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文摘）
章立凡：回忆与阎明复在1989年的交集（上）
前言：为什么历史上总是好人出局？
阎明复先生永别人世，我无比悲痛！追忆我的人生轨迹，曾三度与阎明复先生交集。
一是在1978年，我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组工作。出版社社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姜椿芳先生，闫明复先生是该社副总编辑。他已从秦城出狱三年，其父阎宝航先生曾和他关在同一监狱，但相互不知；出狱方知阎宝老在秦城逝世，父子天人永隔。
由于有类似的遭际，明复先生对我这“小老弟”颇为关照。他一点没有官架子，谈话间总是尊称我父亲为“伯父”，我和社里的年轻人，私下里都称他“明复”（据说后来统战部的人也是这样称呼他），相互间没有距离感。不久我请辞大百科的工作，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临别谈话时，他还有几分不舍。
二度交集时阎明复已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他因工作关系，与我时有接触，1989年较为频繁。同年6月的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90年，他更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第三度交集时，他已到了民政部，先后担任常务副部长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我曾在他的安排下，担任了中华慈善总会理事（将另文回忆）。
阎明复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并在此工作了5年。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他总结自己时没提在统战部的经历。
现在回想，阎明复的仁爱之心与社团组织能力，或许与他家庭的基督教文化熏陶有关，尽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是联想：白求恩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都不是来自草莽。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家教，决定了他的一生。
明复先生是继胡耀邦先生之后，我所敬重的好人之一。
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几乎所有的悼文都公认阎明复先生是一个好人。
有的文章说明了，阎明复的确是好人；有的文章要证明，共产党里的确有好人。
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好人出局？就不是所有人愿意去思考的了。
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汉以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整合，实现了“外儒內法”下的“舆论一律”。不适应这种治术的好人，往往率先被出局。
他复出后承担的扶贫和慈善工作，是适合好人做的事业。比起历史上蒙冤投江的屈原、被构陷杀害的岳飞、为变法殉难的谭嗣同……，阎明复是幸运的。他晚年仍抱病笔耕不辍，留下了见证历史的回忆录，分量也不是一般的重。
本文将重点回忆1989年我与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的交集，他青史留名，重在于此。
1989，新年乱象
1988年，继1987年“反自由化”过去之后，知识界的自由空气又开始复苏，各种沙龙、讨论会十分盛行，这类集会的主题颇为广泛，大部分与社会现实问题有关。
这一时期的知识界，最时髦的莫过于谈论“新权威主义”。此前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似乎可以把当前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贴上“初级阶段”的标签，让人们保持信心，稍安毋躁；嗣后又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当然不是什么民主化主张，但又是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非产生不可的东西。《经济学周报》1988年12月11日发表温元凯、严家其的对话录，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问题，更显示出对改革前景的担心。
与此同时，“多元化”、“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讨论，也已经开始，这些话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如何改造政治体制。
1989年初，知识界的气氛空前活跃，任何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早春天气”的来临。
这一年春节收到的聚会请柬尤其多，迫使我只能作出选择，参加这个，或者参加那个，盖因时间上往往相互冲突。2月1日，我应邀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参加“首都各界知识分子迎春茶话会”，发现会场上的黑头发占了多数（以往都是白发者大会），气氛颇为活跃，主人阎明复部长还唱了俄文歌。
我于4月19日出席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接着全程在耀邦家纪录追悼活动，并参加了21日人民大会堂的追悼大会和遗体火化。我和好友张凯（在统战部研究室工作）忙于将这几天的经历整理成文，为此颇感疲劳。此时《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已出了麻烦，不能如期出版。《解放日报》本来同意刊载我们的文章，但到了4月25日晚与该报主编通电话时，得知稿子不能发表了。这篇文章后转到《团结报》和《新观察》发表。再后来，我将这段亲历写成《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学潮陡然升级。4月27日又发生了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原因是主编钦本立坚持发表19日该报与《新观察》合办的座谈会内容。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我自问这些年来潜心治学，在政治方面只是一个旁观者，向来无意卷入政治漩涡；且改良与革命相比，经济、政治和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我仍希望中共改革能够成功，故对体制内改革仍存一线希望。
4月28日，我写成致阎明复先生的信函一通，对形势有所建言。建议政府迅速与学生对话，同时在报刊上开辟论坛、专栏，允许各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自由讨论。
纪念“五四”，与李铁映、阎明复座谈形势
此前，我已收到统战部的请柬，邀请出席4月29日的首都知识分子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联谊活动。
这次聚会的主持人，是统战部六局的陶斯亮和一局的马晓力两位女性官员。几乎所有近年间活跃的精英人物均有出席，我记得的有李泽厚、戴晴、张显扬、吴稼祥、陈小鲁、何新、梁晓声、谌容……等等，共约数百人。
阎明复到会场后，不少人簇拥着他说话。张凯请我过去见阎。他先是称赞我研究工作有成绩，接下来又说：“在这种时候你可不要背弃我们，我们可是老交情呢！现在我口袋里还装着你刚给我的信。”谈到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表态的一事，他说，对于解决目前的问题，甚至包括解决像魏京生这类问题，本来有一位学者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但现在美国政府一说话，我就不好办了。事后推测：阎说的这位学者及其方案，系指何新上书所提“放逐不同政见者”方案。
不久，教委主任李铁映到场。联欢会开始，由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主持。她的第一句话是：“这几天，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一下子长大了”，这句话马上赢得满堂彩。她介绍了今天的来宾之后，就请近代史所丁守和先生（也是我的前辈和同事）简单谈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接着便开始联欢。
阎明复应邀唱了俄文歌曲，李铁映的节目是指挥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李在众多场合最爱表演的节目。其后是来宾同跳交谊舞并共进自助餐，气氛活跃，至下午六时半方散。
会后，我和一些学者被留下来，回到统战部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除阎明复、李铁映及统战部的干部外，学者还有李肃、陈越光、孙立平、黎鸣、李盛平、黄方毅等人。
这次会的气氛不怎么自在。大约阎明复的意思是想要李铁映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促成官方与学生的对话，但我很快感到李的态度仍然僵硬。
不少人在发言中力主对话，此时六局熊运藻副局长走到我身边耳语，力促发言，并说“这是个在重大问题上参政议政的好机会”。但我在潜意识中仍存有1957年的阴影，决定只发挥今天那封信中的观点，其余免谈。我的发言内容如下：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话是一种政治传统，并举了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龚心湛，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孙科接见学生的先例。并说“对话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像你们二位（李、阎），今天的公众形象就很好”。我一再力陈对话之必要，李铁映打断我的话说：“请你放心，我们共产党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我们绝不会害怕对话。”我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主张优先考虑学生七点要求中的“新闻自由“这一条。我说：这些年来“小广播”发达，使党的领导和人民之间产生了不少隔阂，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我建议选择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开辟专栏或论坛，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这种意见不一定是要代表官方的。这样做，才能使目前的舆论由无序变为有序，把街头政治引向图书馆、阅报栏……。如果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就不一定要采取过激的手段了。况且观点形成文字，就会重视说理，而不是宣传煽动，这样，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也会变得冷静。
看来阎明复是听懂了我的意思，当我说到报刊上的文章不一定要代表官方时，他说：“像美国之音那样，播社论时，说明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社论’；也就是说，它所播的其他东西，都不算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但李铁映似乎有些不耐烦，在我发言时，他离开会议桌，靠到后面的一排椅子上去休息。显然，他不喜欢我的话。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何新不知从何渠道听说这里在开会，从家里赶到统战部要求与会。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抱了个大信封进来（大约是新的奏折），呈递给阎、李，没坐稳便要发言。黄方毅制止说：“还有不少先来的人没有发言。”何悻悻然坐下。轮到他发言时，何新说自己一年前就预料到会发生今天的情况，在某杂志上有文章为证，又称自己的“锦囊妙计”已在信中写了。
在会前和开会过程中，我曾与一些朋友个别沟通过，力促重点推动新闻自由。不少人在发言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或许这与后来短期出现的新闻自由不无关系。
会议发言中，也有一些比较书生气的内容。例如有人称赞阎明复在缓和4.27危机中的作用（据说阎的彻夜斡旋，使邓取消了当天进行镇压的旨意），并向李、阎建议：“现在是你们这些第三代领导人树立自己形象的时候了”。说这番话真是太不懂中共的决策程序了，简直是将他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李铁映立即进行批驳，强调要在常委的领导下工作。还有人对高干的特权生活提出批评，并举邓小平每天抽一盒特制熊猫烟为证，认为太奢侈。这种说法马上引起李的不悦，他说：“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了，又有那么多的贡献，别说一天抽一盒，就是一天抽十盒也是应该的。” 看来这番对话的双方，水平上也是旗鼓相当。
受邀参与调停，起草四点建议
5月16日上午，我离家外出，中午在一家餐厅与家中通电话，得知统战部来了四次电话，要我马上去。我意识到此事与解决绝食问题有关。
午后一时左右，我到达府右街统战部大院，被引入一间大会议厅。里面有二三十位学生，个个神情严峻，另有一些是熟人，都是以往一起座谈过的中年学者。我很快明白了，学者们是被请来作为官方与学生之间的调停人。事后又得知，此前统战部已请了戴晴、李泽厚、严家琪、刘再复等人调停，但他们的表态（即《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被认为过于偏向学生，不能为最高当局所接受。于是，我们在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请来作为调停的第二梯队，以谋求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频频与学生交换意见，很快了解了状况。代表们大致来自三部分学生：一、绝食团（即广场绝食学生）；二、对话团（即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三、高自联（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实际上有些代表是一身二任。其间的立场略有差异，明智派主张以适当条件结束绝食，另一些人则坚持达到绝食时提出的全部要求。
我和其他中年学者作为调停人，必须了解学生所能接受是最低条件，才能提出调停方案。我提出一项原则：我们（学者和学生）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学者们在磋商后，向学生代表说，我们准备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是你们和全体绝食学生所能认可的，同时我们也会力促政府接受这一方案，因而这必须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
对话团代表何光沪向我出示了一份《救命书》，说明这是他们所能退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一、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二、政府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现场直播。只要政府能接受这两条，学生就可以停止绝食，同学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挽救。他还特别向我说明，为了使政府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只要求政府正面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必像以往要求的那样，确认“不是动乱”；但对于这一点，学生内部的意见却不尽一致。何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读研究生，年龄与我相仿，比大学生们要成熟得多。
我和其他一些学者聚集到另一房间，讨论并起草一份调停方案。这时学者中间也发生了争论。大家都认为中央对绝食学生的要求迟迟未能作出表态，是权力不够集中所致，希望中央特别授权一位最高领导人全权处理学潮问题。由于赵紫阳5月4日讲话中对学运表现出的新姿态，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对他抱有希望。故有学者主张建议中央授权给赵紫阳。
但我表示了异议，理由是：一、我们知识界应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不介入中央内部的斗争；二、如果我们建议授权某个人，就会给人以支持某个人的印象，可能会对我们所提方案造成阻力。我的意见是：建议中央授权一名常委全权处理学潮问题。虽然某个人在现时形势下是呼之欲出了，我认为也只能由中共中央自己决定授权给谁。
激烈的争论议而不决，为防止延误时间，我和一些与会者私下交换了意见并付诸表决，通过了所谓“四点建议”。全文如下：
一、鉴于中央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处理问题的工作程序，对于处理当前学生绝食这样的紧急情况已经不适合，不利于迅速灵活地解决问题，必然坐失良机，造成局势日益恶化，损失日益扩大，故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的绝食问题。
二、建议被授权处理问题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绝食学生提出的两点要求，即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中央领导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广播现场直播；
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学生结束绝食行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四、对于学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条原来只写了“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未写上“不是动乱”四个字；但王丹说，我们来这里时已经向同学们作了保证，因此这四个字必须加上，于是又临时将“不是动乱”四个字加上。但我内心仍认为，不加这四个字，回旋余地较大。无奈时间紧迫，无暇继续争论了。我们提出将对话团的《救命书》与这份《四点建议》同时上报政治局，其中一份有“不是动乱”字样，另一份不写，说法稍有不同，中央仍有自行选择之余地。
我问王丹，如果中共中央接受上述建议，你们是否有把握率领同学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王丹说，只要他们所提的两点得到认可，他保证可以撤出。建议书由学者们签字提出后，学生代表亦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并立即呈送中共中央。
两天后《科技日报》将这一文件刊出时，所加的《中年学者及学生对话代表团共同提出四点建议书》标题，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在这份名单上签字的人有：
学者代表：曹思源、刘世定、邓正来、章立凡、沈从照、黄方毅、陈小平、周舵、林毅夫、李盛平、郑也夫、陈兆钢。
学生代表：王丹、程真、梁二、童屹、路敏、白勇举、刘清珺、陈季、林屹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