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
此外，我对文革还有其他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是：
一，关于发生文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也是文革中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所有历史大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的产物。文革也是这样。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曾不止一次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假如一九五六年不发生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假如中国没有“大跃进”和因“大跃进”失败引发的大饥荒，毛泽东被逼退出中央一线领导从而与刘少奇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文革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文革，文革的发生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用另一种观点看，以我对共产革命理论的理解和对毛泽东时代中共的理解，我更认为发生“文革”是出于历史的必然性。《共产党宣言》早就公开宣告了共产革命的目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事实上，中共在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斗争，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从未停歇过。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尤其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系列大大小小发生在文化、政治领域的斗争，诸如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评〈红楼梦〉研究》、以消灭各种宗教为目的的“破除迷信”运动，以及反右派运动、中苏论战等等，没有间断过。一九六六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如果没有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没有后来的“毛、刘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许不会以已经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出现，但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总之，一个执政党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是无可避免地。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文化领域当然是这次运动主攻的对象，也是破坏最烈的地方。文革中，中共将传统文化概括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或斥之为“封、资、修”，扬言必须统统破除。当时最流行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仿佛只要大胆的去“破”，把旧的文化统统否定掉，能禁的禁，能烧的烧，新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就自然地会产生、成长起来。这种说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其实都是骗人的伪命题。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必然”走共产主义道路，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就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其实谁也不能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说穿了那不过是他们在书斋里的臆测，同时也迎合了部分人的理想，于是受到人吹捧而已。但理想与实际是有很大差别的；“破”与“立”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有人说他要推倒旧房子建造一座新房子。他确实把旧房子推倒了。但推倒了旧房子不等于新房子同时也就建造起来了。推倒旧房子往往只需暴力，而建造一所新房子要具备许多条件，比如有没有必须的各种建筑材料，有没有周全的设计图纸，有没有合格的建筑工人，等等。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当时很多人因为对领袖的迷信和无知而不懂，尤其年轻的学生不懂。文革中“破四旧”最起劲、最卖力的就数这批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文革对中华传统文化严重破坏的后果，现在很多人看到了，而理想中的新思想、新道德却没有建立起来。目前的中国大陆，为人基本的伦理道德缺如，拜金主义猖獗，原因实在于此。
这里必须指出：所谓传统道德，并不是如马克思说的仅是某个统治阶级制造的文化，而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人与人相处经验教训的结晶。它是全人类共有的。在那些被中共斥之为“四旧”的东西，包含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人之作为社会人的行为准则，包含了人类的终极真理。它融化在人们的生活中，蕴藏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正是它潜移默化，支撑着、并规范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经历数千年而仍能以文明开化的状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抛弃掉了这些，人就又回复到了愚昧的、原始的动物状态。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满身现代科技的新产品，仿佛很有文化范儿，其实是满脑浆糊的行尸走肉。近些年中国大陆走出国门的人多了起来。但他们的言行举止，不仅在“老外”看来有如异类，即同为中国人而因来自台湾、香港或因出国已久，也会感到有点格格不入。总之，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自私和无礼。这是中共几十年来用“革命思想”熏陶、改造中国人所得的结果。而这个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华民族的恶劣后果，恐怕一百年、几百年也不会完全消失。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痛心，并为自己庆幸。因为虽然中共从一出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就以反传统文化为已任，但传统文化在我儿童和少年时期还很容易接触到，我总算是赶上了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末班车”。在文革这样思想混乱、道德败坏的年代，我也曾迷茫过、失足过，但最终之所以没有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应该说是传统的道德观挽救了我。
三，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发动过很多次政治运动。其中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引子的“整风”运动，开始时也曾遇到强大的党内阻力。原因是许多党内干部误以为发动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就是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党内。及至稍后明白这只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才迅速将阻力变为了动力，纷纷摩拳擦掌投入了运动。而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明确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句话，第一次出现并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而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再加上之前开展的“反修”运动，因此全党上下都知道这次“整党内走资派”要来真格的了。虽然毛泽东在《十六条》中就告诉他们，真正需要打倒的“走资派”是“少量的”。但因为这个“少量的”所指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因而人人害怕自己是不是会不幸而会成为这“少量”中的一分子。而且，中共历来的“革命”其实都是革别人的命，主要是针对群众的；而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大多一向以“革人命者”自居，不能容忍被人革命。他们尤其憎恶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对他们的暴力批斗。这种斗争方式不仅损害他们的尊严，还危及他们的生命。 因此从没有一次政治运动像文革那样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强烈抵制和顽强反抗。当然，不排除也有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熟悉党内斗争的历史，明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故而绝不愿为了达成毛泽东的野心，去迎合毛泽东而无端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革，我认为毛泽东实是以一个人之力在与全党为敌。甘心供他驱使的只有中央文革少数几个“秀才”。这是文革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林彪、周恩来、以及所谓的“造反派”，与他的关系都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四，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原没有料到十年之久仍未能结束这场运动。仅这一点就说明了斗争的激烈和反文革力量的强大。在这场政治大搏斗中，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的两大派力量整整缠斗了十年。就全国的形势来说，抵制文革的势力自始至终大于支持文革的力量。尤其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完全是“保守派”的汪洋大海。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支持文革的势力只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略占上风。就这一点说，也不妨将文革两派的斗争看成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斗争。文革中反文革的当权派们就实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一点在各地武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毛泽东与林彪的火拼使原本就处于少数派的文革力量更加疲弱不振，所以不等毛泽东去世，很多人就已预估到了文革必败的结局。文革之所以能一直拖延到毛泽东去世才结束，完全是靠毛泽东个人的威望勉强支撑着。毛泽东一闭上眼睛，他的妻子江青立刻就成了阶下囚，文革也随之结束。
五，上海市文革发展的经过，在全国来说是个比较特殊的个例。文革初期，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仅经过几个回合便一举击垮了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此后近十年中，亲毛的文革派一直控制着上海市委、市革委的权力，直到文革结束。我以为这主要得力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广大市民曾受过西方民主思想长期、普遍的浸润。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更不要说封闭落后的农村，上海市民对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比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更普遍、更强烈。因此，当文革以“防修反修”为号召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据中共的描述，修正主义者的一个特征是享受特权——相当数量的市民就积极地投入了“造反派”的行列。从这一点说，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选择“革”还是“保”的立场，与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认同程度有关，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有关。就全国来说，因为城镇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于农村，城镇居民中参加造反派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农村。文革中群众分裂成两大派，并不是由亲毛、反毛的立场造成的，而是因对民主自由还是封建特权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的。当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直接指导，特别是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赞誉，也是上海造反派力量迅速壮大并占据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我家乡和工作所在的青浦县，一九五八年以前一直属于江苏省。一九五八年，青浦与原来同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金山、南汇、奉贤、崇明等十个县先后划给上海市，成为上海的郊县。但郊区人与市区人政治上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郊县的造反派基本不占优势。原因之一是郊县基本上都是农业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普遍要比市区居民低，因而郊区的保守势力更强大。原因之二是南京军区的辖区包括上海市。军区司令许世友的立场是保守的。在军区影响下，我们青浦的地方武装部门，以及青浦附近佘山的驻军，对青浦的文革有过很大的干预。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后，青浦全县所有造反派组织都被县武装部镇压下去的，抓了一百多个造反派头头。后来因为得到上海市区的“工总司”的支持，造反派才重振旗鼓。青浦县的两派斗争，在上海十个郊县中最激烈，武斗也是最厉害的，不仅时间长，从一九六七年夏初一直延续到六八年秋冬，死人也最多，大大小小几十次武斗总共死了二十多人。就整个上海市范围言，青浦的文革不仅斗争激烈且过程复杂。若要研究文革，这个典型是颇具代表性的。
七，文革浪费了我十年青春，但我也并非一点收获没有。我对文革最大的收获是从此我看穿了中共这个政权的虚伪和虚伪后面的邪恶。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完全是以仇恨为基础的。它将人们的仇恨情绪煽动起来，挑唆他们相互斗争，自己从中取利。中共的宣传手法，是极端的、唯心的一元论，凭空臆想、非黑即白，为了证明一方的正确，就千方百计地污蔑、夸大另一方的错误，甚至不惜造谣。他们虽然标榜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其实是一批机械唯心主义者。而中共的历史，它全部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它的本质是骗子和土匪、流氓三者的结合。这一点在文革中，不论是所谓的“毛派”还是“反毛派”，都是一样的。
八，上帝与撒旦总是并存。善与恶有时是那么难以区分。至于诱惑和恐惧，一半来自外界，一半来自我们自身的弱点。人生本就不易，而生活在中共统治的社会，尤其艰难。这样人就常常不免因屈从现实而犯错。如果我们想要立身尘世而又能做到洁身自好，就不能不自立一条道德底线，牢记它，紧守它，做到“行不逾矩”。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训是让我明白了一条圣人之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条做人最简单明白的道德标准。就是它让我在文革中迷途知返。后来我读章君毂的《杜月笙传》，杜月笙行为处事常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我觉得这句俚语其实深合孔子的教训，从而明白杜月笙之所以能从一个上海滩小混混流氓，蜕变为一代豪杰的原因。是啊，一个人若凡做事说话，能事事处处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以己心度他心，则岂会犯糊涂做错事呢？就个人修养言，能做到这一条，则圣贤先哲所提倡的“仁”、“克己复礼”、“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岂不也都做到了？
九，文革是一件长达十年、复杂的历史大事件。对于这场文革的真相，官方有官方的说法，人民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官方的说法，往往会故意隐瞒一些事实，歪曲一些事实，以符合官方的利益。而人民的看法，数以几亿的人民分散各地，经历各有不同，必然看法也不同，而且有局限性，不够全面。但是，如果人民中有尽可能多的人，将他们个人独特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合在一起，就如以前的“全息摄影”和现在的3D技术一样，则这个记录一定会比官方的记录更符合事实的原貌和全貌。著名作家冯骥才写过一本《一百个人的十年》。我想他之所以要写这么多人的文革遭遇，大约用意也在于此：通过尽可能多个人的经历，来拼凑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所以，大家将自己所知的文革真相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一份见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这个条件的都应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