等，都是亲历抗战的反抗者；我也就能够在历史书之外，经由他们口述或留下抗战文章、照片、漫话等等更多路径，得以更多地延伸了解和靠近那段人们熟悉而陌生的历史……
如此日有所思，于是，那些金戈铁马，峥嵘杀伐，尸横遍野，血腥冷酷的抗战景象，也就总会经常地潜入梦境。
因此，我写过较多关于南京会战及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在20年间也陆续收到不少朋友提出诸多关联问题，主要归纳有三。
其一、说说“那时国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怯于反抗”问题。
最早，大约12岁的我，看多了电影与教科书，也就习惯站在“上帝视角”，认为南京会战及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主因有二。
二是“怒其不争”地认为那时国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以至数个持单发步枪的日本兵，居然耀武扬威押送数以千万计得中国军民前往屠场受难……
再到后来，看了更多相关南京会战及大屠杀资料，我人渐不惑，思想成熟，也就能够以身置地用常人视角回望历史灾难，对南京会战及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也就有了新的理解。
无疑，我们回望历史，必须要离开“上帝视角”，否则，本来平庸懦弱的常人也就会转入民粹与情绪的轨道，越是“上帝视角”、也就越自信，越无畏，越无畏，越强大；继而无视了从人性起码的知而生畏而衍生的顺从、软弱、退让、缄默。
如是我们穿越回到1937年12月，置身极端血腥与严酷战场，与当时南京军民一样，经历日军陆海空强大军队的13天围城血战，倍受极端寒冷、疲劳、创伤、饥饿、恐惧等等煎熬，最终血战惨败，被全副武装的强大敌人分隔分区监控及冷酷压制，谁有足够体力和意志进行反抗？
那时候敢于反抗，远比和平时期的街上见义勇为，难上千百倍。
可见，南京会战及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与国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等网络腐儒传闻，毫无关系，纯粹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强权推动侵略战争而衍生的历史悲剧。
强大的无底线的暴力机器碾压所向，残兵平民有如羔羊，无辜死难，何其无辜。
如今，历史已然历史，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是我们的同胞、先辈，没有任何国人有资格自居“上帝视角”对历史指手画脚。我们学习历史并非为了仇恨、懊恼、埋怨和哀叹，而是为了反思历史及走向未来。
其二，再说网络军迷热议唐生智的指挥、质疑南京会战战略价值、认为国民政府当年完全可以放弃南京会战，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及大屠杀惨剧。
其实，回望我在2019年以前的文章，也有类似观点。
近些年放开了更多的抗战史料，如是参考新资料分析淞沪会战之后的抗战全局，也就看清了蒋介石、唐生智等当时的无奈，以及理解了一个贫弱农业国家，面临强敌入侵，为抗战求存有多么努力。
这里，综合地缘、战况等，论述淞沪会战之后，国军已经退无可退，必须要在南京迎战日军的战略理由。
一、从军事战略上看，淞沪会战失败之后，日军侵略锋芒直逼国军战略要点，南京会战势在必行。
1937年11月18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及军政高层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以第1号命令公布了《大本营令》，成立了旨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指挥对华全面作战的大本营。
此刻，日本迫切希望将战争控制在国际政治窗口之外，以一场一对一的“特别军事行动”，速战逼降中国。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第8号”命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以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及进攻南京前敌总指挥，将上海派遣军、第10军等淞沪集群日军编成华中方面军；明确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然而，参考文前战况简图，就战局简况而言，可以归纳如下三点：
一是日军急于“速战决胜”，也就急于控制津浦线、平汉线，在津浦线实现华北集群及华东集群会师，在平汉线截断国军东集群退路和东西部集群的联系，一战迫降中国。
无疑，中国需要更刚烈的反抗，打破日军这个战略企图。
二是当时国军因为淞沪会战、南口会战、太原会战、保定会战等作战失利（参考文前示意图），被迫后退和转进武汉战略集结区、徐州集结区、苏浙集结区、郑州集结区、鲁南苏北游击区、晋西南集结区等，抢在日军第二轮战略攻势之前，完成集结和构建第二战略防线。
大势险恶，为阻止日军战略追击，中国需要在南京战略阻击日军。
三是南京为水运、铁路、公路枢纽，可以辐射武汉战略集结区、徐州集结区、苏浙集结区、郑州集结区、鲁南苏北游击区。
鉴于日本急于“速战决胜”发起攻势，时间已为中日对抗的绝对“战略要点”。这样，国军必须设防南京，为中国第二阶段抗战战略布防和各战区关联，争取至为宝贵的战略时间。
综上可见，抗战突发，日军速胜和快速推进，已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战争等多个方面难以从南京转身，因而不得不咬牙选择在南京与日本决战。
战争就是国家与族群的对撞，关键时刻，都是没有丝毫腾挪的余地。
二、在政治上，南京为当时中国首都，得失直接关系国际形象、高层及各大政治集团的抗战意志、民众的抗战信心。
按照当时中国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条款、苏联顶层人物对中国的“如果日本（侵华）将要取胜，那么我们将参战”等等约定，南京高层认为首都南京保卫战已经为事实上的日本侵华战争“将要取胜”的标志，这样，只要国军坚守南京，可能会换得苏联出兵干涉。
此外，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针对日本可能发起侵华战争，在南京-上海沿线预备国防工事、准备南京会战方案、进行相应演习等等。
然而，从淞沪会战结束到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第8号”命令，日军寻踪追击，相继突破江阴防线及吴福线、锡澄线，使得国军之南京-上海全面溃败。
这样，在南京-无锡-上海之间，既有从淞沪会战撤退下来的70万败军，军政机关及工厂、学校、物资等等；又有已经陆续抵达战区和正在行军途中的来自川湘后方的30万地方军队。
这是中国能够继续抗战的最后力量，亟待分别向鲁、豫、皖、赣战场及武汉-九江等长江中游沿线战场、重庆进行战略转移。
然而，当时京沪杭地区每日遭到日军战机轰炸，交通及市政体系崩溃，再加上国军经历淞沪会战未得补充、休整，军队残破，军政山头林立，军令政令出自多门，指挥系统叠床架屋，军事行动和作战效率极低。
如此数百万军民淤积在京沪杭战区，迟迟不得疏散、实为中国抗战爆发以来最危险时刻。
这样，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迁都重庆。
11月24日，蒋介石签署命令，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编组卫戍部队共14个师约11万余人，进行南京保卫战。
其中，从淞沪战场九死一生撤退下来的国军精锐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等部为南京保卫战主力，防守南京市区及幕府山、紫金山、狮子山、雨花台等近郊阵地；以第2军、第74军、第66军、第83军各2个师防守南京外围乌龙山、栖霞山、淳化镇、牛首山、龙潭等阵地。
在南京会战掩护之下，抗战中国之军队、机关、学校、工厂、物资等等则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转移。
综上所述，南京会战势在难免，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悬殊，故而，南京会战失败不能简单归咎国民政府决策和唐生智指挥等失误。
反之，中国抗战在1937年12月到了绝境和低谷，却又从南京会战夺得了近3个月战略时间，为八年抗战及持久战略争取了宝贵的战略先机……
其三、关于南京会战之战略价值、是否可以放弃会战问题。
可以先说答案，综上所述，日本虽然夺得南京，夺得南京会战胜利，但是，日军从南京会战深陷长江战场，从八年抗战视角，确属战略性重大失利。
回望历史，无视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无视当时国情、战况，仅是从“书本”战役、战术等方面去分析南京会战。以“上帝视角”指手画脚，无论电影文章，腐儒奢谈，毫无意义。
诚如前文分析，当时中日军力对比悬殊，中国坚守南京求胜渺茫。
之所以执意发起南京保卫战，实属迫于战略、国际政治和外交等等不得已的权衡考量。
战争大势所迫，南京唯有挺身而出挡住和滞阻日军战略攻势，尽量保障国军在武汉、徐州、苏浙、郑州、鲁南苏北、晋西南等地完成集结、预备第二道战略防线及著名的“第二棱线防线”，继续“持久战略”及长期抗战。
同时，南京会战以牺牲精英军队为代价，掩护中国之抗战军政机关、学校、工厂、物资等等完成了战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转移。
87年过去，顺延历史余脉远望，南京会战牺牲惨烈，却又确实悲壮完成战略任务。
当年，日本之所以不顾一切速战攻击南京，核心战略目标，就是兵临城下、逼迫中国政府“现地谈判”，签约投降，实现“三月解决侵华问题”的速战决胜的战略目标。
为此，日本华中方面军调集7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日本海军第3舰队一部、以及其他炮兵、通信、舟桥、航空兵、辎重及兵站等，总约20万军队，陆海空立体围攻南京。
无疑，以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家之国力，以步兵为主的几乎介于现、近代化之间的军队，在极端敌强我弱情况下去抵抗、决胜当时有着陆海空绝对优势的现代化日军，从军事常识来看，进行南京会战，没有一丝胜望。
这样，面对中日军队装备差距、战力悬殊态势，非要以“上帝视角”夸夸其谈争论南京会战之得失，已经毫无意义。
确实，国军在南京会战浴血奋战，确遭惨败，伤亡惨重。
然而，从抗战八年的宏观战略视角去看，中国军队在南京会战确实遭到惨败，付出军民重大牺牲等极为惨重代价，同时，中国军民以弱敌强，浴血奋战，却又在中日战争全面展开的关键阶段，为掩护了中国军队、机关、学校、工厂、物资等等完成了战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转移及第二阶段抗战布防，争取了超过2月的宝贵时间。
（南京会战14天，日军大战之后必须补充和休整，延至1938年2月，日军这才策划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会师，发起徐州会战等。）
在抗战防御阶段，在“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体系，时间价值难以估量。
回望日本侵华史，从“九一八事件”、长城抗战直至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乃至日军西犯南京，日本都是企图以“兵临城下”，迫使中国地方政府及国民政府“现地谈判”，继而谋求实现“速战决胜”。
然而，到了南京会战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已经远走重庆，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就此，日本彻底失去了以现地谈判实现“速战决胜”中国的可能。
此后，日本执念战争，为迫使中国和谈，就不得不继续拉长战线逆长江西进，劳师远征，冒险仰攻武汉、重庆。
可见，从战略上看，淞沪会战为日本陷入八年持久战的序曲，南京会战为正式翻开了日本陷入八年持久战的篇章。
综上分析，日军发起南京大屠杀，固然有其“就地征收”、“不留战俘”等残暴命令，以及日军野蛮，纪律散漫等原因。同时，南京会战之战略失败极度刺激日军高层，或为泄愤，开动“野兽机器”对南京实施残酷报复。
当时，作为推动跨越“制令线”，扩大战争，进犯南京，急于“建功立业”的日本皇室朝香宫鸠彦王等日军高级指挥官们，他们都对迫降南京，谋取“速战决胜”充满想象。
然而，他们在惨胜夺得南京之后，眼见战略失败，心中必然失落、沮丧。
就此，这些日军高级将领戾气升腾，为了泄愤及压制中国人民反抗意志，也就或者暗示授意、或者悍然下令，纵兵屠城……
1937年12月-1938年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占领京沪杭地区，看似取得极大军事收益。
然而，日军华中方面军作为侵华日军头号主力集群，经过南京会战，人员伤亡、物资消耗，急于补充、休整，也就失去快速和连续攻势的能力。
同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受周边鲁、苏、皖、豫等国军侧翼的战略牵制，不得不放弃华北战区主要攻势，转而继续向日军华中方面军投以重兵，渐成沿长江仰攻重庆的战略局面。
这样，中国军民在南京会战的血泊中，次序抵抗、坚韧抗战，终于在武汉会战之后，将完全被动的抗战推向了对峙、持久的战争态势，争取了一抹苦撑求胜的微光。
八年持久战的历史，于无声处诠释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中国，为抵抗日本、苦耗日本、战胜日本的难以言述的惨烈牺牲、艰辛努力、坚韧抗争……
最终，1945年9月3日，中国赢得了这场持续八年的持久战的胜利。
战后审判，关联南京会战及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大将松井石根、中将谷寿夫等被判死刑，都已伏法。
如今远眺历史，在中国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南京及牺牲军民，已然隐落史河，然而，他们无需后人如何评价，至于那些失落的光荣、壮烈的抗战功绩，总是不朽，总是应该让我等后人为之仰望，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