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7）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7）

 

当时中共说，这些私营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都是自愿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许多照片，都是各地工商业者敲锣打鼓、拿着大红纸“决心书”向党表决心的，以此证实所言不虚。确实，那时有不少私营工商业者的确是敲着锣打着鼓去报名参加公私合营的。但要说“自愿”，则未必。“五反”运动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步入了穷途末路，即使想委屈求全、苟延残喘亦不可得。在中共“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威逼下，不接受“公私合营”，难道还有其他活路可走吗？

其实，中共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早在“五反”以前就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他们在“节制资本”的藉口下，制定的有关政策往往都有偏袒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歧视、打压私营经济的倾向。那时政府实施的税收政策，是一九五〇年初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这个《要则》对国营工商业、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的税法是不一样的。如国营商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调拨不征税，对供销合作社给予税收优惠，而对私营商业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不但税种多而且要多次征税，相比之下税负要重得多。因此私营商业很难与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竞争。“五反”运动后，由于私营工商业遭受重创，业务更加一蹶不振。而这也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减少。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有鉴于此，主持修改税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希望民族资产阶级在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后，能提振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税收。但此举被毛泽东认为薄一波立场倾向资产阶级而大怒，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件事就是一九五三年初发生的“新税制风波”。薄由此受到批判，连做了两次检讨不得过关。高岗则趁机闹事，“批薄射刘”，企图把刘少奇、周恩来拉下台，引起党内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本是支持高岗的，看到事情闹大了，党有分裂的危险，这才放过薄一波，批薄也不了了之。接着，在刘、周的联手反击下，就发生了“高、饶事件”。“高、饶事件”属于党内权力斗争。但从“新税制”一案，大家不难看出中共、尤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打压的态度。

此外，中共在一些主要产品的原料采购和成品销售上对私营工商设置关卡；对金融行业实行垄断，限制私营企业的融资、外汇买卖；对私营企业实行订单加工和产品包销。总之，对私营企业产销，实行全过程控制，以达到逐步削弱、最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

例如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自即日起凡私营纺织厂生产的棉纱、棉布以及现存的棉纱、棉布，均不准再在市场自由出售，而必须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当时，纺织业是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主要产业。私营棉纱业产量占全国棉纱业产量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此法令一出，私营纺织厂生产的棉纱，其销售权、定价权就全被国营花纱布公司夺走，造成必须听命国家的局面。而中共抓住了棉纱原料这一关，纱厂生产链下游的织布厂、印染厂以及销售棉布的商店等等也就统统受到了花纱布公司的控制。所以，中共用这种办法只要控制了少数几种关键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就可控制上下游无数企业的生产，掌握这些企业的生死命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再以垄断地位的优势迫使私营企业接受政府的苛刻条件，如以高价买进国营公司的原材料，以低价接受政府的订货或代加工，尽量压低私营厂商的利润。而不接受这些条件的企业既买不到原料，也卖不了产品，就无法继续生存。

对有些在原料上一时不能控制的，政府就对私营企业的产品提出实行包销或包购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达到控制私营企业生产的目的。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五〇年国家加工订货的量，在私营企业的总产量中就已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三，一九五一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一。到了“五反”时期，私营企业接受加工订货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一九五二年三至六月，上海私营企业接受加工订货和收购的金额比五一年同期又增加了一倍，占私营工业营业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五；关系工厂从原来的三千多家，猛增到七千多家。一九五二年全国私营工厂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五十六点零四来自政府。

银行金融业是私营资本的生命线。失去向银行金融业融资的渠道，私营资本就是一盘死棋，毫无发展前途。这是中共早在全面执政前就已注意到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私营银钱业政策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存在，但应严格管理，使其逐渐走向消灭”。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由于解放前许多私营银行有国民政府的官股，或者有些股东成了中共的“战犯”或“反动分子”，中共即以接收这些股份为名，派出代表进驻银行，并以股东身份对银行实行“监理”，重组董事会，夺走了原来银行股东的管理权。中共明确指出改组后的银行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银行，纳入国家的金融管理系统。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共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政府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事业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行。此举使私人行庄的存款大幅减少。再加上中共对银行钱庄业的种种限制，令许多私营银行无法继续经营而纷纷关门。如当时京、津、沪等全国七个大城市的私营银钱业共有四百四十六家，在很短时间内就倒闭了二百三十三家。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向中央的一份《综合报告》中说到，“现在国家银行已经控制了全国存款的百分之九十，放款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银行钱庄的业务范围已极其狭小，枉论发展，连生存也很难做到了。到了“五反” ，幸存的私营银行钱庄自身又成“五反”审查的重点。政府不仅查银行的各种交易是否合法，也可从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动记录查有关客户有否逃税、套汇等情事。在这种情势下，资本家们固然不敢再去问私营行庄贷款，就是私营行庄也不会再贷款给他们。“五反”结束时，即五二年六月，国家银行宣布降低存贷款利率，要求私营行庄向其看齐，使私营行庄的存款又减少一大半，只及“五反”前的四分之一。“五反”一过，中共立即对私营行庄进一步改造。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政府下令提前对金融业全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所有私方管理人员被迫交出经营、财务、人事“三权”。所以，就全国各行业来说，私营银钱业是最早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行业之一。

在商业方面，中共执政后一方面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政策上许多优惠，包括税收上的优惠；另一方面以实行专卖制度和控制批发的数量和价格来限制私营零售商的发展。如对人民生活影响颇广的烟和酒来说，东北地区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就实行烟酒专卖制度，凡经营烟酒买卖的私商必须向政府申请牌照得批准方可购销烟酒，而且由政府控制数量。一九五三年中共又在全国实行对卷烟的统购包销政策，凡私营卷烟厂生产的卷烟不得自由销售而必须由国营机构收购。私营商贩销售的烟酒则必须凭照向国营的专卖店进货，其品种、数量和价格也都受到限制。对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限制则相对就要宽松得多。在此种政策下，此消彼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得到很快的发展，而私营商贩则渐趋式微。一九五〇年，全国国营的批发商还只有两千五百多家，到五一年就发展到近五千二百家，到五二年又发展到七千八百多家。这些公营机构的批发营业额，五〇年时占总批发业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六；五二年就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而同期私营零售商的营业额，从五〇年占全国零售业营业总额百分之八十五，萎缩到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

除此之外，中共从建政伊始就有意识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渗透和控制。他们在私营企业内发展党团员，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工会或改组工会；藉着社会上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势，以“民主改革”的名义把原来听命于企业主的各级管理人员尽量换上自己人，造成企业主管理上尾大不掉之势，一步步夺取企业的管理权。“五反”运动中，企业主成了被斗争清算的对象，工会的权势则在中共支持下进一步扩张。在不少企业中，工会成了“五反”运动的指挥部和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运动过去了，但这样的态势已经造成，资本家事实上已无法回复过去那样拥有企业的自主权。何永红在《“五反”运动研究》一书中说，“五反”以后，很多资本家事无巨细，都要问过工会才敢做。有一家印染厂连进货一桶颜料，企业主也要先请示工会。

“五反”运动以后，还有一种情况使私营工商业者更难于应付，那就是“公股”的入侵。“五反”运动中很大部分私营企业主都面临缴不出大数额退补款的困境。中共副总理薄一波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采取三种办法解决，即现款偿付百分之二十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六十左右记账分期偿还。”结果很多私人厂商被政府强行参股。说到“公股”，“五反”之前在部分私营企业内就有存在。原因与上述银行钱庄业的情况相同，是这些企业在“解放”前因为有国民党政府资金的加入，或股东中有些人在“解放后”被定为敌伪分子，于是这些国民党政府和“敌伪分子”的股份被共产党没收就成了中共政府的公股。凡有公股存在的私企，企业主的自主权就大打折扣。所以，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主是不愿有公股加入的。但是“五反”以后，接受不接受公股已不是私人企业主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形势明摆在那里，即使你不接受公股，你也已经掌握不了企业；而“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接受公股，不知以后还会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不要说像王康年那样被整得家破人亡，就是随便找一个茬子也能弄得你倾家荡产。所以，私营企业接受公股，接受公私合营，那都是“高老庄招亲”，不愿意也得接受的事情。

回顾整个毛泽东时代，一九五六年初公私合营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在政治舞台上露脸。此后，资产阶级成了罪恶的同义词。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明明是一批知识分子，不是开厂开店的资产阶级，却被冠以“资产阶级右派”之名，与地、富、反、坏同列为“阶级敌人”。毛泽东发动“反修”斗争，实质是要夺取苏共的国际共运领导权。但为了使老百姓跟着“反修”，就危言耸听地说“苏修”领导下的苏联“资本主义泛滥”，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不“反修”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群众揭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目的是要肃清刘少奇的影响，清洗刘少奇系统的干部，为了有个批斗他们的罪名，就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文革中每年都要来几次的取缔农村集市贸易的行动，那真正是损人不利已的扰民行为，不知所谓，却也要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资本主义成了万恶之源，资产阶级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中共政务院颁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其中“丙、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之第十一项“地主成分的改变”，指出“凡地主成份，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爲，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鄕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准後，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份爲勞動者的成份或其他成份。”然而“土改”后近三十年，全国没有一个地主分子得到改变阶级成分的。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那些残存的地主分子才总算将这顶戴在头上几十年一直甩不掉、形同枷锁的“帽子”甩掉。同样，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在怀仁堂召开座谈会。为了安抚代表们对前途的忧心，也曾允诺过资本家的阶级成分将来可以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等到公私合营完成了，此话就不提了。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说要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名义上仍被留在“人民”的队伍中。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因此摆脱既属“人民”又属“人民敌人”这种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况，回复到“五反”以前那种堂堂正正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在“五反”以后直到八十年代邓小平主政时取消阶级斗争前那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作为资本家本人，其政治待遇固然与地主分子还有一些差别，但在现实中他们只能与地主分子一样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他们的子女也与地主阶级的子女一样，无论升学、就业、或者参军，处处都受到限制，并不能真正享受“人民”应得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有资产阶级家庭几乎无例外地遭到抄家、批斗。被抄被斗不需有其他理由，只需你是资产阶级这一条即已足够。文革这一场抄家风暴，说穿了就是迟来了十几年的、针对民族资产阶级“补课”的“土改运动”。也是在文革中，中共党、政、公安部门和社会舆论，开始明确地将资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并列为“黑六类”。所以，毛泽东的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尽管中共的一些御用文人将它吹得无比重要和正确，说什么它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仍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人民的谎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毛泽东和中共何曾正确处理过所谓的“两类矛盾”！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国第一茬的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已被消灭干净。毛泽东说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断子绝孙。他固执地要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折腾来折腾去，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得民不聊生，人人自危，革得国家在和平环境下二十多年了仍是一穷二白，从而人心思变，党心思变。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在中国走不通，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不通。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其实就是走不下去的一个讯号。到九十年代，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突然纷纷垮台，它们或改弦易辙，或因此而分崩离析，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有鉴于此，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实际是想以资本主义来挽救中国。由此，中国产生了第二茬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第二茬的民族资产阶级与第一茬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靠着艰苦奋斗，在重重困境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茁壮成长，在经济上取得了卓越成效。这才令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渐渐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而这也挽救了中共的生命。事实证明：不是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邓小平们耍了一个滑头。他们为了共产党永远独掌政权，为了共产党高官的后代永远独享执政带来的种种特权和好处，他们坚决不肯在政治上也改革开放，实行民主制度。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也因为如此，从邓小平以降的历代中共当权者都是惧怕人民、敌视人民的。这也是历届政府的“维稳”经费越来越高，甚至超过国防经费的原因。从共产党的本质讲，他们是独裁者，也是掠夺者。他们惯于靠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自肥。如果说，当第二茬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幼小成长阶段，中共还是乐观其成的话，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以致让他们感到害怕，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就让他们感到眼红的时候，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危险又已开始降临。目前正是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近来，“国进民退”的舆论又开始泛起；中共千方百计地要在民营企业内成立党支部；以反贪为名改组民营企业的管理层，派党干部接管这些企业。实际是想吞没这些企业。这些都是中共又准备向民族资产阶级开刀的讯号。唯这一次开刀与当年毛泽东的开刀性质上已有所不同。毛泽东是迷信社会主义，所以他要消灭资本主义。但现在的中共各级官员几乎已无人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本身就是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因而他们向资产阶级开刀，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要将全国所有的资产，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人民私人的，都要攫取到他们自己的口袋中，成为他们私人的资产，并传之子孙，以期世世代代永远富贵尊荣，永远是人上人。

未来的中国何去何从？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我却以为历史重演的事事实上一直在不断上演。所以也有人说了“历史惊人地相似”那样的话。但是，历史并非前世注定。每当历史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历史都提供了人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端看人民有多大的觉悟，多大的决心，敢不敢与恶势力斗争。如果全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团结起来有所作为，如果全国的老百姓不能团结起来制止这种“国进民退”的行动，那么第二茬的民族资产阶级未来的命运也将是不会乐观的。

                                                                                                                                                                                              全文结束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初稿，发表前个别字句和章节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