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有网友在流传一则图文，其大意称：「1931年9月底，上海复旦、光华等各大学学生5千人至京请愿，敦促政府出兵抗日。 蒋介石接见了请愿学生，提出了两个办法由学生们自己选择，一是返回学校安心读书; 二是去南京孝陵卫新兵训练处报到，正式入伍当兵，参加抗日。 蒋介石训话完毕，众人皆领受而回，无一人去新兵训练处从军。」
虽然知道网友们是想藉此嘲讽现在的「觉醒青年」们，但是这个「蒋介石让学生参军，无一人前往」的段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一、1931年9月29日，蔣介石確實對學生講了一段類似的話。
《九一八學潮》發生於1931年9月至12月，高潮為1931年12月17日南京的「珍珠橋慘案」。事緣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蔣中正拒絕對日本宣戰，爆發敦促出兵的學潮。據蔣介石《事略稿本》，1931年9月29日，蔣介石接見自上海前來請願的學生五千餘人。蔣發言長達1小時有餘，其中確有一段類似的話：
「諸位忍餓耐寒，吹風淋雨，以愛國血誠，來此請願，足見人心不死，前途實有絕大希望，並使本席增加十二分勇氣與力量。殊足欣慰。……政府同人正日夕積極工作對外之一切準備，決不放棄責任，為將來國家之罪人。本席亦抱定與國民共同生死之決心，以不負人民之信託。至諸位青年，在此時期，正宜刻勵沉著，鍛鍊修養。多虛耗一分光陰，即損失一分學業，國家即減少一分力量。政府同人，為諸位不斷的請願，不無分去若干時間與精神，以致影響於一切政治與外交之籌劃。而敵人反得有擾我之餘地。且恐轉貽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機會。今日到京同志，如願從軍效國，即可編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現已在孝陵衛籌備可容五千人之營房。如願回校求學，即於今晚離京，仍有原車運送。」
二、官方調查學生行蹤的報告，未提及有學生往孝陵衛參加義勇軍。
蔣介石這番訓話之後，學生們作何反應呢？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呂奎文、李北昆、王滌文、韓立德等人，曾奉命調查、追蹤這批上海來京請願學生的一舉一動。9月30日，即蔣介石訓話次日，李北昆、呂奎文二人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內稱：
「各校學生組織嚴密，紀律極佳，毫無渙散喧擾情形。……蔣主席在軍校大禮堂召集全體學生訓話，詞極誠懇，並提出辦法兩種，即各校學生願回滬者當晚即須離京，不願回滬者即赴孝陵衛加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其訓詞詳見卅日報載。……惟以訓話時之鼓掌及呼口號時之喧呼細察之，見各校學生態度，似當有認為結果不圓滿者。訓話畢，由軍校招待晚膳，乃復旦、暨南及同德三校學生竟不食而走，時已下午五時，職等以枵腹終日，乃往就餐。餐畢復往軍校調查，則各校學生正紛紛赴國府車站，準備回滬。職等在站見各生均有不滿之意。惟復旦、暨南、同德三校尚未離京。據調查結果，該校學生關於返滬問題須俟當晚會議方可決定。詳情如何，俟今日調查後再行續報。」
該報告無一字提及有學生前往孝陵衛報到，參加「義勇軍」。
10月1日，王滌文、韓立德二人也提供了一份追蹤報告。內稱：
「職等……在該校（中央大學）確實調查，計當晚（9月29日）回滬者有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同德醫學等學校，預定次晨（9月30日）返滬者有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法工學院等校。職等見當時秩序尚佳，且預定當晚回滬者業經動身，當無其他變故，乃復至中央軍校等處調查。結果並無學生駐留該校，乃即返部。今晨（10月1日）復至中央大學調查，確悉預計昨晨返滬各校業已全體離京。」
該報告也無一字提及有學生前往孝陵衛參加「義勇軍」。
三、但是，蔣介石建議學生入「義勇軍」，並不是讓他們去參軍。
需要注意的是，蔣介石建議青年「如願從軍效國，即可編入義勇軍，受軍事訓練」，其中的「義勇軍」，並不是正規部隊，而只是一種專門為學生所設立的準軍事化組織（換言之，即為「軍訓課程」）。1931年9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了一份《學生義勇軍教育綱領》。該綱領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制定。綱領要求「全國高中以上各學校一律組織青年義勇軍，初中以下各學校一律組織童子義勇軍」，進行軍事訓練；不能參加義勇軍的女生，則可學習戰時看護、救傷等知識。義勇軍的訓練為6個月，每日2小時。軍事訓練之外，知識學習仍是首要之務，綱領明確規定：「學生應該努力學業，不得罷課」。
另外，孝陵衛營房，時供陸軍教導第一師使用，也不是什麼「新兵訓練處」。蔣之所以讓請願學生去「孝陵衛營房」參加「義勇軍」，乃是因為根據《學生義勇軍訓練辦法》，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學生義勇軍訓練處，由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主管全國軍隊教育、軍校教育）直接負責組織（其他地區由軍方主導，黨部和教育部門輔助）。孝陵衛營房，其實是軍方可供選擇的一處軍訓場所。
也就是說，蔣介石給請願學生的建議，並不是「要麼參軍，要麼讀書」。根據政策，去孝陵衛參加義勇軍，也還是要以讀書為先；回上海學校讀書，也仍可以參加本校的「學生義勇軍」組織。所以呢，細究這個對話，蔣讓學生選擇，算不得是在刁難學生；學生沒去孝陵衛，也尚不足以說明其空喊愛國口號、並無愛國之心。
四、1932年滬戰，曾有幾十名「學生義勇軍」上前線抵抗日軍
遺憾的是，學生們對加入「學生義勇軍」雖有熱情，卻很難維持——如復旦大學高峰時有學生義勇軍930人，青年義勇軍180人，女子學生軍66人，女子救護隊36人；但到1932年初，則多已星散。相比去參加軍訓默默流汗，學生們顯然更願意前往國民政府門前大聲疾呼。
1931年底，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授部主任王伯齡，出任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主任。但王氏到上海後，並不足以挽救「學生義勇軍」的暴盛暴衰。據學生運動的當事人披露：
「上海變起，……各校武裝健兒隨處可見。中央注意於此，特派老軍事家、中委王伯齡氏，來滬專責訓練。期以有用青年，將來亦可馳驅於疆場。殊不料學生們有頭無尾，老英雄竟無用武之地。……自王氏就職以後，各校肯專心受訓者究有幾何？學生藉故不上軍操者，實居多數。有其名而無其實，誠出乎王氏初料之外。……滬戰（指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開始，所謂各校共有萬數以上的義勇軍，除了復旦數十名和中公十餘名的大無畏的抗日健兒正式參加外，平日通電也、領槍也、上操也的所謂多數的少爺小姐兵，哪裡去了？上前線麼？已到了內地的鎮鄉。殺敵人麼？殆鬥著方城的手戰（不是一概而論）。」
寫這篇文章的記者，乃是一位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曾上前線支援的學生義勇軍。故其言辭之間，對同人有著很深的責備。這種責備或許有些過激，但卻也有助於後人管窺當年學生請願運動的成色。
五、1931年學生請願運動，當局惟在避免流血衝突一事上尚可稱道。
總體說來，1931年的《九一八學潮》學生請願運動，大致可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9月份是第一階段，推動者主要是國民黨改組派，「當時各大學出席上海市學聯會的代表，都是改組派的成員。……改組派控制了全國學聯，以之作為宣傳反蔣的一個重要陣地。」10月份請願運動陷入低潮。11月上旬起，風潮再興，是為第二階段，不少地下黨人（尤其是北平高校）成為請願運動的幕後組織者。
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自9月下旬至11月底，接見請願學生約20次左右。這也是國民政府應對請願的主要手段。但這種頻繁接見，絲毫未能緩解請願運動的持續高漲。相反，請願者和接見者的調子，均越唱越高。如11月23日，蔣接見杭州來京請願學生1700餘人，為表白心跡，竟以諸葛孔明及岳飛自況：
「余決以諸葛孔明出師表中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四句，及岳武穆之母針刺武穆背上盡忠報國四字之意，決心自持。斷不負我黨國，愧我總理，忝我父母也。」
但這種自況，經媒體渲染之後，效果卻適得其反；—鑑於諸葛亮、岳飛等確曾將北伐付諸實施，學生們又於次日滿懷期望，再度請願，堅持要求蔣效仿諸葛亮寫《出師表》，「下一手諭，表示決心北上收復領土」； 蔣則回應「絕對負起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學生不滿意，「必欲堅持出兵宣戰」；蔣再發手諭勸說「安心求學、擁護政府」。學生「終不聽」；蔣大怒，「命站立二十八時以罰之」。當天下午，蔣在日記中嘆道：「數日以來，各地來京請願學生，經余親與接見訓話者，約二萬餘人。余對青年學生，亦用盡精力矣。」日記寫畢，又命釋放罰站學生。
略言之，1931年《九一八學潮》學生請願運動中，國民政府可謂應對乏術。惟在避免流血衝突一節上，尚有值得肯定之處。儘管這一時期的蔣介石討厭學生運動，並且懷疑背後有人操縱，但總體來說，還是有耐心的。蔣介石在日記中云：
「下午，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蠱惑，來京請願北上，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而余處境之悲慘，亦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胡逆漢民，其亡國之妖孽乎？」
在實際作為上，如1931年12月8日，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開會，強調「惟對學生，又應另外看待，看作教訓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蔣介石也多次告誡不許開槍。再如12月17日，中央日報館被學生搗毀焚燒；次日，軍警以武力勒令數千名學生返校，「以北平路遠，每學生給伙食洋一元；至安徽學生約有三百餘人，亦送至下關，並給洋二百元。」
整体来说，蒋介石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学子们仍有期待，而且是竭力保护的。 要不然，就不会有西南联合大学的诞生，让仍在求学的中国青年，尽管饱受战火侵袭而颠沛流离，仍然弦歌不辍。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7月29日，天津遭到了轰炸，南开校园在付之一炬。 8月3日日军进驻北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0月13日，日军控制了整个清华园。 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时还开办了清华研究所。 临大的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还有218名借读生; 教师共148人，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1938年1月，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战争吃紧，决议搬迁至昆明，临大组织师生分三路到达昆明，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设常务委员会主席。 其中有820名学生随校南迁，1940年，因联大校园屡遭日军轰炸，教育部命联大迁往四川。 8月，联大决定于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命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课。 11月，为了培养大后方中小学教师，联大成立师院附设学校。 一直到1946年5月，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复校后，师范学院留云南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赵九章、邓稼先... 等，日后均成为知名学者，也有许多人响应抗战后期（1944年）因滇缅战况吃紧，军队须受美军教官训练与作美式装备，故号召知识青年踊跃从军，藉以发挥训练成果、提高军队整体战力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加入「青年远征军」的行列，奋勇报国。
但是，当年（1931年）《九一八学潮》时，这些学生们在当时又是怎么做的呢？
1931年9月28日，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办公室被学生用花盆砸破了脑袋。 12月15日，又有蔡元培等被学生用木棍殴打头部住院。 但是肇事学生均被释放，未受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