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8）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8）

五

 

 

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汉奸路线的证据，除了上述尹骐和彭树华的揭露，还散见于一些历史档案和有关资料。这里就我见到的，将它们罗列於下，作为尹骐和彭树华揭发材料的佐证或补充。

                （一）维基百科“潘汉年”条中的有关资料：

一九三七年九月，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潘撤往香港。期间潘指示中共党员袁殊经杜月笙介绍与戴笠搭上关系，成为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一九三八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情报單位「岩井公館」。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

一九三九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木天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

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面 ，岩井要求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在香港搜集情資 。（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P96-113。）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王朝柱：《潘汉年是怎样当上汉奸的》，《传记文学》第69卷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八月，P76。）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鲁南：《中共地下党主持日特机关“岩井公馆”始末》，《福建党史月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 。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昭帧會面。潘汉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汉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面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BBC中文网驻东京特约记者、日本学者童倩：《中共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BBC中文新闻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四月，潘汉年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根据王明回忆，“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P190-192。）在会见汪精卫时，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此次会面被国民党宣传并攻击，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只是潘汉年未如实上报。（凤凰网：《一九六二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陈布雷（蒋中正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主管政治，蒋中正文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呈给国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国史馆。）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庆祥（蒋中正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制国军作戰之兵力，現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泽东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国史馆。）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国史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蒋中正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苏調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来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鹤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 。」（《革命文献——中共诡谋与异动》二，台北国史馆。）

陈恭澍（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二区区长，一九三九年曾带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号称军统第一杀手。）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责共產黨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八六年，P309。）

（二）文革造反派揭批曾山一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有人揭发曾山在抗战中曾经与日本人接触，要求日本侵略军“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因而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造反派要他交代相关罪行，曾山说这是遵照延安的指示做的。抗战时期，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华中局组织部长等职，并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对新四军的许多秘密不仅知情而且是参与的。现在曾山被造反派批斗，要追查他与日军的关系，周恩来就命令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必须保护好曾山。这个工作具体由办公室联络员孙宇亭负责。而孙为了弄清曾山的问题和责任，给造反派一个交代，在请示汪东兴和谢富治得到批准后，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结果被他查到四份电报，证实新四军与日军确有接触。其中包括当年曾山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电报上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说明曾山与日寇勾结是得到毛泽东、党中央批准的。据孙宇亭后来说：此事虽然澄清了曾山的责任，但也无意中揭出了一件中共秘密勾结日寇的丑闻。周恩来因此大为震怒，下令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最初，孙宇亭被定了个“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罪名。但是，孙仅是内务办公室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且是奉命行事，要他顶一个“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罪名，于法于理都难以服人，最后他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问，下放劳动。而孙的顶头上司严佑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则因此事而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被关进秦城监狱。此后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曾山去世，严佑民才在九月被假释出狱。

据严幼民儿媳李海文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中华儿女》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当年周恩来下令追查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的责任，汪东兴、谢富治还有吴法宪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半夜突击审讯孙宇亭。其中汪、谢两人正是批准孙宇亭去查档案的当事人。当时汪东兴看了孙宇亭申请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报告和他和谢富治的签名原件，发现他和谢富治的签名都写在申请报告右边的空白处的，于是与谢富治商量：“如果把签名处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没有损伤。”谢富治心领神会同意照办。而此时的吴法宪则闭眼假装睡着了。于是汪东兴让工作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剪下来的签字部分当场烧掉。这样，汪东兴和谢富治就把他们批准查案的责任和证据都赖掉了。然而，孙宇亭仅是内务办公室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只凭他的身份而没有相当级别负责人同意，是不可能进中央档案馆查案的。当时的内务办公室主任正是谢富治兼的，而且那时侯汪、谢都是权势熏天的人物，他们不肯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了，于是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就顺理成章地要成为汪、谢的替罪羊。而且，很有可能当初周恩来下令必须保护曾山的指示，就是由严佑民指派给孙宇亭的。因为作为一国的总理，似乎不太可能直接下令给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当然，也许也是为了保护无辜的孙宇亭吧，总之是严佑民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批准查档案的责任。于是严佑民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李海文发表此文，除了揭露汪东兴、谢富治的小人行径和吴法宪的狡猾，目的当然是表彰自己公公的光明磊落。但此文也证实了当年发生的造反派揭露曾山通敌一案，是确有其事的。而孙宇亭的查案，又证实了抗战时期中共暗中通敌的有好多条线，不仅有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等一条线，还有曾山等线。

（三）《延安日记》中的有关资料：

 伏拉狄米洛夫当年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记者。他在日记中有不少关于八路军不抗日，以及延安与日本人暗中勾结的记载。伏拉狄米洛夫死后，他的日记经儿子伏拉索夫整理后，一九七三年由莫斯科文学通讯社出版。其中延安时期的那部分日记由奚明远、刘守世、高芠芠、黄志洁合译后，交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取名《延安日记》。由于伏拉狄米洛夫是国际共产派驻延安的代表，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除非中共能证明伏拉狄米洛夫是暗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反革命，书中内容是故意对中共的造谣、污蔑，或者能够证明这本日记是有人伪造或篡改过的，否则日记中说的这些情况应该可信。又伏拉狄米洛夫既然是苏共派驻延安的，他当然也有责任要将延安的真实情况报告莫斯科。所以我相信与日记内容相符的报告，在前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或许也能找到。只是目前好像还没有人去做这件工作。以下是从其日记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八路军及新四军早已放弃抗日行动，甚至连消极的行动都没有。中共的领导阶层视国民党为主要敌人，一味不择手段的全力抢夺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此等明显的自私行径，实危害全民抗日的大计，增加了中国人的牺牲，并激起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

一九四二年九月（原著未注明具体是哪一天）：“八路军系与日军和平共存。日军在集结区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过冬，而八路军的部队就在附近悠哉悠哉的打发时间。在新乡地区，有为数仅约四五十人的小股日军占领着几个村庄，而被在人数上远居优势的贺龙的部队所包围。我问他们何以不去收复这些村庄，因为要消灭这些敌军简直易如反掌……我们下了马，请他们一起抽烟，他们才承认：‘上头告诫我们不要去惹他们。上级说，要是我们去消灭了这批日军，他们就会开来大批援军，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就不去碰它们，他们也不来碰我们。”

“中共的领导阶层并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牵制华北的日军，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我们所知，八路军所最关心的乃是国民党的部队。中共部队所作的宣传，矛头均指向国军；将来的作战行动，当可知亦以国军为对象。如此一来，使得日军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几乎都能得心应手。延安曾经下令八路军，要不惜任何代价以保存实力，因此，纵令向前推进的日军兵力微不足道，八路军亦步步后撤。”

“前线之行，使我获得证据，确信中共领导层毫无抗日作战的意图；他们将此次战争看作是扎稳其本身地盘的大好时机。而且，此举的成功并非是靠他们自己的部队的努力，而是利用另外两起国军与日军的殊死战坐收渔利。” “如果日军大败国军，则中央政府的权力就会受到损害，而八路军的部队即可乘机蠢动，向该地区渗透。必要时，他们尚可与日军里应外合，消灭他们的战友——国军——而夺取政权。”

“日军来犯时即行后撤，毛泽东的用意是要等待国军与日军对抗局面转变至对他有利的时机。当此国难时期，举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牺牲惨重之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下，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此种策略，也未免过于阴狠毒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份新四军的幕僚打来的电报。这份参谋报告绝对证明在中共领导层和日本远征军统帅部之间有着永久性的接触。这封电报，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关于和日军司令部接触的报告，是经常呈送到延安的。后来我查明共军参谋和日军部队之间的这种接触，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间，这种接触的重点是延安和南京（指汪伪政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延安一道接一道地发出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民兵等纷纷开进日军占领区。敌军已无斗志，不加抵抗，仅据守要塞，龟缩不出。中共中委会军事组狂烈蠢动，延安诸人通宵工作目不交睫，主要是争夺地盘和掳取日军武器，并阻挠中央军的前进。延安的秘密命令是要消灭一切向前推进的国军部队，并将其逐出新地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叶剑英告诉毛泽东，说我知道新四军幕僚打来的电报的内容。这位中共主席费了很多口舌向我解释其理由。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强词夺理的多方辩解。中共和日军指挥部的关系是很久之前在极秘密之下建立的，只有少数高级人员知道此事。毛泽东的情报员（毛称他为‘联络员’）是配属在南京的岗村的幕僚里，在日军反谍报人员的严密保护之下，经常来往於南京和新四军幕僚之间。从中共主席那边提供的情报就放在新四军的幕僚里等着这位情报员（原来是日本人）来拿。而这位情报员所提供的情报，则由新四军幕僚立即用密码拍发无线电给延安。”

（四）陈公博的证词。

曾经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汪伪政府大汉奸的陈公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他在死前於狱中写的《危险的南京》一文中，也述及中共与日军勾结的一些事实。他说：“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按：陈公博文中所言苏北“清乡”计划日军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与《潘汉年传》中的都甲会见潘汉年一事不仅吻合，并且证明了有实质性的行动。

（五）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的记载。

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中的记载，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清算彭德怀的历史“罪行”，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时，林彪检讨了他当年参与“平型关战斗”的错误，说打那场仗“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还推卸责任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此时毛泽东插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接着林彪又指责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毛就接着说：“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彭德怀听后只得检讨“百团大战”的错误，说：“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但毛泽东不依不饶，责骂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 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在八月二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说：“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互相利用……准备条件消灭之。”

按：“百团大战”打日本，竟被毛说成是“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这些种论调与张国焘等揭露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如出一辙。这说明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即指示中共和八路军实行“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方针是确有其事，而且几十年后仍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