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反对霸权”旗帜下的悲剧:毛时代中共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对抗、又与苏联决裂的真相、无理、恶果
今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整体关税高达145%。而中国也征收对等关税以报复美国。在双方的舆论战中,都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动员本国人民支持其关税政策的理由,也都鼓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号召大众、对抗敌手。中共官媒发表“不跪”言论,鼓动大众支持政府对美强硬,“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对于美国特朗普右翼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政策,及其是非利弊,笔者在另外若干文章中已做了分析评论,在此不再展开。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包括本次关税战在内,中共政权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民利益、中华/汉族海外侨民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性。
事实上,从1949年中共建立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起,其政权性质、立场、政策、各种言行,整体上、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这尤其体现在政权与国家及人民利益本应较为一致的对外政策、涉外问题上。
笔者将从中共统治期间各阶段若干外交与内政政策,多角度分析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利益的高度不一致性、很多时候相反性,说明中共政权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共各种貌似对外强硬、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实质只利于中共统治集团、违背人民大众利益、反而让国家民族遭受损失、陷入更大困境的事实。
朝鲜战争让中共在国内国际站稳,却让中美决裂、中国闭关锁国、中国国家民族命运急转直下、中国人民付出沉重代价
中共建国之初,最能体现其政权利益与国家及人民利益相悖的,就是参与朝鲜战争(韩战),并从此走上对抗美国和西方、与世界多数主要国家对立、长期闭关锁国的道路。
朝鲜战争由统治朝鲜半岛北部的金日成政权率先发起、后来被美军和韩军反攻、中共解放军化名“志愿军”扩大和持久化战事,并给朝韩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其他参战各方尤其中方也蒙受巨大损失。
对于1950年的中国,即便不以反共视角而是以中立立场甚至承认中共政权立场,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也不应该选择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开战和对立,而完全可以保持正常关系,平等互利。而1949年时,包括美国在内各国也并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很大敌意,表达了愿意建立互助合作关系的愿望。而中国也可选择在美苏之间中立、左右逢源,以更好维护本国利益和国民福祉。如印度、印尼、不少亚非拉国家,都是如此的外交策略,且取得很大成功。
但中共却选择“一边倒”“打扫干净房间请客”的外交政策。中共在1950年代全面倒向苏联及其同盟国阵营,而选择彻底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常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交流。而中共派遣百万“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对抗”联合国军”,则是这种政策最突出的表现。
朝鲜战争战时及战后二十年,中国和美国等国家陷入长期敌对,不仅美国制裁中国,中国更主动“脱钩”,清除一切与美国有关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在中国的存在,还废除从当时不吃亏、从长远更对中国及中国国民非常有利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中美友谊及合作关系完全摧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法德(西德)荷意等西方国家的大多数经贸与文化联系也都被切断。中国也远离了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错过了全球经济和科技爆炸式增长的机遇。
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极大负面后果,成为之后数十年中国长期贫困、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与文明发达国家脱节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与美国及西方敌对,中国长期丧失了对世界和大多数国家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从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二战后成为世界“五常”的世界大国,变成与国家体量极不匹配、边缘化没落的国家(之后再和苏联决裂后尤其如此)。
而且,中共与美国打朝鲜战争,也并没有得到其宣传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作用。例如1950-1960年代初,印度不断派兵蚕食中印边境中方领土。中国也没有因朝鲜战争得到周边和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更加孤立和遭排斥。美国也在之后二十多年不断派军机军舰进入中国大陆领空领海,中共发表数千次抗议和“最后警告”,但无力也不敢攻击美国战机和军舰。这也可谓“丧权辱国”了。
虽然到了1970年代及之后,中美关系逐渐转好,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有交流合作,但再也无法达到民国时中美的亲密友好了。而且,即便改革开放至今,中共根底上仍然是反美的,这同样缘起于朝鲜战争。
而同时,本来应被清算战争罪行、战败一蹶不振的日本,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美国扶植和中国苏联拉拢,利用战前资源,迅速重新崛起,取代了中国在亚洲应有的位置。日本应对中国进行的赔偿也被中共和国府为拉拢日本而放弃。而朝鲜战争导致的世界格局变化、中美对立,也正是日本法西斯军国残余未能清除、反而迅速死灰复燃、遗祸至今的关键原因。
而中共统治者及五毛、粉红们,却将志愿军入朝作战、“击败”美国(其实只是战平),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击败帝国主义、稳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标志性事件,大加夸赞。当然,从中共自身统治而言,朝鲜战争确实令其在国内外站稳了脚跟,尤其借战争的紧张形势对国内非共产党人士(主要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人员)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镇反运动),并全力推动集权,之后垄断了中国权力而没有反对力量能够挑战,也威吓了潜在反抗者。但对于中国国家命运、对于中国人民,尤其镇反运动受害者,朝鲜战争及中共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行为,则是巨大的悲剧。
中苏关系破裂的前因后果及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无理取闹、中共不讲道理,致使中苏决裂,中国陷入双重孤立、国家更难发展、人民更为贫困
中共与美国彻底对立之后,一度完全倒向苏联。中共在宣传中还称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毛泽东也多次说说中国要“以苏为师”、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从1950年到1959年前后,中苏也确实保持较为良好的同盟关系。
但从1960年前后到1970年代,中苏关系却日益恶化、陷入高度对立状态,双方相互激烈攻击和在国际上博弈,甚至一度兵戎相见、爆发边境冲突,差点发生全面战争和核大战。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中苏关系破裂的表面原因,是中共所声称的“苏联霸权主义”、“苏联背叛马列而走向修正主义”,其所举例子包括“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苏修逼债”等。
但实际上,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及中共为了与苏联争夺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与中共对赫鲁晓夫“解冻”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等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好恶与意气用事,所造成的结果,且责任基本都在中方。
首先,就中共所声称的“苏联霸权主义”的典型例子“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完全属于中苏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苏方并未强迫中国接受,而只是提出建议性的诉求。在1950年中苏两国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都有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而军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苏联希望建设联合舰队,当然有扩大苏联在亚洲和世界影响力的考虑,但同时也有利于军事尤其海军较弱的中共中国得到更多军事技术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长波电台作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与苏军分享苏联境内的军事设施,中国海军舰船也可停靠苏联港口、与苏军合作共管。
但毛泽东却对苏联的这项要求大发雷霆,视为苏联霸权主义、欺负中国,并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外长米高扬、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本人,都表达了强烈抗议。虽然苏联面对中共这种显然不讲道理或起码过度的反应,仍然保持了克制,但中苏关系已出现明显裂痕。而1958年中国在不通知苏联情况下径自炮击金门,对外诱使国际认为中国受苏联支持才进行炮击,也让苏方颇为不满,但仍然默认中方行为并在公开场合支持中方,但中国的行为更损害了中苏互信。
其实,让毛泽东及中共真正怨恨苏联、逐渐和苏联决裂的真正诱因,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行为,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并鼓励各共产党国家改革、实行集体领导等开明措施。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同样专制残暴,也对民主开放之类嗤之以鼻。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与毛泽东将自己打造为中国的斯大林的企图不符。所以毛泽东假借联合舰队等其他问题,来发泄不满和破坏中苏本来亲密友好的关系。
虽然苏联扶植中共打败国民政府,让中共夺取中国权力荼毒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面,苏联在1950年代给予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础。苏联也派遣不少专家支援中国,帮助中国培养技术人才等。这些利于中共统治,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改善。至于苏联借机控制中国之嫌,其实苏方还是很尊重中方独立性的。在中国已与美国及西方断交情况下,维持中苏同盟显然是利远大于弊的。
但毛泽东从1960年左右开始,就逐渐的主动疏远苏联,并在文革期间上升到“打倒苏修”,全面与苏联对立,并有意加剧中苏边境局势、与苏方强硬派共同挑起战火。于是中苏从亲密盟友变成仇敌,并持续20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所缓和(且仍未真正恢复友好)。
而中共主动断绝中苏合作关系后,苏联援助停止、苏联专家撤走,而同时中国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于是中国的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陷入困境。当然当时中共各种胡闹式的内政政策是中国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样的“胡闹”,无疑加剧了中国困境,并让本就贫穷短缺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为凝聚国内人心、宣传对苏联的仇恨,还散播“苏修逼债”传说,说196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境、食品短缺,是因为苏联要求中国还债,还编造“苏联人只要每个猪的舌头、只要好苹果,其他都扔掉”等宣传苏联对中国的欺负、霸权主义。但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相反苏联在1960年前后中国困难时期还主动提出可以延期还债。而中共却要从干部到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还债”,以争口气、争面子。这显然加剧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及之后十多年的贫困,造成更多中国人营养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于中共所称苏联是“修正主义”,及以“反苏修”为名的对抗苏联的行为,无论是按照马列理论辩论,还是基于普世价值评判,都是站不住脚、不值得的。相对于苏联,毛泽东和中共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等,都极大“修正”了马列主义。中共没有资格指责苏联的“修正”。而且相对于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为和悲剧,赫鲁晓夫等人改革“斯大林体制”,发扬党内民主、言论宽松、刺激经济、改善国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人民谋取幸福的真谛。
中共在对抗苏联时,也不仅打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也正是那时开始构建中共式“中华民族”理论,强调中国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国家利益高于阶级。这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中共为自身摆脱外来的、对中国利害交杂的干涉,可以在中国大陆内部胡作非为而无外力可干预和制约。相对于中共,苏联、东欧、越南等红色政权都比中国更讲人道,如饥荒和贫困程度都低于毛时代的中国,和平时期的清洗和杀戮也较中国为少。中共的“独立自主”,恰恰让中国人民更多苦难、更加无助。
毛时代的反美反苏、闭关锁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让中国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难
很多中共支持者及毛派人士,总是夸耀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摆脱了1840年以来被列强欺辱、半殖民地的状态,让中国国家独立、人民不被外敌欺辱。
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中国长期处于日本及英法德等国的殖民入侵之下,国家主权沦丧、国土沦陷、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其在华各种合作者的压迫。而中共1949年建政、统一大陆,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这只是表面的、教条化看待得到的“事实”。而真实情况是,中共建政后,尤其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包括对外的竞争和影响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且损害远大于益处。
国家利益,包括许多方面,而基本内容是,国家强大、繁荣、稳定、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竞争、合作、冲突中,维护本国公民及海外侨民利益。而人民是真正的国家主人、权利自由得到保障和拓展、物质富足、精神生活丰富、有尊严和自主的生活,则是一国人民/国民/公民利益和福祉的核心内容。而国家利益根本上亦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国民整体及每个具体公民而服务。
而毛时代闭关锁国、与西方隔绝、对抗美苏,看似独立自主、反抗霸权、“不受欺负”,实则让国家失去了与各国合作发展经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增强国力的条件和机遇,导致中国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让作为二战二战战胜国、本可以享受二战后和平繁荣红利的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多数国家,与世界发展潮流脱节,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贫穷落后。中国也丧失了古代和民国时代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除个别领域个别情况,几乎闭锁的消失于世界。这些恶劣的负面影响,并未在毛死后消失,而是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至今。1960-197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打垮解放军、占领中国,只是无法接受巨大统治成本,对中国人既不便杀、也无力治,得不偿失,而没有选择全面入侵。
而既专制独裁,又贫弱封闭的中国,也让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既没有权利自由,又赤贫和愚昧的状态。民国时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迁徙自由,在中共时代全部丧失。而人们又生活在必需品极度短缺和物质匮乏的状态,不仅1960年大饥荒前后,从1950-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联合国认定的贫困线之下,温饱都难以解决。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个人崇拜洗脑、教育和科研领域完全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人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知识,普遍愚昧无知。“八个样板戏”及少数革命风格电影,占据中国人全部文化生活,中国人在精神领域一样匮乏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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