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保持良知、不失本性的钱钟书
1957年4月，上面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大家学习文件精神，鼓励人人鸣放。
但钱锺书并不理睬，依旧无动于衷。按他们夫妻的看法：“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
“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
5月，钱鍾书的叔叔钱孙卿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部分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钱孙卿不知是否应该发表意见，他召集在京的亲戚商量，替他拿主意。大家意见纷纭，唯钱锺书夫妇一言不发。
直到最后，钱锺书才语气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反右开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包括再版《围城》，都被他婉言谢绝。编辑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对此，钱鍾书充耳不闻，只是微笑，总不点头。
初春时节，因惦记父亲钱基博的病情，钱鍾书去了一趟武汉。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任教，因身体欠佳，70岁的他已经不再上课，只在家里指导青年教师。
钱锺书从武汉探亲回京后，一方面担心父亲的身体，一方面还怕父亲被人动员“乱发议论”。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到底还是被人成功地“引蛇出洞”了。
已经来日不多的钱基博，想到自己是政协委员，出于满腔的热忱，觉得理当响应“鸣放”号召，于是抱着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很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肺腑之言。
6月，“反右”号角一吹，众多知名人士纷纷落网，钱氏家门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
钱基博的“信”也为自己惹来祸患，省委将信批转给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批判。
很快，华中师范校园内就出现了揭发批判钱基博教授的大字报。
7月初，钱锺书因“突击任务外调”，未能请假探亲。武汉方面派人来京“征询”他的意见，他回答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作为儿子，他深知大势所趋，自己无法左右，只能提醒对方我父亲年事已高，何必大动干戈。
但学校方面，在9月26日至29日，还是组织历史系和中文系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
此后，因钱基博病情急转直下，批判暂缓，但压力不减。延至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和环境的双重折磨下，钱基博溘然长逝。
在北京，文学研究所内的反右斗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仅12月10日至27日，文学所内的大小辩论会就开了无数次。
最终结果是，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而钱锺书却安然无恙，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右派帽子与他无缘。
钱锺书为何躲过一劫？按杨绛说法，“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也“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对一切运动存有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会运动过头”。“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过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钱锺书的闭口不言确实保护了自己。他对运动是有清醒认识的，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涉及政治，他也会三缄其口，绝不发言。
他私下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的表态，凡事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发表意见。
他不说不代表他没有看法，他会以曲笔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读到钱鍾书的《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释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捏一把汗。乔冠华也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
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出版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现在有人批评钱锺书明哲保身，缺少知识分子的道义和担当，这是不公正的。
他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是大智慧的表现。如果大家都和他一样具有清醒的认识，坚持不说，很多伤害是可以避免的，许多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杨绛认为，57年大鸣大放，钱鍾书没有发表过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所以躲过一劫，这显然是书生看法。57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没有说错什么话，许多人也是缄默不语，一言不发，不照样打成了右派？认为只要自己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不消说都是天真的认识。在当年那种大气候下，钱锺书所以能免于右派的厄运，绝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他有了一把保护伞，海外甚至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
在当时，翻译毛选无疑具有特殊而光荣的政治色彩。
非但如此，高层中的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尤其是毛的秘书胡乔木，对钱锺书很有好感，从他文革后主动帮忙分配给钱锺书一套部长级住房，就能看出他对钱的关心。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会不会成为钱鍾书的保护伞，虽然不能肯定，但想必还是有点作用的吧。
49后的历次运动，让钱锺书看多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彼此伤害的丑陋，看清了人心的险恶，和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但他自己，却始终保持良知，从未失去做人的本性，
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出，钱鍾书对受到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完全两样，是非善恶分得清清楚楚。
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罪，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意志消沉。（郑朝宗《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
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遣送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主动与他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那年头，许多人路遇右派分子，避之唯恐不及，谁会停下脚步，主动与之交谈？（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
同样是“右派”的吴兴华，为避免连累他人，总是刻意回避亲友，但钱锺书一见到吴兴华都会主动招呼。（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
与此相反，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道：
“你还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在钱鍾书看来，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攻讦，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所起的作用。人世间最无耻的罪恶，莫过于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原本用来启蒙心智的知识，这时候反而成了助长黑暗的工具。
参考资料：
《钱锺书为啥没被打成右派？》
来源：汉嘉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