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48年后，一张X光片揭开真正死因，原来是日本庸医误诊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鲁迅先生以笔为枪，写出了许多针砭时弊、唤醒民智的进步文章，他本人应当意志坚强，且魁梧壮硕。
但事实并非如此，翻开《鲁迅日记》可以看到，先生不能说百病缠身，但经常生病、吃药，这是不争的事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因早年体弱多病，鲁迅的家人以及生前好友扼腕叹息的同时，并没有过分追究先生的真实死因。
但在48年后，即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就鲁迅生前拍摄的一张“胸部X光片”，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得出了鲁迅先生的真正死因。
经过专家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
除此之外，还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鲁迅的病情属于中等程度，不是死亡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鲁迅先生左侧肺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
这种病，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不是不治之症。如果能及时查明鲁迅自发性气胸的病因，完全可以治好。
但遗憾的是，先生生前最为信赖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的病情判断出现很大的漏洞。
须藤五百三于1876年出生于日本冈山，1893年考入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四年后毕业加入日本陆军，曾在朝鲜服役。
1918年退役，退役后他来到上海与弟弟开设医院，后成为内山书店股东之一以及鲁迅一家的主治医生。
从1932年开始，直到鲁迅先生病逝，须藤五百三的名字一共出现在《鲁迅日记》里160多次。只要鲁迅先生身体不舒服，就让人请须藤医生。
须藤不仅给鲁迅治病，还给他的独生子周海婴治病。据他所称：周海婴四岁时，患有支气管喘息，鲁迅先生同样苦闷。后来在须藤的治疗下，周海婴恢复健康。
根据须藤后来所写《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披露，鲁迅从八岁时就牙不好，二十二岁时大半牙齿已经缺损。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还养成了吸烟的恶习。
不到五十岁时牙齿全部脱落，后因肺病日渐严重，在医生和好友的苦劝下，鲁迅才减少吸烟。
除此之外，1932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1936年5月，好友带来一位名叫托马斯·邓恩的美国医生，登门给鲁迅看病。
邓恩仔细查验一番后，表示鲁迅病情很严重，肋膜里有积水，需要马上抽出。但须藤却不以为然，因为他的横加阻挠，导致鲁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1936年10月18日，即鲁迅先生病逝的前一天，他再度气喘，须藤立马赶到鲁迅住所，仍然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
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更为离奇的是，鲁迅病逝后不久，须藤五百三补写了一份鲁迅病情。他不继续坚持当初对鲁迅病情的错误判断，而是称自己早就判断出鲁迅患上的是气胸。
美国医生邓恩说鲁迅情况很严重之前，他就已经为鲁迅先生进行针对性治疗。很显然，须藤五百三利用春秋笔法来掩饰自己医术上的昏庸与无能。
鲁迅病逝后，他的家属与朋友没有立即找须藤的麻烦，而是替先生办好了白事，又妥善解决了周海婴及其母亲许广平的生活。
1949年，鲁迅病逝后的第十三年，许广平、周建人就发现须藤医生伪造病例，提出过医生“误诊”的怀疑。
此时的须藤早已经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冈山县继续行医。
民间还多有流传，因为须藤早年曾是日本军医，担任过一个有侵略性质的团体负责人。鲁迅病逝后他就不知去向，但查无实证，所以关于鲁迅真实死因，就会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管怎样，鲁迅先生是因肺结核引起的并发症而去世，这一点是肯定的。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发展到最后成为全身性疾病，人体各个器官都可以患上结核病。
最常见的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因为炎症轻微患者一般不引起注意，只有病情进展到中后期才会出现症状。
像鲁迅先生这样抵抗力很差的患者，感染结核菌的菌量大，症状就会非常明显。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鲁迅曾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因为鲁迅父亲的死，包括鲁迅后来治牙病的亲身经历，让他觉得中医大多是草台班子，根本不像西医那样能药到病除。
所以鲁迅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崇拜西医。
须藤五百三或许算不上出色的医生，但也不会是不学无术的庸医。否则鲁迅先生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和儿子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是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
只可惜，鲁迅先生对于自己的病情没有清晰地认识。假如当时他能听从那位美国医生的建议，或者另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只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大家之所以关心鲁迅先生的真实死因，无非是他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大家最为敬仰的革命斗士。
若正常患病离开人世，倒也符合人死灯灭的自然规律。可像鲁迅先生这样被庸医误诊，不明不白的离奇死亡，才是令大家感到痛心疾首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宏量.鲁迅的死因[J].医药与保健,2012,20(06):12-13.
[2]王锦厚.田军和郭沫若——关于鲁迅死因的一次争论[J].郭沫若学刊,2006(01):29-38. DOI:10.16142/j.cnki.gmrxk.2006.0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