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马家军与我爷爷的故事
高 歌
上一篇文章提到我的曾祖父高增源与同乡封永修在1901年的北京共同再创业开办“永增军装局”并大获成功。1906年前后结识马福祥，为马福祥的军队制作了军服。后来又多次为马家军提供军服和军需品。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爷爷高亚杰开始接替我曾祖父掌管各类企业和商铺。同时期，西北马家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和马步芳也开始他们的军旅生涯并开始掌管军队。
我爷爷身材高大，有一米八三，仪表堂堂，平易近人，乐于结交各界朋友。由于与马家军多次的生意交易，我爷爷与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等人私交甚密。马家军众人称我爷爷为“高二爷”，唯独马鸿逵称呼我爷爷为“高二皇上”。
我重点讲讲马鸿逵。下面是马鸿逵的简介。
马鸿逵，字少云，为马福祥之长子，1892年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自幼性格顽劣，不爱读书。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清廷仓皇西迁，马鸿逵之父马福祥随甘肃回军入京护驾，护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西安避难。途中，马福祥的勇敢与护卫周全，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因而名声大振。
在西安的行宫内，王公大臣们为慈禧太后庆祝十月初十寿辰，设宴祝寿，并邀请戏班演出助兴。年幼的马鸿逵由祖父马千龄带着，与众王公大臣一同观戏。正当戏演得热闹，众人兴致正浓时，马鸿逵忽然拉着马千龄说：“爷爷，我要尿尿！”马千龄便让他自己前去，并叮嘱他小解后赶紧回来。
然而，当马鸿逵撒完尿返回时，却一时找不到祖父，慌乱之下，便张口高喊：“爷爷！”他那清脆尖亮的童音，顿时惊动了台上台下所有人，自然也惊扰了正在聚精会神看戏的慈禧太后。
担任护卫的马福祥听到儿子的喊声，脸色顿时煞白。惊扰“老佛爷”观看戏剧，按宫廷规矩是大不敬之罪，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在得知这个大胆孩子是马福祥之子后，非但没有责罚，反而宽容以待，允许马鸿逵在行宫内自由玩耍。于是，马鸿逵便在宫中四处游走，不仅见到了光绪皇帝、隆裕皇后和太监总管李莲英，甚至还登上了慈禧的寝床坐了一会儿。
自此一役，马鸿逵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一名地道的戏迷，这段宫廷“初识戏曲”的奇遇，也为他后来的性格与喜好埋下了伏笔。
1910年，马鸿逵就读于甘肃陆军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1912年（民国元年），他进入父亲马福祥所统率的“昭武军”，担任中营骑兵营营附一职，正式踏入军界。
1914年，由于在镇压白朗起义军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获得当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赏识，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同年，他被调往北京，任袁世凯大总统府侍从武官。在北京马鸿逵通过他父亲马福祥结识了我曾祖父与我爷爷。
1916年，马鸿逵继续担任总统黎元洪的侍从武官。两年后，即1918年，他与京剧旦角演员刘慕侠结婚，刘为其第四房夫人。
1919年，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新军改编后的第五混成旅旅长，驻防宁夏。1924年，他升任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1926年，冯玉祥任命其为国民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同时兼任第七师师长。
1927年，冯玉祥所部的国民军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马鸿逵出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驻扎郑州。1929年，他脱离冯玉祥，转投蒋介石麾下。蒋介石随即将其部队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一军，任命马鸿逵为军长，同时兼任第六十四师师长及郑州警备司令。
1932年，第十一军被缩编为第三十五师，马鸿逵改任该师师长，师部设于信阳，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同年9月，蒋介石任命其为宁夏省政府主席，11月，他率领两个团进驻宁夏，开始实控地方政权。
1933年，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及第十五路军总指挥。1934年，他与马鸿宾、马步芳联手出兵，将盘踞宁夏的孙殿英部驱逐出境。
1934年初，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着手筹建官商合办的“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为采购所需的发电设备，他特派第十五路军副官处处长柴兰亭，携带其亲笔书信前往北平，请“永增铁工厂”老板封宣周[1]协助办理相关事务。
“永增”早在清朝末年，曾承包马鸿逵父亲马福祥所部军队的军装和军需品生产，与马家交情深厚。封宣周见到马鸿逵的亲笔信后，便将一则消息告知柴兰亭：天津“碎铁局”刚收购了一台来自清光绪年间、曾为慈禧太后专用的发电机组。该发电机原为英国人赠送给慈禧60寿辰的礼物，是中国最早引进使用的发电设备之一。此时，这台珍贵的设备已被当作废旧金属准备拆解。
马鸿逵得知这台发电机曾属“老佛爷”慈禧太后，顿生浓厚兴趣，出于对清廷遗物的某种情感执念，立即命令柴兰亭将其购回。柴兰亭随后在马鸿逵的授权下，通过熟人介绍，从天津盐双福城厂购得两台旧蒸汽机，功率分别为18马力和25马力，用以驱动这台发电机。
除发电设备外，他们还购置了12盘大石磨，准备同时运往银川，用于创办一家面粉厂。“永增铁工厂”方面则组织了一个由采买人员李云祥、电气工程师及技工等共15人组成的团队，负责将这批设备和配件运往宁夏并组装。
至1934年年底，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柴兰亭将全部设备装车，从北京运往包头，作为运输至银川的第一阶段。
当时，从包头运送物资到银川有两条路线：一是通过黄河水路，二是走陆路，使用骆驼或汽车运输。然而，由于这批设备体积庞大、重量惊人（一台蒸汽机的飞轮重量达到10吨），陆路运输几乎不可行，只能选择水运。为此，只得等到翌年春季黄河解冻，方可启程。
1935年春，黄河冰层刚刚融化，马鸿逵特派一个工兵连负责设备搬运任务。他们动用特制的铁车与铁板，在泥泞的地面上想尽办法，凭借人力一点点将这些沉重的设备挪运至黄河岸边。随后将其装船起航，再由工兵沿岸拉纤，顶着逆流，艰难地沿黄河溯流而上，驶向银川。
数月之后，船只抵达宁夏横城渡口。随后，又经历了一番艰难搬运和细致协调，这批来自千里之外的笨重设备被人力推拉，终于被运抵目的地——银川城。
发电机被安置在南门附近，即今银川商都一带的电灯公司所在地。经过半年时间的安装与调试，设备终于顺利启动并发电，彻底结束了宁夏无电的时代。
1935年，马鸿逵促成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银川成立，并亲自出任董事长，标志着其在宁夏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全面掌控局面。
不久之后，1936年5月，普利机器面粉公司也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安装调试并投入生产，其使用的正是那批远途运来的旧蒸汽机与大石磨。
按照原协议，设备安装完成后，“永增铁工厂”的技术团队原可返回北平，但由于宁夏当地缺乏电机技术人才，马鸿逵与“永增”协商后，决定留下其中13名技术人员继续工作。李云祥便是其中之一。此后，他在宁夏受到重用，先后担任宁夏银行行长及宁夏富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936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专程飞抵内蒙古阿拉善旗定远营，筹建特务机构，并着手修建飞机场，为其侵略西北布下前哨。板垣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王爷（达王）取得联系，并强调伪满洲与达王的亲戚关系。达王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因而达王为日特务机关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8年，坂垣再次飞赴定远营，意图与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会面，试图拉拢其参与日本分裂西北的图谋。马鸿逵断然拒绝赴约，改派部下周百锽代为前往，并临行嘱托：“我与日本，势不两立。”
马鸿逵未亲自到场令坂垣极为不满。在会面中，坂垣试图挑拨离间，声称马氏一族是清廷旧臣，如今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效忠清室。对此，周百锽义正辞严地回应：“你们无故侵占我中华土地，残害无辜百姓。早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你们日军出兵最多，正阳门下，众多回民将士惨遭屠戮。如今国仇家恨未雪，怎能苟同？我主公誓与日本势不两立！”
坂垣离开定远营后，立即调动40余架飞机，对宁夏省会银川进行空袭轰炸，企图以军事威胁迫使马鸿逵屈服。
1938年5月起，宁夏进入战时状态。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率第81军联合马鸿逵所属一个骑兵旅与一个步兵旅，在绥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侵略者以重创。为表彰两人在抗战中的英勇抗敌与卓著战功，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授予马鸿宾与马鸿逵“忠勤勋章”，以示嘉奖。
1938年，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达理札雅王爷“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达理札雅被软禁于银川和兰州，前后长达八年。直到抗战胜利，马鸿逵才把他放回到阿拉善旗。
1939年，马鸿逵以宁夏省主席身份，下令由宁夏银行垄断全省羊毛、驼绒、枸杞、甘草等土特产的经营，禁止民间私营。自此，宁夏银行内部设立“富宁商行”，专责经营这些资源。
1940年，马鸿逵兼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干事长。1942年，他发起成立“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1943年又创办“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和“德昌煤矿公司”，同样出任董事长。同年10月，蒋介石授予他一等“云麾勋章”，表彰其功绩。
1944年，其第四夫人刘慕侠创办“鸿丰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同年3月，“宁夏光华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马鸿逵担任董事长。同年10月，长子马敦厚任宁夏省保安处中将处长，次子马敦静任第十一军中将军长。
1947年，宁夏银行内设的“富宁商行”正式独立为“富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马鸿逵出任董事长，李云祥为总经理。
1948年12月，为换取黄金和美钞，马鸿逵命令富宁企业大量抛售羊毛与驼毛。其后，国民党政府批准他“回籍养病”，由次子马敦静代理宁夏省主席。
1949年9月，马鸿逵离开宁夏到重庆。1949年10月，马鸿逵赴台湾。1950年，马鸿逵前往美国疗养，1970年1月病逝于洛杉矶。
从马鸿逵的简历可以看到自1939年，宁夏的羊毛、驼绒、枸杞、甘草等土特产的经营被马鸿逵的宁夏银行所垄断。我爷爷能够多次从马鸿逵那里买到宁夏的土特产然后运到北平、上海、西安等地的自家商铺出售。
1948年以前我爷爷去过西北（包括宁夏、青海和甘肃）很多次。最后一次去西北是1949年带着我父亲一起去的，历时数月。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去西北。下面讲讲我父亲第一次去西北的经历。
1948年11月初，共军已经临近北平。我父亲是家中长子。当时是在北师大男附中读高二。爷爷从傅作义那里得到北平马上要征兵的信息。害怕我父亲被抓壮丁，爷爷征得我奶奶的同意让父亲退学到上海躲避一下，看时局变化再决定未来。
爷爷联系了陈纳德航空队，包了一架飞机，父亲独自一人从北平飞到上海。在北平我爷爷的中原金珠店有一位学徒常驻上海，他就接我父亲在汉口路协兴大厦同住。
华北日报1948年11月10日果然登出了北平11月15日开始征集新兵一万零五十八名的信息布告。父亲的年龄虽然不在征兵的范围内，但是及时离开动荡的北平是正确的。后续的报道称截至1948年12月2日一共征集新兵五千余人。1948年12月12日华北日报称到12月10日一共招新兵八千人，未能达到一万人的目标。八千新兵于12月11日在太和殿前举行了迎送大会。
由于不是入学时间，一般中学不招插班生。在上海我父亲没学可上，他就经常去看好莱坞电影，去讲国语的基督教堂打发时间。他的英语很好，电影里的英语对话基本上都可以听懂。就这样，父亲在上海待了三个月。
二月底，爷爷从西北押送一批出口的羊毛和发菜等土特产包机飞到上海。父亲就与我爷爷一起住到南京路的国际饭店。著名餐馆丰泽楼就在国际饭店的二楼，父亲才知道丰泽楼是北平丰泽园的分店，我爷爷也有股份。父子二人住在三楼。爷爷经常外出办事。父亲独自用餐就在丰泽楼。餐后就记账，不用交钱。
1949年3月下旬，爷爷要去兰州办事。父亲不喜欢上海，要与我爷爷一起去。于是两人包机从上海飞到兰州。在兰州父亲参观了我爷爷的增茂百货店，它是西安增茂百货店的分店，同时又是北平益茂绸缎店的分店。酒泉也有分店。在兰州住了几天后，父子二人就乘长途汽车到了宁夏（省会也叫宁夏，1949年以后才改名银川）。
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父子俩就住在宁夏省银行与富宁贸易公司院内，属于马鸿逵家资本。银行行长，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李云祥（就是前面提到的“永增”帮助运送发电机到银川的买办），字愚如，是爷爷极要好的朋友，他称呼我爷爷为二哥，我父亲叫他三大爷。父子俩受到很好的款待，三天两头的被宴请。马鸿逵公务在身，不在家，他的两个儿子马敦静、马敦厚轮流做东代父宴请父子二人。
父亲在宁夏吃过几次正宗的“手抓羊肉”。进屋先洗手，站着吃，餐桌主菜就是一个大盆，内装很多大块带骨羊肉，座前各备小碗精盐与其他佐料，自取肉块蘸盐大快朵颐。宁夏的羊肉不羶，嫩滑可口，父亲非常欣赏这种美味。
一个星期之后，爷爷有生意要谈，要我父亲先回兰州。爷爷联系了陈纳德航空队。父亲独自与飞行员中文名字叫毕米撒（Captain Bemis）回兰州。父亲坐副驾驶位子，代他观看地图，后座是个沙发，可坐二人，最多挤坐三人。飞机腾空而起，飞得不高，一路沿航线顺利飞行。按照时间算应抵达兰州了，在上空盘旋寻找兰州，转了几个圈子，终于看到了黄河，顺着黄河就可找到兰州了。毕米撒一高兴，没打招呼，就扎猛子向下俯冲。父亲心想要出事了，眼看到黄河水流动，近在咫尺，吓得他闭紧双眼，等待死神召唤。突然毕米撒又驾机腾空直入云端，父亲胃内食物翻腾难受，刚要吐出又咽了回去，一时面色苍白。很快看到机场，飞机徐徐降落。父亲身体感到不适，尤其胃部难受，过很久后才恢复正常。这件事让父亲头一次领教了美国人放荡不羁的豪迈性格。
毕米撒带父亲去飞虎队驻西北办事处主任李嘉胜（Richardson）家，他长得高大伟岸，非常和蔼可亲，他妻子也很热情，长得娇小玲珑，还有一位华裔年轻人，不是翻译，像是他的助手，他会说汉语，很生涩，大家都用英语对话。李嘉胜问父亲将来的志向，父亲告诉他想学医，他立即说很好，愿意将来担保父亲去美国学医。晚饭是一道西餐，味道不错，尤其是草莓沙拉父亲头次尝到，烤鸡也可口，面包吃不多。李嘉胜夫妇说我父亲正长身体，应多吃些。父亲临别向他俩致谢时，李嘉胜对父亲说，他很喜欢我父亲，强调将来一定送父亲去美国读医科。没几天父亲又随毕米撒乘小飞机飞回宁夏（银川）。
爷爷说过几天将带我父亲去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王府做客，父亲以前见过达王，这令父亲兴奋了好几天。我将另外写一篇文章专门讲爷爷与两位蒙古王爷的故事。
我的四姑父在宁夏担任水利局长。父亲去看望他们一家。四姑妈带着儿女们生活，环境一般，家务繁重。不久战火烧到了西北，四姑父决定辞职回北平。当时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拖儿带女，频繁转乘长途车。他们决定将大女儿交给邻居无儿女的夫妇领养，后来他们带着儿子与小女儿返回了北平。
几个月后，爷爷收到电报说我奶奶与二奶奶两家分头从天津乘海轮抵达香港。爷爷决定让我父亲先飞去香港，准备继续读书，而爷爷则在西北多逗留一段时间。父亲独自从兰州飞到广州，有朋友接机并带父亲到达香港。
爷爷大概是九月初才乘最后一架民用飞机离开西北的。离开前，爷爷与马鸿宾父子告别。1949年9月19日，马鸿宾与其子81军军长马惇靖宣布起义。
据家里老辈人讲，离开西北前，爷爷曾交给马鸿逵与他的副官一个牛皮提箱，内装35根金条，托马鸿逵带到香港。马鸿逵答应了。可后来爷爷在香港再次遇见马鸿逵时，他说提箱不见了。少了这笔资金，爷爷一大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略显拘谨。
青海的马步青也来到香港。他带出的只有钱，在香港却没有亲友，什么事都找我爷爷帮忙，想找一个回民保姆也难。爷爷找到也是回族的京剧名伶马连良（注：马连良是爷爷的好朋友），说服马老板将自己家的保姆让给了马步青。马步青出资开办贸易公司还有造纸厂，委托爷爷做总经理。爷爷按时上班，有了固定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做成几单大生意，如运往大陆急需的轮胎等橡胶制品。
父亲进了培侨中学，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间共产党地下党办的中学。两年后，父亲高中毕业，并要与同学们一起回国建设新中国，遭到了爷爷的强烈反对。但父亲已被洗脑，并扬言不让回国他就投海自杀。后来爷爷无奈只得同意。1951年夏天，父亲回到北京并报考了北京医学院。后被北京医学院录取。1955年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我的二叔在香港进了国民党办的辅人书院。1952年高中毕业之后，他要到台湾报考空军学校，想要光复大陆。他顺利的考取台北空军学校，并毕业成为了一名台湾空军飞行员。
爷爷在到香港初期受到友人之邀去了一趟台湾。在台湾又遇到了陈纳德飞虎队的李嘉胜（Richardson），他还问起我父亲是否要去美国读医科。爷爷告诉他我父亲决定要回国学医而不是去美国读医科。李嘉胜也感到无奈与惋惜。
当爷爷的两个儿子各奔东西后，加上常年的抽烟喝酒，爷爷的身体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几年以后，爷爷决定从马步青的公司辞职，离开香港去台湾定居。至此结束了高家与马家军40多年的交集。
左：81军军长马惇靖；右：爷爷
摄于香港。后排左1：爷爷；后排左3：马步青
2025年5月写于加拿大渥太华
[1] 高家与封家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分家。分家前，两家一共有四十余家企业和商铺，其中包括高家独资的几家商铺。分家后，两家各分得十几、二十几家企业和店铺。“永增铁工厂”分给了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