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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刚从美国参加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任仪式回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农科院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下面是答问实录。
北京日报记者王鸿良: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妇女报记者杜学敏: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经结婚43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里面吗?
袁隆平:她是我的“贤内助”。我在外面做实验她并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错话”,被揪出来批斗,她正在休产假,看到了关于我的很多大字报,我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会要上台一起挨批斗。她说没关系,顶多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贤内助”。
他一生的付出，为的是战胜记忆中那梦魇般的饥荒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安江农校宁静的校园也无法幸免。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袁隆平响应党的号召，和学生们一起来到黔阳县的硖州公社秀建大队支农。生产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不怕饥荒了，苦日子也就可以结束了。” 老队长的话又一次唤醒袁隆平蕴藏在心底的童年之梦，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
“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见过有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当时我们农校的老师被下放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在集体食堂里，我们吃的菜就是一大锅红薯藤，加一小酒杯的油来煮，跟猪食差不多。饭是双蒸饭，用水蒸了两次，饭粒儿看起来大，吃下去一会儿就饿，整天想的就是能吃顿饱饭就好了。”“人类能否战胜饥饿？我认为主要靠科技进步，再有一个和平环境，通过不断研究，取得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就能解决饥饿问题。我是学农的，每年做点优产育种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回忆起当年的那场灾难，袁隆平那种济世情怀，那种对生命的真挚的呵护与关爱，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内心的崇高与博大。
袁隆平的祖父在段祺瑞政府任过广东琼崖行政长官秘书长、文昌县县长，父亲任过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不修边幅，34岁了仍光棍一人。然而，他在安江农校任教时深入汪出，生动活泼，是师生皆知的。尤其是他会拉小提琴，每当夜深人静，小山村回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他的一个学生----邓哲。邓哲是班上的文体干事， 1959年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工作。“心有灵犀一点通”，5年之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
“文革”中，袁隆平被扣上了“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走白专道路”等帽子，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说还要加一个字：时。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他精心培育的不育试验秧苗被红卫兵扯掉丢在井里，只抢救活了几株，就是这几株秧苗繁育出了现在所推广的高产杂交水稻！袁隆平对邓哲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还要进牛棚。”邓哲却劝慰和鼓励他：“顶多是双开除，你去当农民，我跟你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对于文革那四年的磨难，袁隆平至今仍唏嘘不已。今年年初，他在接受访问时，语带激动地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知识分子叫‘臭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78年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后，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成了‘老大哥’，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见《环球时报》2001年01月02日第十七版)
他对邓小平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是邓小平，才使得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毛时代那种受迫害的恐惧阴影，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某些崇毛人士居然把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吹嘘成文革的成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此无视事实地大肆扭曲当事人的经历和感情，难道不是有些无耻吗？
5月上旬,刚从美国参加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任仪式回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农科院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下面是答问实录。
北京日报记者王鸿良: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妇女报记者杜学敏: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经结婚43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里面吗?
袁隆平:她是我的“贤内助”。我在外面做实验她并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错话”,被揪出来批斗,她正在休产假,看到了关于我的很多大字报,我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会要上台一起挨批斗。她说没关系,顶多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贤内助”。
他一生的付出，为的是战胜记忆中那梦魇般的饥荒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安江农校宁静的校园也无法幸免。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袁隆平响应党的号召，和学生们一起来到黔阳县的硖州公社秀建大队支农。生产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不怕饥荒了，苦日子也就可以结束了。” 老队长的话又一次唤醒袁隆平蕴藏在心底的童年之梦，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
“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见过有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当时我们农校的老师被下放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在集体食堂里，我们吃的菜就是一大锅红薯藤，加一小酒杯的油来煮，跟猪食差不多。饭是双蒸饭，用水蒸了两次，饭粒儿看起来大，吃下去一会儿就饿，整天想的就是能吃顿饱饭就好了。”“人类能否战胜饥饿？我认为主要靠科技进步，再有一个和平环境，通过不断研究，取得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就能解决饥饿问题。我是学农的，每年做点优产育种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回忆起当年的那场灾难，袁隆平那种济世情怀，那种对生命的真挚的呵护与关爱，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内心的崇高与博大。
袁隆平的祖父在段祺瑞政府任过广东琼崖行政长官秘书长、文昌县县长，父亲任过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不修边幅，34岁了仍光棍一人。然而，他在安江农校任教时深入汪出，生动活泼，是师生皆知的。尤其是他会拉小提琴，每当夜深人静，小山村回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他的一个学生----邓哲。邓哲是班上的文体干事， 1959年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工作。“心有灵犀一点通”，5年之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
“文革”中，袁隆平被扣上了“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走白专道路”等帽子，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说还要加一个字：时。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他精心培育的不育试验秧苗被红卫兵扯掉丢在井里，只抢救活了几株，就是这几株秧苗繁育出了现在所推广的高产杂交水稻！袁隆平对邓哲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还要进牛棚。”邓哲却劝慰和鼓励他：“顶多是双开除，你去当农民，我跟你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对于文革那四年的磨难，袁隆平至今仍唏嘘不已。今年年初，他在接受访问时，语带激动地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知识分子叫‘臭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78年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后，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成了‘老大哥’，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见《环球时报》2001年01月02日第十七版)
他对邓小平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是邓小平，才使得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毛时代那种受迫害的恐惧阴影，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某些崇毛人士居然把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吹嘘成文革的成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此无视事实地大肆扭曲当事人的经历和感情，难道不是有些无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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