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开放初期，户籍与命运的博弈
1978年，我从崇明岛上的县医院考入华东化工学院，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四年紧张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很快迎来终点，1982年，我面对人生的第三次“国家统一分配”。
这次毕业分配，在现在看似是令人羡慕的“包分配”，实则是一场毫无自主权的“暗箱操作”。它确保你有工作，却无法保证这份工作称心如意，更不保证你能够学以致用。我个人的命运再次被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而我，却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毕业生和我们78级同年在1978年春季分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分配到国家部委、研究所和高校，填补了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到了我们78级毕业时，这些空缺已基本填满，因此我们的分配情况远不如77级。幸好，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即学生来自哪个省市，原则上就分配回哪个省市。而像我这样的上海在职考生，按分配原则，则应被安排在上海市内工作。
毕业分配是大学期间最紧张的时刻，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动员、个别谈话、最终宣布。大四下学期，校园里流言四起，聪明的同学忙着找关系、走“后门”以求进入好单位，当时觉得那场景既可怜又可笑。指导员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会考虑我的具体情况。按照教委和上海市分配政策，我自我感觉很好，觉得留在上海工作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单位好坏而已。于是，我便安心地回家等待最终结果。
毕业大会那天，制药专业两个班60多位同学围坐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着，像是等待开奖，又像是被告等待法官宣判。当宣布我的分配单位是浙江温州制药厂时，我如遭晴天霹雳，当场呆若木鸡。我都傻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浑浑噩噩的回到家里。
就这样，我的户籍和人事关系也随之从学校直接转到了温州市人事局。
父亲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变得胆小怕事，他劝我服从分配。在报到之前，我们曾二次去温州实地考察。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穷山恶水，资源匮乏。上世纪80年代，没有铁路、飞机，交通闭塞。4天一班沪温客运航线是上海到温州的唯一通道。这条“温?沪”水上通道因此成了温州经济生活的生命线。那时上海温州来回的船票都相当紧张，想从售票窗口买到一张船票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温州籍旅客返温的高峰时期，都要排上好几天的队才能买到票。买票的人都要在晚上带上干粮、小木凳和棉大衣去上海金陵东路1号，上海海运局温沪线的售票处，排队购票。为防止有人趁乱“插队”，售票处工作人员用粉笔在每人的背上写上顺序号，然后按号购票。这份辛苦和无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两张票，经历24小时颠簸才抵达温州。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温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灰色地带”。围绕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持续了30年。街头小摊小贩、地下工厂、钱庄、赌场遍布，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我们住的招待所里，竟然有人公开赌博，还试图拉我加入。物价飞涨，生活成本远超当时的工资水平。
回上海的船票同样难求，许多小商贩、推销员裹着铺盖通宵在售票厅外排队。天刚蒙蒙亮，人声鼎沸，争吵不绝。我们同样通宵排队才买到回程票，疲惫地回到上海。
另一方面，国务院两次下发紧急文件，要求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在这次经济整肃运动中，中国的重点是浙江，而浙江省的重点又是温州。其实“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界定极其模糊，因而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冤假错案。
这就是当时的温州，一个整体情况极为混乱的城市。
回到上海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最终选择了抗争。我拒绝服从国家分配，加入了1982年上海那批不服从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生行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建国以来，“服从分配”被视为大学生的政治义务。不服从者通常会被取消分配资格，成为无业青年，甚至取消学位。但1982年，上海有1347名毕业生选择了抗争。
面对这批学生，上海市政府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在进行了思想教育，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选择同时，设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对这些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听取意见，尝试在学生期望和国家安排之间找到平衡。对部分表现突出的毕业生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者，适当调整岗位或允许留在城市。
这次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人才流动体制转型的缩影。也促使有关部门重新思考“统一分配”制度的弊端，推动了高等教育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暗示了“包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为后来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自主择业”政策（1990年代后期逐步推行）提供了现实基础。
由于当时尚未完全放开“毕业生自主择业”政策，我们这批抗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工作。有的等待半年，有的甚至等了一年多。直到1984年前后，大部分人才被重新分配工作。而我，因符合政策本就应留在上海，在等待了一年多后，终于在1984年4月被分配到上海市牛奶公司下属的长阳生化制药厂。
历经近十年辗转，我的户口，终于又回到了上海卢湾区瑞金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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