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青年时代（二）大学年代（2）
我们进入交大第一件所期盼的事莫过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徽的发放。我们还在读高中时，每当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胸前别着大学校徽的大学生时，总是以羡慕的眼光多看他（她）几眼，这是他（她）们自豪和荣耀的象征。然后遐想起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他（她）们那样？这几乎成了我们追求一生的梦想。并在激励着我们朝着这个梦想的实现勇往直前。
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跨进了盼望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门，在大礼堂里隆重举行着我们一九六一届的开学典礼，希望着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颁发校徽，似乎是我们当时所期盼的头等大事。首先校领导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着我们来到这科学殿堂—交大。并激励着我们在这科学殿堂里奋发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接着是文艺演出，第一次欣赏了交大交响乐队的精彩演奏，气势宏伟，旋律优美。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铜管乐的魅力；还观看了艺术团的多个舞蹈的表演，舞姿优美、典雅，使人耳目一新。开学典礼又在热烈的掌声、音乐声中结束。
可是在开学典礼上有关发放校徽的事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似的提也没有提起过，难免使我们心里感到有些失落。看来具有这种心理的同学还真不少，竟然有人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向学校反映了这一要求，学校还给了反馈的信息，告诉我们学校正在委托加工，但真正拿到校徽可能在二个月以后。二个月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似乎觉得两个月的时间太漫长了，但并没有一点抱怨的情绪，反而觉得学校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校徽毕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只是一下子满足不了我们的一些虚荣心而已。
但是虚荣心往往也是一种动力，又刚开学时学习并不太紧张，我们班的一些上海同学竟然自己找材料自己设计搞起制作起校徽来了。我们学校的第一枚自制校徽很快在我们手中诞生了，而且制作得真假难分，只是在材质上的区别。我们班上的几个上海同学可能是交大新生中最早佩戴校徽的几个。接着制作校徽在我们基础部蔚然成风。从那时起，我们几个制作校徽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中发现，我们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甚至用现代人常说的“三观”也比较接近，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当时一起制作校徽的有梁敏德、钱德勤、徐鸣樑和我。
我所在班级是412小班，班长是上海当时响当当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毕业生，叫吴陵生。我觉得交大毕竟是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连一个小小的班长都是从名牌中学的学生中挑选出来，可想而知我们的班长一定在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我已经对他有几分仰慕了。他虽然是一个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的上海人，可是他的年龄比我还稍微大一些，一般上海同学即使是郊区的同学都不会超过我的年龄，我对于他的身史是个迷。但这都是在我一闪念之间产生的疑惑，一点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我对他的仰慕。班级里的许多上海同学都视他为老大哥，他可能在读高中期间就是个品学兼优的班干部，他具有良好的口才和一定的的亲和力，我们与他很相处得来，他也很享受其中。
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有许多上海同学能接纳我，其中包括我们的班长，并且与他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里一起玩。当时班长独自住在云南路的一间房子里，后来从我们与他的接触中慢慢知道，他的祖籍在湖南他生在湖南，父母是个老革命，辗转南北来到了上海。父亲可能是为了革命英年早逝，他与他的母亲留在了上海。他的母亲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经常在沪湘两地走动。所以我们去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这样我们也可以无拘无束的在他家玩。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有梁敏德、徐敏樑、邬再定等，虽然当时班长和我的年龄比较大一些，但还是属于比较天真、幼稚，与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两样都比较喜欢玩，又没有人来管我们，于是乎我们经常在班长家里天南地北的聊天或外出逛马路、公园。当时梁敏德正好有一台德国相机和自己搞的洗、印、放大设备，我们曾在上海的外滩和上海的公园里拍了不少的相片，确实玩的很开心。
殊不知大学里的学习与中学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课程开的特别的多，而且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课程，特别我们在学基础课期间。一般的基础课程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画法几何等。专业基础课程：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热力学、传热学，空气动力学、机械零件、机械原理等。
并且大学里的老师讲课速度惊人，上课时我们记笔记都来不及，更谈不上当堂消化了，非得你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去消化它。怪不得当时常常看到有许多同学吃完晚饭后就往学校的图书馆走，在那里抢位置，因为学校的图书馆藏有你所应有尽有的资料，那里有最好的复习功课的环境。可是我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或者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一切的优越条件。
大学里很少有考试，即便有考试，也是老师来摸摸底，看看学生的接受情况如何而已。真正的考试就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半年一次的学期考试，考试又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科目有一门不及格则留级，二门不及格则退学。普遍认为其中的画法几何、流体力学、材料力学、高等数学是属于考试比较难的科目。一般考查是抽查考试，抽查到同学接受考查，考查方法一般采用口试的方式，老师拿着教科书从头翻到末随便向学生提问题，学生一一回答问题。考查科目一门不及格则可以补考，补考及格可以不留级，但如果两门考查科目不及格则也给予留级。不像中学里有许多次的考试，然后取其平均分数，一般都能及格通过。
根据大学里的课程安排，学习了基础科目以后，开始学习专业科目，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升留级危机了，而在乎你的课程设计和最终的毕业设计及论文的优劣了。
可是我们在大学期间，没有完全掌握大学期间的学习规律，也没有很好利用学校图书馆里的许多取之不尽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个不合格的大学生，哪怕你已经通过了各科目的考试和你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论文。
回忆起这五年，还有文革让我们延迟了一年，总共六年多的大学生活，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有许多的遗憾。当时由于我们未能很好改变中学时代的学习方法，使之适应大学时代的特点、要求，使我们只是疲于半年一次的学期考试，到了我们基础课读完时，我们412小班原本有30人，后来只剩下了24人。显然这6个人都被迫退学回了家，其中包括我曾仰慕过的班长。
我们的班长离校时我们几个还为他送行，我们偶然也会去看望他，鼓励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而积极的面对现实。没有多久他被上海金属工艺品商店招聘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们在被命运安排不知在何方时，他已经在上海结婚生子了。人的命运是祸是福只有上帝知道。
在我刚读大二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患了慢性肠炎，卧病在家近一年，那时我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我父亲每天除了上班外，还要抽出时间来照顾我母亲，我父亲烧饭做菜就是从那个时候学会来照顾我母亲的，家里经济状况也日益拮据，对于原就不富裕的家庭真是雪上加霜。
可是我当时还没有助学金，因为当时申请助学金的条件比较苛刻，凡家里每人平均生活水平超过十五元的不能享受助学金，我当时父亲工资才六十多元，我的祖母还健在由我乡下姑姑照顾，计算下来平均生活费超过了十五元，老实巴交的我就放弃了。其实当时有个上海同学的家庭条件要比我好，他却申请到了每月五元钱的助学金。现在看来这区区五元钱算不了什么钱，可在当时这五元钱是我将近两个月的零花钱啊，可真能派上大用场。一度曾使我的情绪很消沉，有过退学的念头。
我父亲知道后总是鼓励我说：“困难是暂时的，你母亲会慢慢好起来的，你尽量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你只要读好书，就是为父母分担困难。你好容易读上了大学，绝对不能半途二废，我和你妈都在指望着你，学成后将来要依靠你的。”我以前有关此类的事很少与父母谈及，这次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了，这是父母的心声。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不该有这种打退堂鼓的想法，不但没有分担他们的重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忧愁，我马上向父亲表示：“父亲，我错了。你们已经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不该有这种打退堂鼓的念头。我一定会坚持读下去的，并且尽量把书读好。”父亲高兴地点头说：“我会相信你的。”
我虽然对着父亲话是这么说了，但我的心总是系着家里，总想为父亲分担一些，特别看到父亲除了工作外，还要里里外外的照顾母亲，特别每个星期还要领着母亲去距家好远的医院检查、治疗一次，这是个很大的负担。一开始我就主张由我来承担，父亲怕影响我的学习，怎么的也不同意。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当时的课程表，发现周二下午连续两节课安排金属工艺学在新上院阶梯教室里上大课。此科目只是抽查考试，认为是最不重要的科目，而我母亲去医院的时间也正好是周二，只是安排在上午，我想与医院医生商量一下未必不能。结果医生同意了，父亲也被我说服了，我就每星期二下午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想必老师也不会发现的。
哪知道就在此课程讲课结束时，可能被老师发现了我经常缺他的课，于是在抽查考试中抽到了我，我只能临时抱佛脚疲于应付考查。到了考查的那一天，他拿着金属工艺学教科书随便翻问，简直使我无法招架。结果被评定为不及格，只能重新复习才勉强及格通过。这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考试不及格，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惭愧的无地自容。一直到我母亲身体痊愈后，才走出阴影来，并且觉得那一次失败的考试还是很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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