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6）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6）

八

以上，我们讨论了国家的起源，也指出了恩格斯“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物”观点的谬误。那么什么是“国家”呢？构成“国家”有哪些要素呢？根据国际公认的政治常识，构成“国家”的要素有三个，它们是人民、领土、主权；也有说四个的，还有一个是政府。而不管是三个或四个，其中第一要素是人民。国家由人民所建立，为人民而建立；没有人民也就无所谓为国家。第二要素是领土。没有领土的人们无法建立国家。犹太人在二千多年前失去领土以后，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重建以色列国以前，就是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他们只能寄居他国或到处流浪。而主权，则是指仅属于该国人民、而非他国人民所有的、自主自决的权利。这些权利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当然也包括对领土的主权，后来又延伸到对领海、领空的主权。最后关于政府。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构。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对外代表人民，为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外国打交道，包括进行战争；对内则执行保护和管理人民各项事务的功能。从国家的起源可知，设立政府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因此，对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孰主孰次、孰重孰轻，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很明白地告诉人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宋代学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所以，国家的主体、国家的根本，乃是人民而非帝皇或所谓的“统治阶级”。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才算有了祖国的观点，根本就是对国家的曲解。列宁、毛泽东后来在他们“革命”夺权的过程中，敢于露骨地实行叛国政策，其思想和理论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此。

那么谁是“人民”呢？“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个人的总称。因此，国家是全体国民之国；而非某个统治阶级的国家，某个党派的国家，或仅仅是部分“人民”的国家，其理甚明。然而，自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解释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以后，不仅国家成了统治阶级的国，人民也成了被统治阶级允许才获得的称号，以及随着这称号才有的政治地位和相关权利。一句话，共产党以此为工具对人民进行挑拨和分裂术，以方便他们“分而治之”的统治。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们的范围。”就是最清楚地反映了中共的“人民观”。人民的公民身份要以政治态度来决定，中共这种做法虽由“阶级斗争”观点派生，实质是“朕即国家”观念的延伸。他们认为他们夺取了国家政权，国家也就成了他们一党的私产。而国家机器包括法院、监狱，则都成了保护他们一党“私产”的工具。因而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凡反对我的、或我不喜欢的人，就不给他们公民的政治地位。于是“人民”这个本应与国籍挂钩的称号，却被他们用来作为区分“顺民”或“敌人”的标记。这种做法荒谬透顶，散发着强烈的封建和专制臭味！根据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所谓“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拥有该国国藉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公民”。一个人是否可以拥有公民的身份和公民的权利，与他拥护或反对“政府”的政治立场无关。一个人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即使因反政府或违反了政府制定的法律而被法院判定有罪，也仅需坐牢服刑，而不能因此而剥夺他的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是每一个公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他获得公民身份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或者他通过法律手续公开放弃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则另作别论。

由于国家“以民为本”，因此只要有人民存在，领土存在，主权存在，国家也就存在。这与政府或统治者不同。政府亡了、统治者亡了，国家不一定也亡了。以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它已有几千年历史，经历了至少十多个朝代，几百个皇帝，虽然国土面积时大时小，但它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中国，中国人心中的祖国。它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朝代而就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所开展的“阶级斗争”，他们所要推翻、所要取代的，其实仅是当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而非“国家”。有句成语叫“逐鹿中原”。那个中原就是中国，而那只“鹿”就是政权。那些逐“鹿”的人，他们之间的争斗，称之为争权夺利也好，“阶级斗争”也好，无非都是为争夺这个国家的统治权，而不是要消灭这个国家。即使夺权胜利者新成立了一个政府，给国家起了一个新的名号；那也如一个人小时候叫什么名，后来又叫什么名一样，即使改几十种名字，这个人还是这个人。犹如整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但改变不了血型和DNA。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其实其真正的含义也仅仅是改变国家机构中的官吏，以及某种旧的机构和制度而已，而非打碎“国家”本身。

可是，若是外国军队入侵，那情况又不同了。他们是要来灭我们的国，另立他们的国的。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二次被灭国，一次是被蒙古族灭国，入侵者成立了非中国人的政权“元”，一次是被东北的女真族灭国，中国成了他们“大清国”的一部分。在那两个朝代，中国人的国家灭亡了，不仅原来的政府没有了，所有中国人也都成了亡国奴。这样的改朝换代，与汉之代秦，唐之代隋，中国人的政权代替中国人的政权，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每当我见到有些人热情吹捧成吉思汗，说他是中国人的英雄；还沾沾自喜地说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这些入侵者最后都被我们同化了，就感到他们实在无知。他们完全不知或忘了元朝时人分四等，中国人被歧视压迫的痛苦；也完全忘了满清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血腥暴行，以及始终对汉族人视为奴才。直至满清灭亡前，慈禧还在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样的话，将主子和奴才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这难道是已被我“同化”的结果吗？即使真有“同化”，那也是后来的事。到了大清也灭亡了，满族人也成了中华民国五大族之一族，与汉族平等了，他们很多人说汉语，用汉文，认同中国人身份，这才算是“同化”了。但这是中国人做了二百多年奴才后换来的结果。

由这一点再说到抗日战争。日本侵华与以前蒙古人、女真人一样，都是要灭我们的国，将中国人当作被他们征服的亡国奴的。所以日军侵华，侵犯的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领土、主权，损害的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奴育的是全体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侵犯、消灭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权或“蒋介石的国”。所以这些日本侵略者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敌人，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由于以前与国民党政府有仇，即使不愿与全体中国人、与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及其军队一起抵抗侵略者，至少不能做勾结日本侵略者而去攻击本国政府和军队，做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勾当吧？可是毛泽东在日军大举侵华、人民被烧杀抢掠、国家存亡之际，却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并提出“要形成蒋、日、我，三国志”。他这种谬论至少犯了二个错误：第一，把蒋介石政权错当成中国。第二，把中共自外于中国人之外。他把一党的私利或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把日寇扩大侵华看作是推翻国民政府的机会，这完全颠倒了主次，混淆了内外和是非。

中共在抗战中为了反对国民党政权，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不仅处心积虑、时时处处找机会攻击国民政府和政府军，还派潘汉年等人暗中与侵略者日寇勾结，给日军攻击国民政府军提供情报和军事上的方便，这是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了一条汉奸卖国路线。尽管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内战中成功地夺得了国家政权，但这种“胜利”并不能掩盖他们在抗战中实行汉奸卖国路线的事实，改变这种行为汉奸卖国的性质。因而，尽管他们可以凭藉手中的权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自己打扮得十分“辉煌”，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洗脱身上的这种汉奸、卖国贼印记，和因这种印记而陪伴他们一生的耻辱！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于今，潘汉年在监禁中凄凉去世已好几十年了，当年指使潘汉年去做汉奸、后来又迫害他的毛泽东也死了好几十年了。时间往往会造成隔阂，而无知也会造成谬误。现在已很少人能理解为什么如潘汉年那样的聪明人也会去做汉奸，正如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也不理解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为何如此狂热。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潘汉年犯下这种难以饶恕的汉奸罪，他本人当然要负很大责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时代对他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像潘汉年那样误入歧途的又岂止他一个！在潘汉年活跃的那个年代，正是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最流行的年代。有不少年轻人凭着对共产主义一知半解的认识，看不清共产革命理论的谬误、也看不清共产党骗子、土匪、流氓、卖国的本质，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而投身共产革命。如本文提到的陈云、吴开先、潘汉年，在那个年代都参加过共产党。他们在那个时代都可算同辈中的佼佼者。其实，按中共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陈云出身贫苦，后在商务印书馆当工人因接触到共产主义而加入了共产队伍，还算情有可原；而潘汉年、吴开先，他们均出身富裕家庭或书香门第，本是共产革命的对象 ，原不应相信共产主义而去参加共产党，然而他们都加入了或加入过。我记得好像是大陆作家韦君宜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到过她学校同班同学中，那些学习成绩好的，有好几个都偷偷去投了共产党。包括韦君宜自己也如此。据“百度百科”，韦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官僚家庭，父亲曾留学外国，担任过民国的铁路局长。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她们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穷人翻身”而去参加革命的。究其原因，就是时代潮流影响的缘故。

我在大陆时也曾认识几个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当初他们都是背叛了家庭投身共产革命的。他们加入共产党后为中共做过许多工作，直至五十年代初还都担任相当重要的工作。但此后到了和平年代却逐渐被中共边缘化。他们有的仕途阻滞不前，“官”越做越小；有的在党内斗争中遭无辜牵连，常年背负不白之冤。这种情况与我所知的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是不同的。即使在文革党员干部普遍遭受冲击的岁月，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也要比工农出身的干部严重得多。这说明阶级路线在党内也同样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根本就是误入歧途。他们后来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从某种角度说又何尝不是自取其辱？

而如潘汉年者，他当然也是误入歧途者。但是，由于潘汉年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实在太严重了，因此有时我想，假如没有后来毛泽东对他的迫害，他仍在风光地当他的上海常务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难道他对他在抗战中犯下的汉奸罪行就能安之若素、无动于衷、没一点反思么？我不知他在被监禁期间有没有想过这些，有没有忏悔过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有时我又会这样想：要是潘汉年他们处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是不是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应该不会了。至少是有部分人不会了。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环境，有一个时代的诱惑和一个时代的思想误区或陷阱，所以无可避免地还会有人犯另一种形式的错误。比如文革初期热衷斗“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红卫兵；近些年那些狂热的“爱国分子”，他们去砸了别人买的日本产的汽车，杀了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的小孩，等等，这些都属中了某种异端邪说蛊惑的缘故。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诚哉斯言不虚！我们实都应以潘汉年为鉴，以当年的红卫兵为鉴，谨慎小心，三思而后行，这样庶几可减少犯错误机会。尤其年轻人，切记不要一时冲动。

在共产主义传播、斗争的一百多年中，有不少人因此被弄得家破人亡，也有不少人为此受了冤枉和迫害，更有不少人因此而作恶，全世界都受到荼毒。而共产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由盛到衰，到现在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全世界曾经执政的共产党不是已被人民所抛弃，就是牢牢把握住权力，迷信暴力，迷信谎言，作垂死挣扎。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敢再提了。因为今天仍在执政的共产党人，他们不仅已成为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可算是最大的地主、资本家了。因此现在他们不再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人没有祖国”论、或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而是改为强调“爱国主义”了。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代表或化身，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继续欺骗人民。对于反对、批评他们的人，他们不是将这些批评者、反对者说成“叛国”、企图“颠覆国家”，就是“不爱国”和伤害了“民族感情”，以法律的名义予以镇压，从而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这种做法与当初马克思、恩格斯鼓吹的“工人没有祖国”论正好是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然而，这不表示他们在国家问题上有了觉悟；而只是对“国家”问题采用了实用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工人没有祖国”还是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都是对“国家”的曲解。这两种理论虽然表现得绝然相反，其实它们是孪生兄弟，都是一根藤上结出的“毒瓜”，要害都是“朕即国家”！所以，就今天中国大陆的现实情况来说，深挖潘汉年之类的叛国汉奸思想的根源仍然有必要；而正本清源，弄清“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分清人民和国家的主次，区别国家与中共政权的不同，对于澄清当前中共在“国家”问题上散布的迷雾，更是有着现实和迫切的意义。

 （本文《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兼论中共汉奸政策的根源》写于2015年左右。发表前删去了部分章节，并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