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华纯伯伯
华纯伯伯（原名冯廷年），这位与我父母有着深厚革命情谊的老战友，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军旅导演。1937年，胸怀报国之志的他尚未完成初中学业，便毅然加入新四军。1939年任吕梁专署剧团教员，1940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系统学习戏剧理论。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文工团团长，成为我父母的直接领导。
华纯伯伯
父亲与华纯伯伯的相识始于西北剿匪时期。我在《军旅故事系列（3）离奇失踪中曾记述，父亲完成剿匪侦查任务后，被秘密调往三军政治部，以政工干部身份挂职文工团——这是上级有关部门的有意安排，旨在让他淡出公众视野，为日后更重要的侦查工作做准备（此安排属高度机密，父亲本人当时亦不知情）。时任文工团团长的华纯伯伯，便成为父亲这段特殊经历的见证者。1950年母亲参军后同样分配至三军文工团，华纯伯伯自然也成为父母的领导和亲密战友。
当父亲突然“失踪”时，母亲首先询问的便是华纯团长。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平日事无巨细的领导竟表示毫不知情。母亲转而求助熟识的三军军长黄新庭，得到的同样是困惑与“不知情”的答复。直到父母在朝鲜战场重逢，母亲才得知父亲是奉总参谋部绝密命令，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潜入朝鲜执行情报搜集任务。这段经历，构成了华纯伯伯与我父母革命情谊中最富戏剧性的篇章。
1952年，中央军委命令1军与3军合并，整编为入朝作战的唯一重型装备军。3军文工团随之改编为志愿军1军七师文工团。华纯伯伯由此告别战斗部队，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这个新舞台上，他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绽放。其代表作《东进序曲》《打击侵略者》等，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父亲曾告诉我，每次从朝鲜回国，或回天津探亲途经北京，必定要去八一厂探望华纯伯伯。
1973年盛夏，12岁的我到北京度暑假，住在父亲的老战友（贺龙军校同窗，曾同在3军服役，测绘专业；1954年调往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1956年集体转业至国家测绘总局）家中，一日，与父亲的老战友及其次子前往八一厂探望华纯伯伯。交谈中，华纯伯伯提到正在为新片《激战无名川》物色一位年轻的通讯员角色。父亲战友那位15岁、相貌俊朗的儿子当即毛遂自荐，表达了强烈的出演愿望。华纯伯伯并未因私废公，而是提出一个挑战：若能模仿《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握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幕，便考虑让他试镜。从八一厂回来后，这位小哥哥如同着了魔，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根粗细长短酷似爆破筒的向日葵杆，终日怒睁双眼从床上跃下演练，我则成了他的忠实观众兼“评委”。为精准掌握王成的表情，他不顾北京七月的酷暑，跑遍放映《英雄儿女》的影院，只为反复观摩那关键的一分钟（彼时尚无网络视频）。每跳跃一次，地板便清晰地印上两只湿漉漉的脚印，旁边散落着汗珠。在他家的一个多月里，目睹小哥哥日日如此勤练不辍，直到我离开后才去接受华纯伯伯的“法眼”审视。
1975年电影《激战无名川》上映，我迫不及待去观影，期盼在银幕上找到小哥哥熟悉的身影，结果却失望而归。他最终未被华纯伯伯选中，这恰恰彰显了华纯伯伯对艺术神圣性的坚守——即便面对战友后代，也绝不降低专业准绳。不久后得知，落选的战友之子当了汽车司机援外，赴伊拉克建设多年，归来后竟意外口吃，令人唏嘘。
1976年底我第二次参军成为坦克兵后，见证了华纯导演在军事题材创作上的转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催生的《铁甲008》，虽取材自真实装甲兵事迹，但因过度强调爱情线索和程式化表演，在部队反响平平。这与导演对装甲兵种相对生疏有关，也折射出特定年代艺术创作的局限。相较之下，他早期的《东进序曲》《打击侵略者》等作品，凭借扎实的战场还原和深刻的人性刻画，至今仍被奉为军事电影经典。
2008年某日，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我的店里，来了一位大陆客人。攀谈中得知他是八一厂的摄影师，我随即提起华纯伯伯。他顿时神情激动，满怀崇敬地历数华纯伯伯导演的电影。原来，作为八一厂的后辈，他曾有幸与华纯伯伯共事。世界之大，有时又如此之小，未曾想在美国竟能与他一同追忆华纯伯伯及其执导的不朽之作。
华纯伯伯用他的人生轨迹证明：真正的艺术品格，经得起战火与时间的双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