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是李鹏预谋的政变
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出版以后，海内外评论如潮。有的人从中看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新思路，有的人看到他晚年反思的人格升华，而在我看来，这本历史资料中有关六四事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这个要害，就是“四二六”社论。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讨论中，香港的《明报》专门就“四二六”社论的问题组织了文章，但是我认为外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还是不够。事实上，我认为“四二六”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最大的关键点。学生运动为什么会不断升级到全民政治运动？中共决策高层内部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分歧？以至于最后为什么当局采取了那样血腥的处理方式来对付抗议者？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发表令人莫名其妙
作为一个当事人，我至今对于“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感到莫名其妙。整个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学潮发生，一般来讲，在学生大规模上街之后，如果当局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学生的行动自然会逐渐平缓。毕竟在八十年代的北京下，学生与当局的关系，在当时，还没有到很对立的地步。所以到了四月廿二日数万名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之后，我按照以往的经验猜测，这一次学潮基本已经结束，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思考的，就是怎样延续这次学潮的成果的问题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四月廿三日到廿五日，北京并没有学潮继续扩大的迹象。然后，突然就出来了“四二六”社论。而且，“四二六”社论的措辞之严厉，立场之保守，是十年来没有见过的，完全是“文革”语言，这是最令我吃惊的地方。整个社会，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只有“惊讶”两个字可以形容。众所周知，四月廿二日的学生的行动，秩序是十分良好的，也是与天安门广场管理当局取得了协议的，这种情况下，突然给学生扣上“动乱”的帽子，说学生悼念胡耀邦是要把中国引上动荡的深渊，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含血喷人，导致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把学生推到政府的对立面上去。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开宗明义就提出：“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这一点外界早有认识。但是，是谁策划了“四二六”社论？是谁背着赵紫阳搞这样的政治动作？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过去外界一般把矛头都指向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一帮人。但是赵紫阳的回忆告诉我们，在李锡铭，陈希同的背后，更加高级的黑手就是李鹏。
李鹏以四二六社论绑架邓小平
赵紫阳回忆说：“（四月十九日）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听取他们的汇报。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四月廿五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四月廿六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可见，“四二六”社论的基调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市委一批人，但是真正把这个基调上升到《人民日报》社论的高度，通过怂恿邓小平讲话的方式把这个基调定位对学生运动的政治定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决策者，却是李鹏。也只有作为代理总书记职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有权力作这样的政治动作。李鹏强推“四二六”社论，就是为了在政治上绑架邓小平，让他在立场不能后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的回忆录第一次披露出一个以前外界不知道的事，那就是邓小平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是不满的。尽管“四二六”社论依据的是邓小平对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谈话的要点，但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月十七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显然，政治经验丰富的邓小平，这次也被表面听话忠实的李鹏摆了一道，真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还是要承担起全部的责任。难怪邓家的孩子对李鹏一直很不谅解。这里就可以继续推理下去：以李鹏的胆识，怎么可能居然不经邓小平的同意，擅自扩大传达邓的讲话呢？他难道不怕邓事后追究他吗？是什么使得他有恃无恐，居然敢摆邓小平一道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保守派预谋推翻赵紫阳
八九年的时候在中南海工作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吴稼祥若干年前就曾经写过文章，指是中共内部的保守派推李鹏出面，用“四二六”社论作为激化事态的手段，目的就是给赵紫阳制造麻烦，以便推翻他的总书记职务，最终目的是停止改革。换言之，当时的中共内部有一些人，显然想利用这次学生运动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学生果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四月廿七日就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学生游行。
学生与政府完全站到了对立的立场上。这时候偷笑的，应当就是李鹏和党内的保守派了。他们通过“四二六”社论，既挑动了学生的情绪，又挟持邓小平站到强硬立场，是成功的“一石二鸟”之计。
可以说，六四事件本来就是一场由李鹏等人发动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最后以血腥代价取得成功的政变，而“四二六”社论就是这场政变的信号弹。
（王丹：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领袖、曾两次被捕判刑，九八年流亡美国，二○○八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