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碍国蠢货的闹剧，一群科学先驱的殒落，一段荒唐苦涩的历史
明朝使用《大统历》，但没过多久，就被发现时有舛错。到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误差已经非常明显，最显而易见的是预测日月食不准确。
日中立杆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
用勾股定理计算天体运行，得到的结果是近似值，是有误差的，所以中国的历法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古代中国对历法进行过近百次修订，官方颁布的历法就超过48种。
4、
到明朝万历年间，《大统历》的错误已经很明显了，不仅测不出日食月食的时间，甚至连每月十五的月亮都有可能不圆了。
崇祯二年（1629）五月十三日，经朝廷批准，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组建“历局”，修改历法。
徐光启早年曾师从从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发现西方人计算历法的方法，比《大统历》更为精确。于是便建议使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传统历法。
在徐光启的大力推荐下，龙华民、邓玉函等西方传教士加入历局，参与历法修订。邓玉函是德国人，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两人均是山猫研究院的院士。（山猫研究院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院，也称猞猁学院，于1603年成立。）
邓玉函长于医学、天文学、博物学并精通多种语言，入华后也积极学习汉语，将天文望远镜传入中国。
崇祯三年(1629)邓玉函病逝，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谷等被召至北京，协助徐光启继续改历工作。汤若望、罗雅谷也都是西方传教士。
除了一些传教士，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人也参与改历工作。
在修改历法的过程中，徐光启也极力将西方的数学引进中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曾和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前6卷。汤若望等人也编写了《新法历引》《新法表异》《新法晓式》《割圆八线表》等书籍，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
5、
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病逝。改历工作由李天经接任。到崇祯七年（1634），新历编成，定名为《崇祯历书》。
由于受到守旧派的抵制，《崇祯历书》编成后并没有立即颁行。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已深知西法之密”的崇祯帝才下定决定颁布新历。
但此时，大明朝已经风雨飘摇，颁行《崇祯历书》的命令没有得到实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打进北京。在北京做了一天皇帝以后，清军又打了进来，李自成仓皇逃走。
此时罗雅谷已经去世（1638年），而汤若望还在北京，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宣武门教堂——南堂，这是由利玛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建的一座经堂。
顺治皇帝从奉天来到北京时，只有6岁。他的母亲孝庄皇后把自己的一位侄女也一道带来了北京，作为未来的皇后人选。
在钦天监，有一大帮混日子的官员。这些人对天文知识几乎一窍不通，靠着装神弄鬼来混日子的。对这些混日子的官员们，在1983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他们几乎不过是修订黄历上的节气和依照古代算法每日计时而已。如果计算错了，他们就把错误归罪于陨星，这样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时宪历》的出现，则揭穿了这种骗子的伎俩，证明了日月食都是可以通过计算精准预测的，而不是什么老天爷临时起意，修改了时间。
9、
钦天监里有个叫吴明炫的官员，祖上从隋朝开始，就是干这项工作，祖祖辈辈靠在钦天监混饭吃。到顺治十四年，被裁撤了。毕竟光吃饭不干活，不能白给薪水。这下，吃了一千多年的祖传饭碗被砸，换谁都得急，吴明炫不敢对皇帝怎么样，于是就把怒气撒到了汤若望的身上。
于是，吴明炫不断找机会诋毁汤若望的工作。他指责汤若望的报告不写“紫气”，是对皇帝不敬。又说顺治帝幼子荣亲王下葬选的日子风水也不对等等，还上奏说汤若望计算天象有错误，又“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
杨光先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世代受明朝恩荫。杨光先长大成人后，被封为新安所千户（基层军官）。
陈启新说的是大实话。陈启新是给事中，这是一个言官，干的是纪检督察的活。他不是军人，也不懂行军打仗，留守后方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上前线只能是添乱。
一见陈启新被自己的爱国热情震住了，杨光先更来劲了：“你仅凭口舌就做了高官，皇上待你这么好，你就应该更争气，怎么能怕死？”
有一天，杨光先看到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立即热情高涨。
夫《时宪历》者，大清之历，非西洋之历也；钦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大清之官，治大清之历，其于历面之上，宜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今书上传“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益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
什么意思呢？
《时宪历》是我大清的历书，不是西方的。历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在长西洋志气，灭大清威风。这是大逆不道，是在辱我大清。
杨光先还大力抨击汤若望“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
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在这里，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地球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水都是从高向低流的，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为什么没有甩出天外去呢？
然后，杨光先又大骂汤若望：
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
但杨光先没有料到的是，顺治帝与汤若望私交很好，而且“依西洋新法”这五个字，正是顺治帝亲批。因此，对杨光先的弹劾，顺治帝不予理睬。
12、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去世，八岁的康熙帝即位，大臣鳌拜受遗诏辅政。鳌拜是个守旧派，反对西洋学说。
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这次，杨光先必欲置汤若望于死地。
经过一番筹划后，杨光先写了一封《请诛邪教疏》，要求朝廷闭关锁国，称“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在“依西洋新法”这一条罪状外，又给汤若望等人增加了几条罪名：
1、新的《时宪历》只推算了200年，是在诅咒大清短命；
2、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去世时，汤若望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利，“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
3、杨光先还诬陷汤若望在澳门屯兵，图谋不轨。
……
这些罪状，随便一条拿出来，都是砍头的死罪。
杨光先的上疏，得到鳌拜的支持。
于是，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李实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
巧合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恐惧“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予一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李祖白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人被处死。
杨光先因为坚持举报，成为名震朝野的“爱国者”，声名显赫。
倘若那时能有网络，杨光先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流量大V。
13、
《时宪历》被废除，汤若望等人关的关，死的死，但杨光先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写了很多文章，并且以《不得已》的书名结集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让朝野上下每个人都绷紧“排外爱国”这根弦。
汤若望死了，钦天监监正的职位空缺。杨光先作为有功之臣，被任命为钦天监右监副（相当于副监长）。
这下，杨光先慌了，他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打嘴炮行，真干实事不行。
于是，杨光先向朝廷请辞，才疏学浅啦，不堪重任啦。可是，朝廷却以为他是在谦让，不但没有批准他辞职，还给他升了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
这下，杨光先没辙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任。这一年，杨光先70岁。
这下怎么办呢？杨光先有办法。
因为汤若望已经预先把康熙五年、康熙六年和康熙七年的历书编好了。于是，杨光先把编好的历书拿过来，据为己有。就这样蒙混了三年。
但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杨光先不能再蒙了。于是，杨光先没辙了，把老朋友吴明炫请过来，帮着编康熙八年（1669年）的历书。
吴明炫略懂一些天文学知识，但也只是仅仅比杨光先强一些而已。这两个人湊到一起，一编就编出了一个大笑话。
吴明炫通过计算以后，断定康熙八年（1669年）这一年应该有个闰十二月。杨光先对历法本就一知半解，审核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呈献给皇帝了。
康熙按惯例批准了，然后颁行天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明炫发现不对，这个闰十二月不应该有，赶紧找杨光先商量。这下，杨光先也慌了神，只得硬着头皮上折子请求收回。
这下让朝廷犯了难。收回吧，已经发出去了，这不是在闹笑话吗？不收回吧，老百姓种地都是根据历书的时节走的，这会误了农时。
最后没辙，只好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历书里的“闰十二月”，过完一个十二月就过春节。
14、
这下，朝廷对杨光先的业务能力产生了怀疑，觉得他干得实在太糟糕。不得已，又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
南怀仁上任后一看，好家伙，这杨光先和吴明炫修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搞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简直是谬误百出。
对于南怀仁的到来，杨光先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于是，南怀仁向康熙帝提出，要以实证证明新历法的准确度。于是，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南怀仁和杨光先来了一场公开比赛，参照天象，现场推算。
结果南怀仁的推算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则错误百出。
“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所颁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
“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岂可以八万里之外国，而毁我尧舜之仪器哉？”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更奇葩的是，杨光先的这一排外口号，竟然也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声。不过，好在康熙帝还算清醒，知道历法这东西是科学，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
决定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之名，照原品赐恤。
臣只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
15、
这桩因历法争论而引发的案件（“历狱”），至此落下帷幕。
16、
汤若望、李祖白等人平反以后，康熙任命南怀仁执掌钦天监。
康熙八年（1669）八月，南怀仁着手改造观象台。四年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
17、
明朝末年，徐光启曾提出“超胜”的目标，即“会通以求超胜”。即，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做出独特的创新，以求“超胜”。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不固守传统，又不照搬西方，既“超胜”中国原有的传统，又“超胜”传教士输入的西学。
应该说，徐光启的思想是极为先进的，即使到现在来看，也不过时。
到鳌拜和杨光先等人制造的“历狱”以后，“西学中源”论重新抬头。所谓“西学中源”，就是指西方的文化和科学，都源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技术（在今天的网络上，仍然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
就这样，本来已经打开的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窗口，经由“历狱”一案，又重新关闭。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因利玛窦去世，后9卷未能翻译）。书籍出版以后，徐光启曾建议：“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但因为战乱频仍，这一建议始终未能得到实行。
到清朝初年，南怀仁曾将《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给康熙讲授，但同样因为保守势力的阻碍，该书未能在全国得到推广。
直到200多年后的清咸丰七年（1857年），后9卷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中国近代科学家李善兰共同译出。梁启超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
18、
今天的人们，多认为是甲午海战打断了清朝国运，从此走向衰败。但我个人认为，清朝的衰败，始于吴明炫、杨光先等守旧排外势力，与鳌拜等权臣相互勾结制造的“历狱”。
“历狱”案中，李祖白与另外一同被处死的四位中国天文学家（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被称为“历狱五君子”。
这群古代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先驱，被一小撮守旧势力彻底清除干净。
“历狱五君子”中的李祖白，曾经是利玛窦和汤若望最得力的助手，在钦天监担任历科主事。他曾与汤若望共同撰写《远镜说》，对伽利略望远镜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受《远镜说》一书的启发，徐光启曾命人制作三架望远镜，用于观测天象。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就这样被杨光先等人安上“背圣弃祖”等莫须有的罪名，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的布鲁诺”。
而杨光先虽然被治罪，但他的那本《不得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演义出“洋人妖术乱华”的种种故事，后来成为晚清排外势力的理论指导。
一起历狱案，折射的是几百年前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艰难历程，也让今天的人们为之感慨：文明交流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科学争论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理性判断让位于政治需要，个人的悲剧就很难避免，也埋下了国家悲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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