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是受第三国际东方局派遣前来中国建党，马林是维经斯基的继任者,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劳动界》从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状态；1921年1月16日《上海伙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所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出现停滞”。维经斯基的继任者马林，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这样写道：“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中途停办。”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成绩。

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九个月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维经斯基后来一共六次来华，自1920年4月第一次来中国，到1927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这七年中，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