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9）
（六）来自毛泽东本人的证据。
中共和日本侵略者勾结最有力的证据，还得说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大力鼓吹抗战，表示愿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但在私底下，却将日军侵华看作是打击、削弱国民党和发展共产党力量的绝佳机会。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和“三国论”的方针。抗战八年期间，中共就是照此方针执行的。对此，中共当然一直是竭力否认的。但是，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这个讲话，并有部分内容的记载。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所说的话，也与张国焘《回忆录》中记述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对抗战确实是这样的观点：在日、蒋、我（中共）三角关系中，若我积极抗日就是在帮蒋介石抗日，这样的爱国是在爱蒋介石的国；反之，为了削弱蒋介石的力量，有利今后的夺权斗争，除了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还可与日军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再从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共几个元帅的传记、以及五大野战军的《十大虎将》等著作来看，说有这个讲话也绝不是无凭无据的空穴来风。我曾仔细查阅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 1893-1949》，发现几乎在整个抗战中，没有一个由毛泽东或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以“八路军总部命令” 发出的、明确指示八路军各部队如何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电文；相反，大量的电文是指示如何以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为名去发展“敌后根据地”，指示各部队如何在污蔑国民党不抗日的借口下驱赶国民政府地方政权，以及袭击坚持敌后抗日的国民政府军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电报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前几天以及投降后，毛泽东为了抢占地盘，才下令八路军进攻日伪占领区，但仍在命令中规定要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主要是找伪军打。
什么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在发这个电报时，距离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八月二十五日，一个月也不到。朱德和彭德怀在红军接受改编的当日发表《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信誓旦旦地说：“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当时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受司令阎锡山指挥。时阎锡山正在组织太原会战，迎击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两路日军的夹击。可是，毛泽东在此时就指示八路军要独立自主，那摆明了就是要八路军不接受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指挥啰！所以，所谓改编红军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共同抗日云云，不过是为摆脱红军被国民政府军彻底歼灭命运而施出的“金蝉脱壳”的掩眼法。那么什么叫“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红军分散躲到交通不便的深山去，那里日军一般到不了，国民政府军也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八路军可以放手在那里发展根据地，扩大武装，等蒋介石被日军打败了或打得两败俱伤了，中共就可以出来争夺天下。这个根据地，后来又加了“敌后”两个字，称为“敌后根据地”。这就目的性更明确了，到敌后去发展根据地。为什么要到敌后去呢？因为当时日军进攻速度很快，国民政府军虽然竭力抵抗但仍常常要吃败仗，不得不后退。然而日军也兵力有限，对广大攻占区也不能处处派兵占领。这样，派兵去这些面积广大而又交通不便的农村、山区，就成了中共渗透、发展为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以上，就是毛泽东所谓要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真实含义。毛泽东不是一直说国民政府军不抵抗、时刻想投降吗？看看这个电报，看他对阎锡山组织会战的态度，究竟是谁不抵抗，谁散布失败主义，不是清楚得很吗！
同样，在关于新四军战史的大量记载中，与日本人交战的记载几乎不见，所有作战、策反的对象几乎都是国民党军队，包括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新四军在抗战中发动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投入的兵力动辄数万。但这些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日本侵略军，而是针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国民政府部队的，其中部分军事行动是为了抢占国民党部队的占领区而发动的。这种指示在《毛泽东选集》中也可找到多处。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其中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见《放手发展抗体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711-712。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同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毛泽东指示中提到的顾祝同，时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主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的抗战；冷欣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和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等职；韩德勤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当时，第三战区的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已被日军占领，但在乡村地区和部分小城镇还是由国民政府军和政府领导的地方部队、游击队等武装占据并在那里行使政府职能。毛泽东的电报，就是要新四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把这些国民政府的势力排挤掉，成为中共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他们要在那里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征收税项等等，实际是以抗日为名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他们斗争的对象很明显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而不是日本侵略军。必须指出：当时还是中共自称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部分军饷还是国民政府发的。新四军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编制归第三战区管辖，受顾祝同指挥。可是毛泽东却把顾祝同等人称为“顽固派”，要新四军不受其限制，“独立自主”地扩张军队，扩张地盘。这个精神，完全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和“三国论”方针的宗旨。由于毛泽东和中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计划，双方起所谓的“摩擦”也是很难避免的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发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之第89军一万一千余人。十一月，刘少奇又发动“曹甸战役”，出动十个团的兵力歼灭韩德勤部八千余人。新四军对于国民政府军一系列的攻击，清楚地表明新四军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叛军和日本侵略军的友军。第三战区的国民政府军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发起反击，予以制裁，这就是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新四军事件”。中共称为“皖南事变”。在外敌入侵、国家存亡悬于一线之际，中国军队却自相残杀，这完全是毛泽东想趁抗战之机，发展壮大一党力量，伺机夺取国民党政权的策略所致，是毛泽东的“三国论”所造成的恶果。
“黄桥战役”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一次严重的军事冲突，也是导致“新四军事件”的前因之一。而这个“黄桥战役”就是毛泽东中央授意、发动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王稼祥就以中央军委之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从而指示他们：“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 电报还指示“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王稼祥电报通知刘少奇、项英，说八路军“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然后在七月十二日再次指示东南局，说“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以上电文见《毛泽东年谱（1893-1049）》）中共后来将“摩擦”的责任完全推到国民政府军一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伎俩。
一九四〇年八至十月彭德怀在华北发起“百团大战”，目的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主要是正太铁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和白晋铁路。因此此战又称“破袭战”。参与战役的部队号称一百零四个团，实际参战部队包括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共约二十万。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说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还作为彭的历史罪状翻出来批判。可是，差不多同时期新四军发动的对国民政府军的战役，规模也不小啊，也是动辄数万人，早在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前好几个月毛泽东就在准备“黄桥战役”，怎么就不怕暴露新四军的实力了呢？两个战役两种态度。所以不难看出，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不愿八路军去打日本人，他领导下的军队只能去打同是中国人的国民政府军。这就是毛泽东对抗战的真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