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

我的文革（8）

（二）惨淡少年时

 

我出生时，我家的经济正进入小康阶段。父亲虽然已有三个男孩，但中年又得一子，母亲在连生两个女孩后终于生了一个男孩，自然都对我很是宠爱。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我今后将是一个不错的人生。可等我懂事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我命中早已注定坎坷，因此不会顺顺当当一生。

关于我幼年时的情景，至今还有几个片段残留在我脑海中，但思想起来好像对我今后的命运都无甚关系。有关的是我的脾气或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顽劣的孩子。记得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没来由的哭闹一场，谁劝也不听。一次气得父亲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裹要赶我走，说你愿意去哪里就去那里。后来我的三妹也是这样的脾气。因此有时我会这样想：我和三妹都是这样的臭脾气，也许这就是我们命中注定了要遭受许多苦厄，长大了会远离家乡、浪迹天涯的一种征兆。

我是虚岁五岁那年开始上学的，读幼儿班。按月份算，其时尚不足四足岁。一年级时因为生胃病我在家半年不能上学，留了一级。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常常做小动作。记得一次还被学校一位姓曹的训导老师叫到教师办公室面壁思过一个小时。当时他手拿藤条站在我身旁认真而又严肃监视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不过我不记恨他，反倒同情他后来的不幸遭遇。这个老师大概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因为地主成分被学校开除了。他被开除教职以后，只能靠卖气力的短工维生。他有一个儿子与我同年级，父亲失去工作后，这个儿子好像小学也没读完就辍学了。有一次我遇到这个同学，我们对望了一眼，他那幽幽的、带着一丝怨恨的眼神，我至今都忘不了。我是到了四年级的时候读书才开始稍稍上了一点心的，因此成绩也有所上升。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我开始得到班主任老师的青睐。班主任姓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髙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两只大大的黑眼睛，留着一头齐颈的短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的丈夫在镇上的人民银行工作。当时在我们小镇上，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家庭，算是比较体面的、幸福的家庭了。五年级时，仍是这个张老师任我的班主任。一次她在班级上公开赞扬我理解能力强，还向同学们推荐选我当少先队的中队干部。不料此举却惹恼了一位同学。他在教室的门窗黑板上用粉笔写了许多条抗议老师偏心我的字句。结果我和那位老师都成了众矢之的，十分尴尬。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学校中不见了这位张老师。当时不知其去向，直到几年后才知道她原来是被贬到偏远的乡村小学去了。乡村小学的教学、生活条件，自然不及镇上中心小学。而且她孤身一人去乡下，家庭怎么办？这个发现令我至今一想起就不安，深觉是我连累了这位善良的老师了。当时的她其实也还是一个单纯、涉世甚浅不懂人世险恶的年轻人，因此就算她对学生有一点偏心，这样的处罚是否也太重了点？

因为有了这样的“前科”，到了六年级我的厄运就来了。六年级的班主任是学校一位姓蒋的教导主任，一张整天紧绷着的黄脸，一对三角眼，以严厉著名。从进了她的班不久，我就隐隐地感觉到了她对我的敌意，但猜不透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五年级时候的那件事使她对我有了坏印象？还是如前一届学生中流传的，说她是一位妒忌性很强的母亲，因而不喜欢我们这种学生？这位老师有一个宝贝儿子，原本高我二届与我三姐同级。因为读书成绩不太好，这位老师担心儿子将来考不上初中，就让他在五年级时留了一年，意在把功课基础打打好，增加升学的胜算。这样，她的儿子就与我四姐同了级。那一年，四姐同班有好多个同学读书成绩都不差，升初中都没有录取，但她的儿子却录取了。因此不少人、特别是几个男同学不服气，怀疑是这位老师妒忌他们比她儿子读书好，才让他们升学落榜的。因为那位老师一家都是宜兴人，宜兴以出产茶壶、夜壶出名，那年夏天这些学生就天天晚上聚在一起沿街高声叫骂“宜兴夜壶”泄愤。那么，这些同学的怀疑有没有根据呢？据我四姐说，她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位蒋老师夫妻俩一个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兼毕业班主任，一个是镇上唯一初中的教导主任，对学生升学有一定权力。尤其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在写学生升学评语时怎么写，对学生能否升学影响很大。当时所有学生升学表格上，都有学校和班主任的意见：宜录取或不宜录取。只要被写上“不宜录取”的，不管升学考试考多少分，很少能“死里逃生”的。因此之故，自进了她的班我心上就有了阴影。后来果然梦魇成真，尽管当时她儿子已经如愿升上了初中，尽管我在上她的课时尽量小心守纪律，尽管我六年级的各门功课成绩都不差，尽管我自知升学考试考的也不差，但没被录取。

记得升学录取名单公布前，我每天都在不安中度过。录取名单公布那天，我和许多人都到镇上人民银行前看贴在门口墙上的《青浦报》，全县所有录取初中学生的名单都铅印在上面。因为《青浦报》是县办的报纸，开幅不大，是四分之一的开张，因而字体很小，不太容易看清楚。我就挤进人群，挤到报纸前去仔细搜寻。但看了几遍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开始我还寄希望于我的“粗心”，想是不是眼漏错过了，又仔仔细细搜寻了几遍，确实没有，我才知道我落榜了。而每多搜寻一次，我的失望就增强一次。最后我的大脑也开始眩晕起来，浑身如被抽掉了骨架，软软地似要倒下来。我怕太过失态被人笑话，就强作镇静，靠着一口不服的怨气撑着，才一步步走回家。

此后至少有半个多月，我一直昏昏沉沉地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现在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等哪一天梦醒了，一切都是相反的。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做梦做到什么，现实正好相反。直到半个多月后，我才慢慢接受了事实。但是接下去我怎么办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喜欢上读书，那时候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很流行，强烈的求知欲总想让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想学。读书又让我开始产生了理想：我既想当保尔·柯察金和牛氓那样的革命者，又想当牛顿、罗蒙诺索夫那样的科学家，也想当高尔基那样的作家和李白那样的诗人。我知道继续读书，增加知识是实现我理想的阶梯，因此我不但希望能上初中，而且希望将来还能上高中、大学。然而，现在这条阶梯断了。我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能做什么呢？我今后的出路在哪儿呢？对于这一切我都茫然不知。我不知道命运之神接下去会给我安排一条怎样的路。

小学升初中失败是命运对我第一次严重打击。因为这次打击，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开始我一度也与我上一届的同学一样，怪罪那两个“宜兴夜壶”。但后来又过了几年，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升学主要是我们的家庭成分，是因为中共的政策。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共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我们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和小业主家庭的学生，就开始受到中共的歧视。前面说的比我高一届读书成绩不差而没有考上初中的同学，绝大多数家庭是开店的商业资本家或小业主。而我家除了家庭成分“商”，政治上还有一个麻烦是“海外关系”。虽然，中共对“海外关系”在政治上从来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褒贬，但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起“海外关系”在中共眼里就不是个好东西。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就渐渐受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照”。这种家庭的孩子，在升学、就业上比一般的地主资产阶级受到的限制还多。后来我见到一个资料，说是中共在一九六二年曾下达过一个内部文件，明文规定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不录取有海外关系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海外关系”几乎等同于“敌特关系”，是公安部门的“内控对象”。所以，像我那样家庭出生的孩子升学受阻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而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升不上初中就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事。

按照正常情况，我此生再无可能再进学校之门读书了。但是那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八月下旬，又掀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九月初，我们练塘镇和原来属于练塘乡的二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在一起成立了练塘公社。那时的“大跃进”，不仅工业、农业要大跃进，各行各业包括文教卫生都要大跃进。由于县里办了一所“青浦人民大学”，于是我们公社也办了一所农业中学。而我们这一届没有考上普通中学的同学，此时大部分就无可选择地进了这所学校。新开办的学校，除了我们这一届学生，还有一批比我们高一届、二届也没有考上初中的学生。他们原在一个镇“工商联”办的补习班补习，本是打算与我们这一届一起再考初中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都没有获得再考的机会，于是也都进了农业中学，成了二年级的学生。这批学生有四十多个，他们大多是镇上工商业者的子女，我四姐也是其中之一。

农业中学最初设在离练塘初中不远的一所民宅里，楼上的一间房间和楼下的穿堂，里面用门板搭了些台子，摆了些长条凳，算是两间教室。看着这样简陋、寒酸的学校，我们学生心中都不是知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嫌这个学校不好，可又有什么更好的学校会收留你呢？还在报名时，学校就讲明，说农业中学是大跃进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新型学校”，采半工半读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学生每天不是上午就是下午半天要参加劳动。但读书不要交学费、书簿费。后来我们知道，教师的工资和我们的书簿费其实都是靠我们学生劳动赚来的钱开支的。

记得开学后最初一段日子，我们学生天天在校门口的河边做砖坯，做成后卖给公社办的砖瓦厂。因此我们每天不是赤了脚踩泥，就是用手抟泥甩砖坯，弄得浑身像泥猴子。偏偏我们学校旁边就是通往练塘初中去的“界弄”，去练塘初中读书的人很多要从我们学校门前经过。人不免有虚荣心，有时正巧碰到小学时的同学去练塘初中上学或放学回家，看着他们向我们飘来的目光，我总觉得带有一种轻蔑和嘲笑的意味，心中就充满了自卑和委屈。想想自已读书成绩并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好，可是我进不了练塘中学，命运对我何其不公！那段时间我很害怕遇见昔日的同学。所幸这段时间不长，大约一个多月后，因为这里地方实在太小，就搬到了镇东一座耶稣堂内。那里不仅地方比较大，而且遇见小学同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我们镇上原有三座教堂：一所天主教堂和两所耶稣教堂。但早在五十年代初“破迷信运动”时，这些教堂的神父、牧师就都被扫地出门，有的据说被逮捕了。教堂房子则被政府移作他用。镇西市梢外的天主教堂地方最大，房子多且好，被改建成了国家粮库。镇中混堂浜南的新耶稣堂稍后做了县供电所的配电站。那时政府正在建设新安江发电站，有一路二十二万伏特的高压线正好经过练塘。而被改作农业中学的耶稣堂，因为历史最悠久，建于民国二年，镇民习惯都叫它“老耶稣堂”。

这座老耶稣堂虽在我们镇上，但我以前从未进去过。这次学校搬到这里，我才第一次进去见识。原来，作为现在农业中学校址的，其实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老耶稣堂，另一部分是过去的东吴小学。老耶稣堂由一座礼拜堂、一座三层高的钟楼，一个过去牧师住的二层小楼，及小楼前的一个小花园和小楼后的厨房组成。在礼拜堂南面，隔着一块小的菜地和一条小路，有一片荒芜的空地。空地的北边有一排平房，分一大间和两小间。那一大间铺了砖地。而最东边的小间则铺有木地板。空地的南边也有一排平房，是两大间一小间。南边的房子都是泥地，屋顶是冷摊瓦，窗户狭小，阴暗潮湿得很，外面走廊的柱脚都被白蚁蛀空了。这样陈旧不堪的房子，我一直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直到几十年后我看到地方志书《章练续志》，才知道民国时期这里曾办过一所小学，叫东吴第十一小学。后来东吴小学停办后，又有教会办的慕卫小学迁入。所以这里以前也是学校。据志书记载，当时共有校舍两埭十五间。如果把一大间教室算两间的话，那么到办农业中学时还剩下九间。

老耶稣堂做了农业中学后，礼拜堂成了我们半工半读织草包的工场。那座小楼就做了教师的宿舍。而原东吴小学的平房，北边铺有地板的一小间做了教师的办公室，西边的一大间做了二年级的教室；南边两大间一间做一年级的教室，另一大间作摇草绳、织草包的工场。南边还有最东边一小间间，向北的墙已倒塌，就用来堆放乱稻草的地方。二年级教室的课桌虽破旧，还是正规的课桌，凳子。不知是不是从其他学校搜罗来的。至于我们一年级教室的桌椅我估计都是从“界弄”那边的学校搬来的。课桌有部分是长长的、高低不一、过去有钱人家放在客厅摆香烛的神台，有部分是门板搭的。凳子也是长短不一的木板条凳。教室里没有电灯，只有屋顶的几个小天窗和两边墙上的几扇小玻璃窗，一到阴雨天就光线严重不足。虽然，这里仍然很简陋，但比起原来的学校总算像样一些了。只是这样的学校不能与练塘中学比。一比就如小乞丐与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比，那种寒酸相不要说别人瞧不起，我们自己看了也感到自卑。因此之故，学生们都羞于说自己是农业中学的学生。

农业中学开办后，四姐那个初二班因为都是从补习班转过来的，学生都是镇上的居民。而我们初一班学生除了有镇上的，还有十多个来自农村的。农村学生的年龄大多要比我们大五、六岁，所以学校比较强劳力的工作都由农村来的学生承担了。第二年春公社给了学校几亩土地，种水稻、种蔬菜，较重的农活也由这些农村同学负责。现在思想起来还真是要谢谢他们，不然我们干活更苦。那时几年劳动下来，我感到最苦的是锁草包的边，因为稻草的摩擦，皮肉翻起，常常十指流血，冬天更甚。其余农忙拔秧、种秧、割稻等等，也很辛苦。不过经过了这些锻炼，后来我到了香港、美国，碰到艰苦的工作也就不太害怕了。而且，值得骄傲的是在我读初三那年，学校用我们学生劳动积累的钱新造了两间半漂亮的新教室。旁边还预留了扩建的地方，准备以后学生和班级多了，建造更多的教室。不幸的是一九六一年夏季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后，因为“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学校就停办了。

农业中学开设的学科，与普通中学相比，除了没有外语和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美术等副科，其他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主科都有。当然还有农业常识、农业机械和处处少不了的政治。因知读书机会得来不易，所以我在农业中学读书时也颇用功，所有功课在校都是名列前茅。初二时，我们学校和练塘初中举行过一次数学联合测试。起意者可能是想看看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究竟差多少。试卷是练塘初中的老师出的。那次测试的试题十分难，听说其他同学绝大多数都不及格，但我考了七十八分。这大概也是这次考试我校的最高分了。这当然算不上好成绩。但比赛没有全军尽墨，总算为学校挽回了一点面子。我在这所学校接受了三年的初中教育，后来回想，尽管这所学校简陋得有点羞于言说，教师都只有高中毕业的程度，教学的水平也不高，但我还是十分感谢它，感谢我的老师们。因为这三年的初中教育毕竟为我今后的自学打下了一个最起码的基础。否则，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我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象。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以所有科目均达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学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