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5）
三
潘汉年最后以获得平反收场，从中共的宣传角度来说，那是彰显了党“有错必究”的原则，是又一件证明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事情。但是，彻底查明潘汉年一案所暴露的、中共在抗战时期勾结日、汪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我认为是意义更加重大的事情。
抗战八年，中共实际上从未真正抗过日。这在抗战当年就不是秘密。毛泽东从抗战一开始就在洛川会议上为中共制定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根据这个策略，中共趁国民政府忙于抗日的机会，以抗日为名极力扩张中共一党私有的军队和根据地，为将来推翻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准备条件。这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总策略。由这个总策略出发，中共一方面极力攻击国民党，污蔑国民党有投降倾向，诋毁国民党对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从而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同时则在所谓“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幌子下，回避与日军交战，却不断吹嘘自己是坚定的抗日者，民族的中流砥柱，以此来欺骗全国人民。也是在这个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荒谬的“三国论”，将原应敌对阵线分明的两方，即日本侵略者为一方和反侵略的中国为另一方的关系，胡说为中共、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三方，类似魏、吴、蜀三国的关系。中共以其中的一“国”自居，还把同宗同族同是中国人的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视为真正的敌人。这个“三国论”，不仅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自我定位，也是中共抗战的总方针。由这个总方针出发，中共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日、汪的具体政策。其特点是除了在战场上尽量不与日军交战，以保存自己实力，还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与日、汪的合作，以共同打击国民党政府。例如通过当时所谓“国共合作抗日”的关系，将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获得的情报提供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去精准打击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秘密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种层面打击重庆国民党政府。而潘汉年等中共特工当年所做的，则是与日、汪直接勾搭，进行最隐秘、也是最赤裸裸的汉奸卖国勾当。在八年抗战中，中共就是以这样的方针和策略成功地壮大了力量，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然后以此为本钱，经过三年内战打败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大陆。所以，中共夺权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抗战方针、策略的胜利。但是，这样的抗战方针和抗战策略毕竟是见不得人的。毛泽东赢了一时的胜利，却可能输掉了万世的英名。所以中共对此一直是竭力抵赖、竭力遮掩的。尤其在毛泽东进了北京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以后，他更害怕有朝一日这些勾结敌伪的秘密会泄露出去。于是潘汉年等当年勾结日伪的具体操作者，也就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了。
本来，如果不发生意外，毛泽东杀人灭口的计谋或许是会得逞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两件事打破了毛泽东的如意算盘。第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败，导致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被中共中央常委集体决定让他“完全休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毛暂时失去中央最高权力。结果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奉中央命令审判潘汉年案一事。这次审判因为毛泽东并未失去全部权力，最高法院根据党中央指示，以潘汉年认罪为条件判处他十五年徒刑，然后予以假释。所以这是一次折中的处理。但就是这次审判，显示了党内最高层对潘汉年案的关心。而这次审判也使潘汉年的案情在小范围内得到扩散。这应是潘汉年后来能获得平反的原因之一。第二件事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寿终正寝、文革也随之失败以后，毛生前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党心不平、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再也压不住，于是陆续得到改正。潘汉年的冤案也在这个平反潮中获得平反。就中共的本意，平反潘汉年仅局限在恢复潘汉年的名誉，对于潘汉年当年所以被整的原因却仍被视为禁忌，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这从中共平反潘汉年的《通知》就可以看出。但是，就如中共常说的“形势比人强”，随着潘汉年的平反，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形势下，过去被遮得严严实实、十分神秘的中共特工工作内幕也被人撕开了一角，并通过媒体的传布，让广大人民得以窥视到中共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政权的一些不寻常的关系；对潘汉年一案的认识，也从单纯的平反一个冤案，进一步深入到探索潘汉年活动的性质，究竟是否属于汉奸卖国行为？
事实上，中共在抗战中勾结日、汪，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事实，在当时就有不少揭发。但是，由于中共执政后对这方面的资料采取了严密封锁的措施，一般人要取读这些资料几乎不可能。再有，由于中共在进行这些这些活动时高度的隐蔽性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要取得中共汉奸卖国的实证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我们要感谢《潘汉年传》的作者尹骐先生。他在书中以替潘汉年辩诬的方式，勇敢地披露出了一些中共与日伪勾结的证据。这些证据尽管不多，对于被中共严控资讯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这些证据也已足可证明潘汉年当年受中共指派所进行的那些活动，确实是属于卖国的汉奸行为。尹骐先生曾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因此尹先生应是中共体制内的人，要受到各种约束，能做到这样，已属难能可贵。其所著的《潘汉年传》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亦非一般人所谓的“路边摊”“野史”，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尹骐在《潘汉年传》中披露了哪些证据呢？让我们先来看书中附录的一份《潘汉年年表》。这份年表一九三九年的记载是这样说的：“秋冬之际，（潘汉年）前往上海了解建立新的情报工作据点，扩大情报来源，通过特殊关系，派遣情报干部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内部开展工作，同时，又派遣情报人员到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那里去做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到上海，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取得合法身份，继续开展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潘汉年）派人去香港利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掩护，将在香港的情报据点撤出，一部分转移到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上海，继续开展工作。十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离上海，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行前会见伪江苏省长李士群，要他提供交通安全保证。十一月，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等一行，离上海经镇江、仪征，顺利到达淮南根据地。”
怎样解读这份年表？如果说，中共为了取得敌人的情报，派人打入敌人内部，这是正常的对敌斗争手法。但是，一个中共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敌人知道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仍能够取得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合法身份，这就不正常也不简单了；非但如此，还能令日本驻港领事馆也来掩护中共情报人员从香港转移到内地和上海，这就更加不正常不简单了。试问谁能这样神通广大，可以让日本侵略者们听从一个中国共产党分子的指挥呢？难道这批日本人都是低能的白痴？或者是里通外国的“日奸”？如果说侵华的日本人中有一个、二个是背叛自己国家的日奸——即中共所谓的“反战分子”，那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日军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和驻香港的领事馆这些要害机密部门中都有这么多日奸，那就令人难以置信了。以那个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来说，在日军侵华期间他的工作受到过日本外务省和日军的褒奖，日本战败后岩井英一回国，他继续为外务省组建情报机构。这样的人说他是“日奸”或上了潘汉年的当，都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真实的情形，决不是如尹骐所说的“打入”、“派遣”那样简单；日本侵略军和中共双方没有实质的利益交换和在某方面一致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能做到如此亲密的合作的。
中共和日汪有些什么样的勾结呢？尹骐在书中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描写。这里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共从香港撤出情报人员到上海和内地去这件事所暴露的事实。据《潘汉年传》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潘汉年为了中共在香港情报人员的安全，认为需要将他们撤离。“在报经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后，由潘汉年亲自找岩井（时任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日军情报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主持人）向他建议说：我们在香港的一批人员现在在那里不好活动了，我打算把他们撤出来，一部分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帮我搜集情报，一部分撤退到上海来帮助我搞‘和平运动’。”这个建议被岩井接受，说“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你的计划撤退和转移。”潘又对岩井说，他决定派叶问津去香港，“请你通知香港的日本领事馆给予帮助，以免发生危险。”岩井说：“可以，叶文津先生去香港时，可以从驻上海总领事馆拿一封介绍信去香港领事馆接洽。我再派我的助手德田同叶先生一起去协助办理。”书中还说：“潘汉年利用日本人的掩护把中共在香港的一批秘密情报工作人员安全地撤走，无疑是一个胜利。但岩井也由此更多地了解了潘汉年属下情报力量的去向，而且这些撤出的情报力量，今后仍将会继续为他服务，所以，他也就给予了支持。”（尹骐：《潘汉年传》P209、21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根据这份叙述，我们第一要肯定的是：潘汉年的撤离香港情报人员的计划是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门同意的。所以，对于这个计划的动机、过程和后果，中共中央都要负责，而不能像见汪精卫那样推说是潘汉年的个人行为。
第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从香港撤离情报人员决不是为了这些情报人员的安全，而是一次阵地转移。为什么呢？因为从情报人员的职责和工作性质来说，他们的战斗阵地永远都在最接近敌人的地方。因为唯有在接近敌人的地方才是最能刺探到敌人情报的地方。过去中共有一句赞扬地下情报人员功绩的话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很能说明情报人员的工作特点。所以，如果中共是将日本侵略军作为主要敌人的话，那末日军占领香港，除了确实会增加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的危险，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多探取敌人情报的机会，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加强在香港的情报力量也就算了，怎么反而撤离呢？除非是中共不需要收集日军的情报了，才会出现撤离这样的怪事。而不收集日军的情报，除非是日军在中共眼中不是敌人了。还有，如果中共的情报人员因为日军占领香港而不安全了，那么撤到上海难道就安全了？难道上海不也是被日军占领的吗？所以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更为离谱的是中共撤离情报人员要去找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和日本的驻香港领事馆帮忙，那究竟日本人是敌人还是友军？所以，仅此一点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与日本侵略军之间的真实关系。
我以为，中共之所以要将香港的情报人员撤出香港，目的是在新形势下更好发挥这些情报人员的作用。因为潘汉年手下的这些情报人员，他们收集情报的主要对象不是日本侵略军而是国府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情报。日军占领香港后，原先活跃在香港的国府和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面临巨大危险，很多人进了集中营，幸存人员的活动势必变得更加隐蔽。这样，中共要收集他们的情报势必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很难再得到他们的情报了，于是中共就觉得不需要再有那么多情报人员留在香港了。
而撤出香港后这些情报人员去哪里？根据尹骐书中潘汉年和岩井的对话所暴露的，是去内地和上海。这个“内地”，在当时是专指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潘汉年要把这些人撤退到国统区去“继续收集情报”，收集谁的情报呢？除了搜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情报，难道还能有别的吗？潘汉年在对岩井的话里还说：“今后仍将会继续为他服务”。这就坦白了在此以前，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就一直是在为岩井服务的，而且收集情报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这一点，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上海》一书中也可得到证实。过去，中共总是辩说潘汉年他们接触日本人是为了套取日军的情报，为抗战服务。但岩井英一在他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对此作了直截了当的驳斥，他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潘汉年又说香港撤离的中共情报人员中有部分要撤到上海去搞“和平运动”。人所共知，“和平运动”是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希望用和平手段与日本达成妥协，停止中日之间战争而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尽管汪精卫当时从重庆出走到上海重组伪政府，究竟是甘心投敌还是如他所说为了减少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目前史学界仍有两种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汪精卫若不出让一些国家利益，不让日本侵略者得到一些好处，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和平运动”的。因此，这个所谓的“和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也是一个以出卖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运动。而潘汉年要将香港撤退的一部分人转到上海去搞‘和平运动’，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来个浑水摸鱼？这一点我还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肯定，即根据毛泽东的“三国论”，中共是绝对不希望重庆的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和平的。它最希望的是让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打个两败俱伤，然后它好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日本将蒋介石政府打败了也并无不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说过到时候可借助苏联的力量再打败日本收复失地。所以此时潘汉年之参与“和平运动”，很可能就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明为帮助汪精卫，实为削弱蒋介石，让主和的汪精卫去与主战的蒋介石打擂台。而中共参与“和平运动”这件事，这也清楚地说明潘汉年和他背后的中共，表面高喊反对投降主义是假，实际上无论什么主义，只要于中共夺权有利的，他们都要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