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 日胜无非索酬, 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 助日则或有幸望。”[ 9] (P4)直到日俄战争爆发, 清政府宣布中立, 这种主张仍不断提出。据《愚斋存稿》记载, 1904 年3 月4 日, 端方致电盛宣怀, 表示:“ 此事我无终守局外之理” , 愿意与盛宣怀一同上奏。张之洞也有这种打算, 顾虑到战争可能扩大化, 一旦俄军袭扰蒙古, 他主张“借助于日本以御之, 以日本之将校, 率我之兵, 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10] (P68) 。一般来说, 根据当时中国的拒俄立场, 联系无力单独对俄作战的现状, “联日拒俄”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在一般民众中, 这种呼声更高。1904 年2 月16 日, 美 、澳、亚、非各洲华人华侨致电外务部, 请联日战俄, 趁势收复东三省, 表示愿助军饷。在当时国内的报刊中, 所谓“中日联盟”的消息也屡见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