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偷懒但也不上进是我家的传统，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够传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爸常年在外忙碌，我妈统领着孩子，不生病，不留级，便万事大吉。我爸13岁就加入了革命队伍，倒不是因为他觉悟多么的高，一个13岁的孩子不懂马列主义，主要是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红军长征后刚到陕北，急需兵源，我爸个子高，撒谎把自己改成17岁，便混进来了。从此后，党和部队就是他的一切，若他常年在我们身边，再懒于进步都得让他唠叨的不得不进步。我妈生养了六个孩子还是全职，没时间操劳进步事宜，全家除了老二，统统不靠近组织，上辈子都是散仙，我则是最散漫的那个。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左得火红，厂里从星期一到星期四都有会，星期五是党团活动，唯一没会的是星期六，简直是不顾人死活。那时全北京也没几辆公交车，有的全是人，每天上下班路上的挣扎艰难漫长，劳累了一天还必须开一个小时的图财害命会，到家已是月上柳梢头，饥肠黄昏后，因而我非常享受自己不党不团，至少星期五不被捆绑，可惜好景不长，好景就从来没有过长的！
玉华，耿姓，个子不高张口就笑，笑得真挚坦率，像个小弥勒佛。她脸上散着星星点点的雀斑，本应是个俏女子，坏就坏在姓耿。小弥勒是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党指哪儿她打哪儿，绝对的忠实耿耿，党说要拉拢落后青年，她马上就相中了我。若只她一人还可以应付，另一个团领导朱爱冬与她紧密搭配，和风细雨用革命道理哄我，让我觉得不开星期五的会倒欠了人情一样。
爱冬的名字我觉得很诗意，顾名思义一定是腊月生人，加上她的朱姓，白雪红梅成了她的肤色。记得我进厂第一眼看见她非常惊讶，天下竟有这等白红粉之面容。她不仅颜色出众，皮肤稚嫩得如幼童，初来德国，在柏林裤裆大街上，看见一个女人推着童车，车里睡着个童宝宝，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嫩的一碰就要流水儿似的，我当时就想起了爱冬，她出身不正，祖上定有西域血统。
面对两位团领导，我唯一的武器是骗人，这等事我一般不屑，因为太麻烦，说来也怪，我这么个自由散漫之人，对待骗术却非常认真，要骗就得骗得滴水不漏。我提前几天就开始编故事，还得换着样编，尽可能的源于生活，叫人不得不信。常常的，我请朋友往厂打电话，我被紧急需要，党团活动就免了。其实，有几人愿意开那些会，只是没我会骗人而已，我当时看见她俩就心生恐慌，我们前世定有过节，很可能是我和她们过不去。
那时我爸被放回家但没有工作，正值中年却闲置在家，他目睹我远离组织很痛心，但又不肯公开指责。有一次，记得是在厨房，不知因何事而起，他问了我一句：“为什么就不能入团呢？”
至今我都忘不了老爸当时的表情和语调，我一下子被感动了，心里好酸，为了我爸，我豁了。
1974年，我参与了和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一同编写新的，革命味道的中国小说史一事，厂里为我们提供技校的教室作为活动地点，在那个教室里，我隔几天就写份思想汇报，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学生们知道我在写思想汇报时，啧啧赞叹，他们都是被选中入学的工农兵学员，都懂得思想汇报是进步的阶梯。玉华拿着我的汇报满脸笑容，我终于向进步低头了。我想的则是，满纸荒唐语，她看得进去吗？
就这样，眼看就要敲进团的大门了，一件突发的事情打乱了我的阵脚。我班里的青年好友福华，突然出现在技校的教室门口，我迎了出去，她紧张兮兮的把我拉到墙角说：
“厂里有人反映，你在莫斯科餐厅和人一起吃饭，还抽烟喝酒。”
福华知道那就是我，我做事不瞒着她，老莫我们常去，一有人过生日就在那里请客，我的那点工资，除了买书剩下的都吃了，烟嘛，抽起来还讲究些派头。要不是我正准备入团，根本不在乎这点小事，现在半扇团门都开了，我不能前功尽弃。
“别紧张，你们开团会讨论时，你就强调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听信谣言。那个在餐厅看见我的人，自己也是去吃饭的，肯定也不是好鸟，不会说
是在吃饭时看见我的，既然没抓住现行，我就一口咬定被人陷害。”
我一口文革语言风格。
我始终不知道组织上是如何对待那个“谣言”的，时隔不久。车间的宣传栏里贴出一张大红告示，我，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北大的学生那两天正好下厂实习，纷纷走来恭贺我，“光荣入党！”瞧他们啥眼神！
终于，为了老爸我把团入了，他得知后高兴得孩子般喜形于色，我深叹一口气心里说，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啊。入团没几天，厂里开团代会，段里把我选出来参加，与会者还得了一个漂亮的绿色的笔记本，扉页上煞有介事的印着第几届团代会的红字。我把本子给老爸过目，他爱不释手，在本子上工整题字，某年某月某日，他女儿我作为代表出席。我当时如果入的是党，我爸肯定敲锣开路拉着我游街，如同中了状元一般。
虽然入团是为了父亲，我还是很感激玉华和爱冬，她们从未为难过我，诚心诚意拉我入伙。回国时我和大家聚过两次，说啊笑啊亲切热闹，玉华还是老样子，笑起来仍旧小弥勒佛；爱冬呢，几十年过去了，看起来精神不减，只是淡了当年的白里透红，红里藏粉的稚嫩。我不认识她的夫君，却为她感到遗憾，他没有目睹过爱冬十八岁时的模样，和那来路不纯的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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