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日记的作者是1962年至1965年间我在南京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他在1968年8月1日至5日写成了这篇1968年7月31日的日记。他最近慷慨地与我分享了这篇日记。我读后觉得这篇日记写得非常好，非常准确如实地记录了南京体院文革中的一个晚会，并涉及到很多当时的人和事，堪称是一段很有价值的微观历史。取得了他的同意后，这里发表的日记中只做了两项改动。第一，更改了所有涉及到的同班同学（包括日记作者本人）的姓名；第二，更改隐去了日记作者的真实背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和希望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会和我一样喜爱这篇日记。
这篇日记使我联想到了黄仁宇（Ray Huang）的《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
施冀北日记
1968年7月31日
多云37度
……
走进体院的室外会场，大会早已开始了。一名部队干部在台上发言，台下坐满了人。我突然听见“施冀北”的喊声。啊呀，是秦宜君向我招手，业水辉也来了。
“坐，坐！”他们照应。
“梁驰千叫我们来的，中午就到这儿了。”业水辉还和过去一样，白白的脸上带着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前几天我们在街上碰到梁驰千，他说体院7月31日晚上有表演叫我们来玩。今天中午秦宜君骑车子到我家来。我等我弟弟骑车回来，等了半天等不到，秦宜君就把我带来了。”
“你家在哪儿？还在中山门吗？”
“还在那儿。”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表演？”秦宜君问。
“我们离他们这么近，一有消息，马上就传到了。”我的语言系统直接指挥，在听到秦宜君讲南京话就自然和他讲南京话。
“坐吧，坐吧！”秦宜君让出半张椅子拉我坐下了。
一会儿梁驰千来了，他问：“你们不上课啦？”
“六月底就不上了。”
“还有多少人？”
“走得差不多了，我们班走掉三分之二。”
“那你们干什么？”
“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还写大字报，我什么都不问。”
“听不见你们革反团的声音了嘛！”秦宜君用一种揶揄的语调问。
我笑了，说：“他们南体11.4的声音不也听不见了？”
“那有什么办法！”梁驰千笑道，“都是这样嘛！”
“想当年，南农革反团，南体11.4多神气！好派的支柱，最钢杆的！南京有名的打手，乖乖！不得了哎！……”秦宜君指手画脚大叫大嚷，引得许多人看着我们。
谈了一会，秦问我：“你是学什么的？”
“学土肥。”
“别的系呢？”
“一系是遗传选种，二系是植保，四系是畜牧兽医；我们三系是土肥。”
“你们毕业往哪儿分配？”
“各种工作单位都有。”
“研究所呢？”
“过去不少，现在当然减少了。现在到工厂的也不少。”
“我们学的内容差不多，”业水辉推测，“只是到中间体才分开。你们到土肥，我们到染料。出门学了什么课程？”
“很难说学了什么，反正是走过场。我们没有全面复课，制图早就完了，数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也完了，物理化学上了一半。”
“材力、理力没上吗？”
“我们好像不准备上了。”
“到工厂不学点儿不像话。不过我们上的也不多，两门加起来才70~80堂课。”
“什么课比较重要？”
“有机、化工。化工是基础的基础，别的不学没关系，化工非学不可。可我们还有染料化学。”
秦宜君看我们俩一直在说话没有顾到他就插话了：“你们怎么光谈专业，什么有机啊、分析啊、化工啊，德语啊法语啊，一点也不突出政治！”
“谁说德语、法语了？你问问他有没有说？”业水辉急了，指着我。
其实秦宜君听错了，刚才业水辉问到军事外语学院时，我告诉他那里学的是日语、印地语、越南语、菲律宾语等，而英语、俄语、德语、法语都不学，因为一般院校都学了。他们培养的是战地翻译人才。
台上的发言人还在讲，下面的人都不耐烦了，乱哄哄地说着自己的。台上维持了好几次会场秩序也不见效。
“他怎么不知趣？台下不想听，趁早结束算了。”业水辉说。
“还早呢!”梁驰千摇摇头，“他要从南昌起义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
“今天上午开会他就讲了两个钟点儿。”坐在业水辉右面的人操着一口北京话。
我们这排座位，从左到右是梁驰千、秦宜君、我、业水辉、北京人。
业问我：“你们学院有多少人？”
“我们人很少。”
“他们学院学员和教员一样多。”秦宜君又说开了，“去年他们南农出来都是满脸胡子的，什么人都出来干。”
“现在毕业班一走，学员更少了。”我说，“我们65级招了400人，我们系140人。你们院多少人？”
“九千多人，分七个系。我们系2500多人占全院1/4。”
“你们院的李仲麟怎么样了？”秦问我。
“还在警备区，一直没回来过。”
“在警备区，那快活！每天两毛五伙食，喝八两稀饭。”秦笑道。
“你又知道了！”梁驰千不信。
“我当然晓得啰！我们那里有个化纤红总的，跟化纤公社的抢汽油，在警备区关了一个月，现在回来了，他跟我讲的嘛！一天两毛五伙食费，八两稀饭，小菜都霉了，根本吃不下，他们就偷解放军的辣椒吃。放出来以后，他们那一派的人请他到馆子大吃一顿。”
“那李仲麟他们是高级干部，不会只有两毛五吧！”我和业都认为。
“你们李仲麟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反许（世友），其他没什么，又不是特务、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在苏联留过几年学。”
“怪不得说是苏修的奴才！那有什么办法，那时是政府派去的嘛！你能不去吗？现在倒霉了，站在好派的干部都倒霉了。”秦有些气愤。
“你是哪派的？”我不禁问他。
“他红二司的！哪个派的啊？”梁驰千斜着眼睛瞪着他。
秦还在那里说，说了一句有趣的话，把旁边的人都逗笑了。
业水辉碰碰我：“你看解放军也喊打倒王范、沈占堤。”
“当然喊打倒啰。”我很肯定。
“他们（部队）一来时没喊，调查了好久现在才表态。”梁解释。
“王范、沈占堤现在怎么样了？”
“早就死了，都自杀了。”我说。
“怪不得要打倒的。怎么死的？”
梁驰千说：“王范，那天我们把他从家里抓来，就关在那间房间里。第二天上午准备斗他，会场都准备好了，他那里掏出手枪对头上就是噹的一枪。”
“他还有枪？”
“老干部一般都是部队下来的，都有枪在家里。运动开始一段时间之后上交了。”
“对，这是老早的事了，一年半多了。”梁点点头，“沈战堤是吊死的，那个晚上下蒙蒙雨，他一个人跑到篮球馆，用一张桌子垫脚，就吊在篮球架上了。他还怕难看，用一块布套着头。第二天还是排球班一个女的发现的。她真胆大，以为有人开玩笑，上去把他头上的布揭下来，才晓得是沈战堤自杀了。”
沉默了一会，慢慢谈到同学们。
“有哪些人回来了？”我问。
“不太清楚，我是六月底回来的。我们和老师商量，大家都同意九月份复课，我就回来了。回来后就是在大行宫遇见王兰君，她五月份就回南京了。”王兰君在清华。
“任则萍怎么样？”任则萍也是在清华。
“王兰君说关在空军司令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据说态度不错，给王兰君一封信，说她在里面很好。”
“哎，戴宁生怎么样？主要有什么问题？”
“算是反动学生。我看西交大出的小报了，他们那个系揪出40个。说戴宁生喜欢十八世纪西方小说，爱好西方音乐，生活糜烂，常出去大吃大喝；喇叭里放语录歌，他嫌太简单了不好听，发牢骚说：’这是什么年头，放这些乌七八糟的歌！’还有写反动标语。”
“是不是小团体性质的？”
“可能是。戴宁生串联时跑到西双版纳，又跑到越南边界，被押回来了。这次他们就说他要偷越国境。”
“他以后不知会怎么处理？”秦说。
“你没碰到什么同学吗？”业水辉问我。
“没有，外地的一个都没碰到。最近几个月连南京的都没碰到。我们班留在南京的好像没几个。”
“不少呢！有九个：你、万平、徐朝、梁驰千、许海洋，还有裴秀……”
“裴秀在哪儿？我连他们在哪个学校都不知道。”
“裴秀在南京化工学院。我们班现在就我们三人学化学，她学氮肥。谢心乐在南师，齐芳内在南大，王云恩在南工。”
“外地的……”
“外地的，西安五个，龚山东回包头去了，他家搬到包头。北京三个，天津两个，上海三个，长春一个，哈尔滨两个……”
“厦门一个。黎继生他们有没有回来？”
“不知道，大概没有回来。胡平准备九月份回来。”
“今年春节，我看到了黎继生和陈一名。陈一名在那个学校？”
“青岛海军指挥学校。”
我问秦：“你们什么时候毕业？”
“我们三年毕业，马上就要分配了。”
“你学什么？”
“我们都学英语。其实什么都没有学，连中学的东西都忘光了。真不晓得以后怎么教人家！”
“你们分配到哪儿？”
“南京市和郊区的中学呗！”
“在南京啊！！”我故作惊讶地逗他。
“南京怎么样！现在有人对南京不得了！留在南京比什么都好，哪儿都不愿去，就想留在南京。看样子南京是不错了。”
“倒不是南京是怎么好，主要是离家近。还有就是生活习惯问题，到北方净是玉米、高粱、小米……，不要说高粱什么了，就是连面（小麦面粉）我都吃不惯。我们将来大部分分到西北、东北。”
“南大、南工今年分配得很好，很多留南京。”
“他们这届成份最差，62年招的。”业说。
“你们怎么分配？”我问梁驰千。
“今年都到农村。南京、无锡、苏州、徐州、常州、扬州、连云港、南通都不要想去。盐城之类的还差不多，不过都在省内。”秦替梁答。
“不见得都在本省吧！我在天津遇到一个南体刚毕业的，就在牡丹江的一个中学当体育老师。”业水辉举例反驳。
台上开始表演文艺节目。
排球班表演组歌，一个大个子口齿很不清楚。
“他们真能找人！怎么叫个徐州人来朗诵！”梁驰千一面嘲笑一面向我们解释。其实这人是胶东口音，典型的青岛话。
“怎么不找个普通话好一点的？”业水辉不理解。
“他们广播台有两个广播员相当棒。”我称赞道。
“江苏台要他们去。”梁驰千说。
“那不错，比在体院好。到那边又能把体育带起来。这也会、那也会，是不错！”秦对他们很是称赞。
“几点啦？”业水辉问。
“十点。我看要表演一个小时。”操北京话的人插话，他穿着蓝背心，好像是体院的，那风度又不太像。
“你们记得吧？”我突然想起戴坤，“高三那次在体育馆进行歌咏比赛，戴坤带着白手套捧着讲义夹朗诵？”
大家都笑了，秦宜君还学戴坤的潇洒姿势。
“刚才到戴坤房间去玩，”秦宜君告诉我，“香烟都抽起来了。我说他，他说：’吸烟有什么关系？不是很平常吗？你要吸，你就吸吧！’他床头上放着两包红金，还叫我吸。床底下是尖头皮鞋，尖的一塌糊涂。他说：’穿尖头皮鞋有什么不好！经济实惠，八块五一双！’真不得了。人变起来真快！”
台上表演的是击剑队。他们还是唱几个语录歌。
“怎么唱来唱去还是那几个歌?”业水辉不满意了。
“你别看他们唱得不好，他们的竞技水平是国家队水平。”我告诉业。
“是吗？”业很怀疑，目光转向梁驰千。
“是的，南京击剑队基本上就是国家击剑队。”
“只有男子重剑上海强一些。”我补充。
秦宜君看看台上说：“我们班在中学是不错啊，老是得第一名！”
“这全是梁驰千的功劳！”我笑着夸奖他。
“梁驰千轻轻一喊口令，我们’刷’一下都站起来，整整齐齐走上台，他手一动，我们就唱！那些初中的小家伙也捧我们，拼命为我们鼓掌。”秦好像还沉浸在当年的兴奋之中。
“不过我们唱得也好，《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这歌多棒！”我说。
大家回想往事都笑了。梁驰千说：“那个歌唱得确实是好，业水辉那时在吧？”
业水辉是高二下学期从长春转学过来。
“我怎么不在？那个歌本还是我的呢！”
我们四个，正好业水辉是倡议者，我是支持者，还帮助秦宜君（抄写者）花了一个下午把歌的词谱抄到教室右边的黑板上，梁驰千是组织者。
我们毫无拘束地畅谈，我感到心里有一股很畅快的感觉，可能是我们在班里处于同一个阶层。
“大炮——吴继伟在哪儿？”业水辉问起。
“在一个小学当图画老师，就在五女中对面。薛人建快活了，在汽车厂。”
“何裁中在772厂。”我说。
“欸，在华东电子管厂。”
“怎么进去的？”
“他妈妈是居民委员会主任，还进不去？他们是好，工人阶级。我们算什么？知识分子！他们以后可能还上大学。”秦宜君就住在何中心附近，所以知道。
“庄玉褛她们在哪儿？”业水辉问。
“回无锡修养啦。她本来申请下农村，下放马坝，嗯，就是盱眙的马坝。她那样的病鬼哪能劳动！宋娅听说快结婚了。这是她们留在南京的唯一出路。”
我们一直在等体操表演，台上的节目还没完，举重队又上去了。
“你看他们除了中间那个，还有后面那个，也不太棒嘛！”秦评论。
“不棒？不过没那两个人肥罢了。”我不以为然。
“现在很多人膀子都很粗。”业说。
“你到街上看看，”秦宜君插话，“那些人膀子真粗！文化大革命，反正没事干，成天练，举重啰、玩石锁啰、哑铃啰，学校的东西都被他们偷光了！”
“现在就兴膀子粗，天津也是这样，成天比谁的粗。”业水辉说。他也说“膀子”，有点奇怪，这是南京方言。
举重队还是那几个节目。业水辉不耐烦了：“这几个歌唱来唱去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秦宜君立刻抓住他的话，“毛主席语录歌没意思？你跟戴宁生一样了，说唱语录歌没意思！”秦大声嚷起来。
“谁说唱语录歌没意思？谁说没意思？”业水辉急了，“我是说，我是说他们举重队唱得不好。是嘛，是唱得不好！谁说语录歌没意思？我敢说吗？”
我们都笑了。
业水辉说：“不过有的语录歌艺术性是要提高。有的是很好听，像《下定决心》、《读毛主席的书》新疆调子的，哎，对；《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有民族风味，是比较好听。”
我想起戴宁生曾经告诉我，业水辉当了天津大学管弦乐队副队长了，就问他：“你参加你们学校的管弦乐队了吗？”
“嗯，我们学校管弦乐队还比较有名，经常在外面演出，还赚了不少钱。练习起来和正规乐队一样，谁吃得消？我不去练。”
秦宜君问我：“你们学校有没有成立革委会？”
“没有！吵了好久成立不起来。本来准备结合李仲麟的，后来一看李参加了社会问题，赶紧把意见收回去了。在南京吵，不行，到北京教委还是解决不了，又回南京吵。我们反正没事，成天玩。”
“你们用不用功？”业水辉问。
“不用功，不过用功的人总有几个。”
“啊呀，我们学校不得了，好多人死啃。”
“你用不用功？在中学时，你在班里男生中最会啃的。记得吧，戴宁生还给你写了一篇文章，什么正十七边形……”
“他净胡说，其实我们几个考上的，裴方吾、万平，我们都不太用功。”
“你还不用功！？”秦宜君不同意。
“我算用功，你算不算用功？”业反问，“他上次串联到我们那儿去，对我的同学吹，说我用功。”
其实他们俩都用功，在班里是一流用功的。
“你们说我用功，不过是我和你们在一起玩的时间比较少，还有上课比较老实一点儿，不过后来就不老实了。”
“噢！你还是承认你比较老实啊！”秦宜君不放过他。
体院的家属——小孩表演得不错，他们唱的都是少数民族的调子。
我对业水辉说：“我们舞台上的歌舞，都被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节目统治了。”
台上是女声独唱，梁驰千介绍 ：“这是镇江人。”
“唱唱扬州的小菜……”
“镇江人唱醋嘛！”业说，“她唱起来酸不酸？你看，她把手放在前面。”
“唱歌就应该把手放在前面。”
“那也应该放在胸口。”业做了示范姿势，“要不就放在背后。”
那个女的唱得也不好，唱了一半就笑得唱不下去了。
然后表演的是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音色太高，音量也太小，没有一点洪亮的感觉，和弦也听不出来；唱得还可以，那人很滑稽，一唱头就摇动，惹得台下哈哈大笑，他可能唱惯了古戏，总是摇头晃脑的，很有一点儿诸葛亮的架势。
我对业说：“交响乐《沙家浜》比较受欢迎，现在钢琴伴唱《红灯记》也受人关注了。最近又搞了一个交响乐《智取威虎山》。”
“我说，交响乐老是搞京剧，这是不是方向？”业投来探讨的目光。
我笑笑，想了一会儿说：“今后，别的戏目也会搞的吧！”
“《奇袭白虎团》大家不太注意。”
“是啊，这主要是武打的戏，唱得很少。”
“所以江青指示要把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用唱表示出来，适当减少武打增加唱词。比较难的。《海港》还是很好听的，大部分都是昆曲调子。”
“我们这儿很少放《海港》。”
“《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舞蹈要比《白毛女》好多了，音乐很有特色。”
我一直认为《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不如《白毛女》，这几天才觉得《红色娘子军》不错起来。还没认为比《白毛女》好。我想起张春桥说过的《白毛女》“声乐还不错，舞蹈音乐没过关”的话，就说：“《白毛女》声乐不错，唱得还可以。”
“都是些河北民歌，有的也不太好听，像’我要活 ——！’音乐也是民歌调子，不太连贯、紧凑。”
“像黄世仁出场的那段： 5 1 2 5 1！”坐一旁操北京话的人把 邦 邦 邦 邦 邦唱了出来。
我们都被“邦邦”搞笑了。不过这个场合这样说不适宜。
文艺节目结束，喇叭里放出铜管乐《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高二时洪钢路就向我推荐过这个曲子。乐曲一会儿合奏，一会儿小号独奏一段，一会儿圆号独奏一段，乐器中好像还有长笛和萨克管的声音，也很和谐悦耳。我和业水辉都认为乐曲相当好听。
业水辉说：“不能把过去的管弦乐说得一文不值。”
“那当然，过去的难道都是坏的？”我说，“广播电台天天放的《国际歌》《东方红》不是管弦乐吗？我看到报纸上一个人写文章说：’钢琴也开始为我们工农兵服务了’，那广播里以前放的许多钢琴伴奏毛主席诗词歌曲还有《国际歌》，不知是为谁服务了。讲话要全面一些！”
体操表演要开始了，前面大都站起来，我们想站起来，后面的人又看不见。我和业商量一下，让后面的人到前面来，我们到后面站在椅子上看。
我碰碰业水辉：“听戴宁生说你有一套外国唱片，是《茶花女》吗？”
“是《天鹅湖》，三大张，每张有这么大。”他比划了一下，足有一尺直径。
“那怎么能放上唱机？”
“要把两边的螺丝下了才能放，45转密纹的，一共有三小时。”
“那么长！什么时候买的？”
“还是在长春买的。我家还有一套中央乐团 —— 就是魏启贤、刘淑芳他们那一伙访问拉丁美洲的唱片。你听过没有？其中有一个刘淑芳唱的《小小的礼品》……”
“噢，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
“对，对。还有一个什么《小女婿》，一点也不好听，破四旧的时候给砸了。”
有一套《天鹅湖》确实是很稀罕的，值得许多人羡慕。我们院子里的小孩（大部分是中学生）搞来一部手摇唱机，成天幻想能借来一套《天鹅湖》。
我告诉他，“现在外国唱片特别值钱，街上卖旧书的小摊上有一张苏联唱片，卖五块钱，第二天就没了。”
女体操运动员们的衣着和过去不同的是在体操服外面又加上一条田径裤。她们（他们）一边表演喇叭里一边解说，说从前是封资修的一套，现在都是革命题材。可是大家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区别，只是题目和音乐改了一下。简直就是“招牌换记”。表演女子自由体操时，业水辉说：“啊呀！全是西方的舞蹈动作。”
“她们的体操服和英国十八世纪的贵妇人的衣着多像！”我说。
体操有女子高低杠，男子单杠、双杠、吊环，技巧有男子双人、三人、四人的，男女双人大概被取消了。武术有枪、空手夺枪、刀对枪、长拳、猴拳等，猴拳最受欢迎。
我对业说：“过去还有醉拳、醉剑，大概是太浪漫、潇洒，取消了。跌跌撞撞的，倒很滑稽，不少人都很欣赏。就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
“我看过鸭拳，摇摇摆摆的，也很有趣。”
体操表演，几位名手像丁小平、阮国良都没有出场。
业水辉指着女体操队员说：“她们穿着一样的衣服，脸好像也长得一样，分不出来。”
“怎么会一样呢！”
《红色娘子军》开演了，业水辉指着说：“就是后排中间的那个，刚才招待我们的。”
她们正好背对着我们，我又不明白他的意思，就随便地答了一句：“哦，是她呀。”
全部表演完了已经半夜十二点了，我们把椅子送回原处，我那把是半沙发式的。秦宜君上楼拿回衣服。梁驰千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一离开体院大门，业水辉和秦宜君嘀嘀咕咕地谈开了，我赶紧凑上听。
“梁驰千表哥不是指给我们看的吗，就是这个！说每星期都到梁驰千家去玩。”
“我说怎么搞的，我们吃饭，她给我们张罗碗筷，梁驰千走了，她在那儿陪我们，看我们吃饭。看得我都不舒服起来了。”业水辉说。
“梁驰千是宣传队的，她也是的，他们俩当然好上了。”秦宜君说。
“我知道梁驰千要卷土重来的。过去和任则萍，那也太不配了。任立金一揪出来就更没法说了。现在这个还差不多，都是搞体育的。”
“当然要卷土重来，他怎么能甘心。胡平说，这是人的规律嘛！”秦宜君说。
“胡平怎么样？”我问。
“胡平不行，他们班没几个女的，他出国也出不成了。干脆就学外语吧。”
街上静悄悄的，我叫他们骑车走，他们要送我到学校。
我问业水辉：“你的地址怎么写？”
“天津大学，657信箱。你呢？”
“南京卫岗200号033，就是三系三班。”
“可以写农学院嘛！”秦宜君建议。
“那要在前面加上南京两字。”我说。
到学校门口他们才告别。
“再见！”
“再见！”
我刚才没好意思再问业水辉家的详细地址，应该问的，可以到他那儿去玩玩。
回到寝室已经0:35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回想着今天的事情，打算给戴宁生写封信，希望他改一改。
回来我才明白业水辉向我指示那个女体操运动员的意思。
这篇日记是我最长的一篇。虽然把当时的谈话省略了不少。一天写一点，写到8月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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