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了将军多吃一盘带鱼的例子，想说的是制度性待遇，不等于腐败，更不能说“不过几块带鱼，证明那时干部的干净纯粹廉洁”。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将军的特别待遇之“不过是几块带鱼”，不在这儿说了， 不想有人会又用另一种解释来误解。
特供， 不能完全等同于腐败， 最多勉勉强强和制度性“腐败”沾点边。
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也是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级别高低的待遇不同，也可以说明人性中那种无法克服的弱点， 就是“产”被“共”了， “入”不能“共”， 当然解释的词句是“贡献大小不同，不能平均主义”。
将军那一小盘带鱼，属于制度性“规定”的照顾， 只要没有超标， 按理说不能说成是“腐败”， 反倒可以说成是对“腐败”可能性的一种限制。
若还是供给制，将军可以到厨房去再拿几块，那就叫超标或曰“腐败”， 虽然绝对数值很小， 性质还是一样，因为食堂管理按上级规定只有那一个人那天可以有比如五块带鱼，食堂进货可能是两条带鱼，将军吃了半条，还有一条半也许是明天将军的特供，也许是准备晚上招待上级来人， 也许是为小灶中的病号饭。如果将军非得自说自话进去拿， 就破坏了带鱼的供需“平衡”，厨房人员大概率是不敢管的，那个副总会说吗？ 如果在1957年之前，这个可能的二百五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敢说，说了中“奖”的可能性很大，倒不一定是将军要整他， 抬轿子的人太多。
不说物资匮乏的原因，再说说我们国家政权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环--县级机构， 那几年由于形势的好坏造成的自然灾荒，再演变成苏联的逼债，最后粮油蔬菜等等等等的不足，按国家的规定， 县团级的借用词组“制度性腐败”的内容很少， 在上海大概就是三斤黄豆。
在地区一级以下的地方，确实也是有一些干部真的同心同德，自己刻苦自己，但真的让孩子饿肚子，做得到的人还是不多， 像《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及其夫马建民，坚持说“这是组织给我们的照顾”而不让子女吃的现象， 不会太多，所以县里的干部自己不吃“腐败”不等于不悄悄“腐败”（比如到厨房多打一碗豆腐）一些给子女，就算自己对自然灾害多少有些责任， 子女没有啊！
如果按教材说， 没做到同心同德的那些干部，超过了制度允许的范围，就是腐败，连说成制度性腐败的理由都不存在，也难怪文革一来， 当年看到没吃到的小办事员气不过， 逮住几个腐败过的批斗痛殴，或许出的就是几个窝窝头的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