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2）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2）

 

下面我们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入手，探讨一下中共汉奸政策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也曾这样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他们看来，开展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当事业。他们鼓吹和进行阶级斗争，正是站在了历史发展正确的一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P189-190。）“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相同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P411-412。）列宁也这样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第十五卷P201。）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由来。

那么，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民族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阶级剥削，只要“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简言之，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决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应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障碍，“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宣言》）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要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P292。）总之，民族利益要服从阶级利益；不然，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话，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产阶级在实施国际主义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自己的国家和别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别的民族发生战争时怎么办？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对此，列宁有一个观点对国际共运深具影响。他说：“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P306，中央编译局翻译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将保卫祖国的战争区分为“为‘剥削阶级’而战的‘罪恶的战争’”和“为‘无产阶级’而战的‘神圣的’战争”，这完全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战争观和国家观、民族观。不能不说这样的分析是对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质，第一次做了划时代的区分。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尤其列宁以阶级作为区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就为叛国者的叛国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理直气壮的藉口。

在实践中，列宁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叛国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正流亡瑞士的列宁就宣称“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我们要把战争引到本国去！”“要让本国政府战败！”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并开始对俄国不利时，列宁——这个接受敌对国德国政府资助的“革命者”——就用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辞，煽动前线的俄国士兵掉转枪口去打倒沙皇政府。接着，他又用这些言辞煽动追随布尔什维克的民众推翻“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夺取了俄国政权。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俄国还在与德国交战中。俄共掌权后，为了保住这个新生的政权，列宁单方面谋求与德国停战，不惜签订了卖国的《布列斯特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苏俄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库尔蓝、俄属波兰等总面积达到一百二十六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当时，生活在这些被割让土地上的人口有六千二百万，相当于俄国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随着这些土地的割让，俄国损失了全国农业产业的百分之三十三，工业的百分之五十四，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此外，在条约补充条款中苏俄还承诺赔款给德国六十亿马克。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货币发行的总量。由于这个条约严重出卖了俄国的利益，也出卖了苏维埃的利益，俄共中央在几次表决时都遭到多数人反对，但最终在列宁的坚持下《条约》仍得以通过。虽然，该条约后来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后战败而中止执行，六十亿马克赔款得以免付，苏联红军还收回了部分已割让的领土，但大部分的失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收回。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否就可以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究竟是属于沙皇个人的，或属于苏俄“无产阶级”的、甚至仅仅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还是属于全体俄国人民的？为了一个国家内部分人——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反对沙皇而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样的革命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和正当性？所以依我看，在这个所谓“十月革命”的全过程中，列宁以他自己的实践，就已经揭示了他那种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真相。

列宁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所造成最严重、最恶劣的影响，就是为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为了所谓“无产阶级利益”而卖国的“光辉典范”。因为，既然为了政权生存可以卖国，则为了夺取政权，卖国当然也是可以的了！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军队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这番话，可谓深得了列宁主义的精髓。但这番话是否正确却是大有疑问的：一、当时的国民政府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掌权，但难道这个中华民国就是蒋介石一人的私产了？因为你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难道就可以放任让外国侵略者来占领你的祖国、来屠杀你的同胞？二、如果日本真的占领了整个中国，苏联会帮你再打回来收复全部国土吗？他毛泽东确信苏联能打赢日本吗？在此之前，苏俄与日本发生过一次战争，那就是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结果是苏俄失败了。可见，毛泽东为了说服其同党跟着他一起走汉奸道路，已不得不要靠贩卖汉奸论的“三国论”和说不靠谱的谎言来骗人了。

从上述列宁和毛泽东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煽动叛国、卖国勾当时，为了骗人同意和执行他们的汉奸主张时，他们除了强调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都故意将国家和政权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起来、等同了起来。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即使勾结外国侵略者卖国也并无不可。关于这一点，从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恩格斯起，到他们的徒子徒孙列宁、毛泽东，都毫无列外。所不同者就是运用的场合不同而已。“十月革命”后，列宁将苏维埃政权等同于俄罗斯国家，把保卫苏维埃政权说得如同保卫俄罗斯国家一样神圣。而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则是将国家等同于国民党政权，将叛国行为说成仅仅是反对国民党政权。随后到了中共执政后，他们又将中共政权等同于中国国家，尤其在共产主义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他们高张“民族主义”旗帜，动辄将不满他们统治的人民，强加以颠覆国家罪、汉奸罪，就是明证。其实，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言辞解释他们这个党或“无产阶级”，与国家、民族关系的说辞，统统都是诡辩，要害都是为了维护他们一党的私利。

因此，如果我们以上述这些“革命导师”的言论和行动来对照中共的历史，那末自中共建立起，种种公然背叛国家、背叛民族，惊世骇俗的无耻做法，都可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

一九二九年，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少帅”张学良，因要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与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当时，身为中国人的中共党员们在党的指示下不仅不起来保卫国家利益，反而站在苏俄一边反对自己的国家。中东路路权原是沙皇政府趁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虚弱的时机，从清廷手中攫取的一项不平等利益。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推行的有关“革命外交”指示精神，为维护国家主权欲收回中东路权益，但遭到苏联反对。苏方在多次恫吓无效后，干脆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动海陆空八万军队入侵中国，欲以武力来维护沙皇政府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权益。这件事，苏方虽有历史条约为据，但这个条约本来就是沙俄用不光彩手段取得的不平等条约，理应废除；而苏共在夺取政权后也曾多次宣布过要废除过去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不合理权益。所以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举动，即使有罗莽之嫌，其立场和大方向应肯定是正确的。中共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无论如何是不应站到苏方立场去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反对自己国家的军队的。可是，苏方自一九二九年六月中旬开始在中苏边境地区增兵作战争准备，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污蔑本国的政府为“帝国主义”，号召民众“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宣称“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此过程中，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集中共人员到领事馆开会，接受苏共的指示，在东北各地发动武装叛乱，配合苏军进攻。当时有一批正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如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等，则直接接受苏军征召，参加了苏联远东军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因为这种做法是公然的叛国行为，七月二十八日，前中共党魁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此举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可是中共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八月三日复函陈独秀，严厉地指斥陈独秀“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悍然通过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由此可见中共在叛国立场上的决绝态度。他们已经毫无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唯所谓“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从了。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就发动事变的日本军阀言，它有三个目的：第一，将占领东北作为占领整个满蒙的第一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占领东北也是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步。第三，将东北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当时，直接的受害者是中国而不是苏联，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作为中国人，不管将来日本会不会去打苏联，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因为斯大林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是为了侵略苏联，下令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于是中共就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马上发表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和《中共中央为满洲事变宣言》等文件，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调子说话，声称“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 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书写的大标语，不是“武装保卫中国”而是“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中共眼里，中国根本不是他们的祖国，苏联才是他们的祖国。

那么，中共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武装保卫“祖国苏联”呢？是将红军开赴东北去打日本人以阻止他们去进攻苏联吗？如果人们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说来可悲可叹，中共竟是以发动武装叛乱，攻击本国政府的方式来保卫苏联的。中共在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要他们“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夺取一省、数省胜利和实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中共还号召“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九月三十日发表的《就满洲事变第二次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更有甚者，十一月七日，即离“九一八”还不到二个月，中共在苏共具体指导下，竟然在其割据地江西瑞金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上印的不是中国人的头像，而是苏俄领袖列宁的头像，表明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不过是苏俄的殖民地。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明确地说：“从现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於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这些，就是中共为保卫苏联所采取的行动。一句话，就是努力给国民政府添乱。

然则中共以给国民政府添乱的方式来“保卫苏联”，其中又有什么奥妙呢？这恐怕是很多老实人想不透的事情。其实奥妙就在于这样做，或许可以引诱日本军阀改变其原来的、也许确实有过的侵苏计划。简言之，就是要引诱日本扩大侵华而不是去进攻苏联。原因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满蒙看作其生命线，而苏联对满蒙也一直抱有野心，双方在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控制权就打过一仗。因而日本一贯将苏俄看作它的头号敌人。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军阀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继占领东北以后扩大对华侵略，直至把整个中国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另一种是暂停扩大侵华步伐，先把东北满洲国建设好，作为将来进攻苏联的基地。这两派时而这一派意见占上风，时而那一派意见占上风。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国民政府致力各项建设取得不小成绩。这种形势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坐不住了，他们担心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会使以后侵华增加许多困难，因此要抢在中国强大前完成对中国的侵略。而此时的中共武装叛乱给国民政府制造了很大麻烦，牵制了中国政府军队很大一部分力量。这让日本军阀认为现在正是扩大侵华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这才先有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然后又有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在中共的设想中，只要诱使日本军阀扩大侵华，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势必会放弃原来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样就达到了保卫苏联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曲线救苏”的策略。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隐藏在国民政府军第29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为什么要指使人向在卢沟桥边军训的日军打黑枪，从而挑起“卢沟桥事变”，挑起中日战争了。所以，中共故意挑起中日战争是有多重目的的，不仅仅如人们过去认为的、为了解除被包围在陕北一隅之地的红军困境那样简单。

以上这些事实：每一件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保卫、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借口，肆无忌惮地背叛和出卖国家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