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5）
“八月宗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见到多年来在朝鲜培植的势力几乎一朝尽毁，不禁大怒。他立即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你看朝鲜这事怎么处理。苏联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来华商议解决办法。毛泽东气愤地对米高扬说：“朝鲜这棵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最后毛泽东和米高扬决定，一旦情况许可，废除金日成另觅合适人选担任朝鲜领导人。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派彭德怀和米高扬一起，以中苏两党代表团名义去朝鲜与金日成谈判，逼迫金日成承认错误，重开中央全会，将开除党籍的全部恢复党籍，撤职的官复原职，被逮捕了的全部释放。在中苏两党重压下，在中共还有四十万志愿军驻扎在朝鲜的军事威胁下，金日成不得不将这些条件都答应下来。但很快地到了十月以后，波兰、匈牙利相继发生反苏事件，毛泽东趁机打击苏共威信，指责苏共处理危机的立场和方法都错了，若不改变，中共将公开表达反对立场。于是金日成趁苏共自顾不暇，中共视线转移之机，又开始秘密调查，重搞清党、肃清反革命运动，把从监狱放出去的又重新关了进去。
十一月，朝鲜劳动党通过了一个决议，主旨是说国际上有关朝鲜的问题以后要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实质是想摆脱中苏的控制。这一来毛泽东就更加愤怒了。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来，气势汹汹地对他说：“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毛又说：“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我们）在朝鲜还有四十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以上见沈志华：《一九五〇年代中朝关系惊天内幕》一文）毛泽东要尤金把这个意见告诉赫鲁晓夫，目的是想拉苏联一起废掉金日成。毛泽东有四十万军队在朝鲜，要废掉金日成本来不成问题，但当时苏联毕竟还是名义上的“老大哥”，而且金日成是苏联捧上台的，废掉金日成须要得到苏联的同意。但是，也许是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得越来越嚣张，这次处理金日成问题也是这样，说是“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其口气都是居高临下命令式的，令人听了非常不舒服。而且废掉金日成换人，牵涉到将来由谁控制朝鲜的问题。金日成因为不听毛泽东的话，毛要把他废掉，则换的新人必须要毛泽东满意才行。到时候这个新人听毛泽东的话，未必也听苏联的话。如此，则苏联岂不是替他人做嫁裳？总之，据说是赫鲁晓夫不同意这么做，结果金日成逃过了一劫。
“八月事件”的性质是属于朝鲜劳动党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金日成以清除异己来为自己的独裁道路扫清障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党内反对派不论是延安派还是苏联派，他们想乘苏共二十大的“春风”推翻金日成的独裁统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金日成清除的那些亲苏派和延安派，都有外国代理人之嫌，站在朝鲜民族主义立场，清除他们也可算是一种反对外国势力渗透、操控朝鲜政治的行动，在不合理中也有部分合理的成分，因而能获得党内多数的拥护。
然而毛泽东对“八月事件”的反应却真正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这个反应的立场同他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立场是矛盾的。具体来说，朝鲜党内反对派反对金日成独裁的行动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揭露斯大林镇压异己罪行的政治气候下发生的，两者的性质也是大体相同的，都是党内争取和扩大民主的一种表现。所以，如果说他毛泽东认为朝鲜党内反对派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机反金日成这个“小斯大林”是对的，那么他就不应该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应该指使苏共出兵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同时也不应该在国内搞“引蛇出洞”的“阳谋”，镇压中国的民主萌芽；反之，如果他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错误的，是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苏、反共、反革命气焰，那么他也就不应该去支持朝鲜劳动党内的反金日成势力。可是，他毛泽东一边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装出一副公正、宽容和处处为共产阵营大局考虑的样子，另一边又趁共产世界掀起“去斯大林化”的民主潮流之际，企图以反对金日成个人崇拜为名搞掉金日成，从而实现其更大程度控制朝鲜的目的。所以，这种做法不仅自相矛盾，也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不羞耻、公开玩弄阴谋诡计的奸雄本色。
除了上述立场矛盾、善玩阴谋诡计这一点外，毛泽东在处理“八月事件”过程中还有两个看点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个看点是他在与米高扬会谈时，把金日成说成是他和苏共栽下的“小树”。这种用词毫不掩饰地暴露了他对金日成的轻蔑，暴露了他大国沙文主义的内心世界。而他在与米高扬商量如何处置金日成时的口吻，也一如两个黑社会老大在商量如何处置“不听话”的徒子徒孙。他们说在适当的时候把金日成换掉，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心态，暴露了在他们这个特定的现实世界里，除了实力和拳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也无法规的限制，对人是杀是剮全在他们一念之间。这就暴露了共产党所谓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和不容许干涉别国内政的宣传，统统不过是骗人的谎言。由此进一步推测毛泽东的心态，虽然他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但究其内心，恐怕他仍是将朝鲜看作是中华天朝的属国，是主子与家臣的关系。而宗主国和属国、主子与家臣，双方是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
另一个看点是毛泽东对苏联的真实态度。这在他会见米高扬和召见尤金时都有所暴露。虽然直到此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还口称苏联是“老大哥”，但毛泽东在米高扬尤其是尤金面前，都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以我为主的架势，不仅对“老大哥”的敬意荡然无存，甚至明显地是在指挥“老大哥”，要赫鲁晓夫在他指定的两个办法中选一个。然而这也不奇怪，因为这正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自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就野心急速膨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何足道哉！现在全世界共产国家领袖中就数他资格最老，功绩最彪炳。他凭一己之力开天辟地，创建了一个大党，打下了一个大国，且著作等身，允文能武，是当仁不让的继马、恩、列、斯之后，第五个国际共运的“伟大领袖”。因此，他一直在处心积虑挑战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地位。他曾在波、匈问题上做了许多小动作以测试苏共领导的智慧；也曾趁苏共在“波、匈事件”后威望受损之机，试图拉拢南斯拉夫铁托，发起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取代苏共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有了这样的心态，在言语、行动上自然也难免要有所流露。至于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只穿了一条泳裤，腆着个大肚子，如一条刮了毛的大白猪，会见远道而来贵为一国领袖的赫鲁晓夫，发生这种刻意羞辱人而又自轻自贱、自丢国格的荒唐事，不过是他那种狂妄心态歇斯底里式的一次表演而已。
说到这里似乎有点扯远了。言归正传再回到中朝关系这个正题。总而言之，中共为控制朝鲜，重拾昔日帝国的荣耀，布局已久，用心良苦。但从朝鲜战争爆发前到爆发后，再到停战，然后到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中朝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一直是中共在别有所图野心下表现的“剃头担子一头热”。金日成对中共，表面友好接受中共帮助，实则内心如防贼一样防着中共。因而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金日成始终对中共保持警惕，并一直努力想摆脱这种控制。双方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不断。
朝鲜停战后几十万志愿军留在朝鲜不走，一直是金日成的心病，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志愿军留驻朝鲜的局面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才有改变。那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见到金日成，态度突然转变，竟主动向金日成认错，说以前错怪了你，你是革命的，是他偏听偏信了。（真是见鬼了！他“偏听偏信”了谁的“谗言”？）还说：“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去，让你放心。”会议期间双方谈了两次，据说关系有了好转。然后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与朝鲜敲定了撤军计划，到十月把志愿军全部撤出了朝鲜（以上见沈志华：《一九五〇年代中朝关系惊天内幕》一文）。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金日成主动认错呢？对此，我们只要想一下毛泽东参加这次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目的和在会上的表演，以及后续的事态发展，就可明白大概了。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摆出了一副斯大林之后领袖群雄舍我其谁的姿态，开始了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公开争夺国际共运领导地位的斗争。也是在这次会后，毛泽东逐步公开地走上了“反修”、实际是反苏共的道路。毛泽东要与苏共斗，光靠自己势单力薄是不行的，必须要多多拉拢其他党，身后有一帮跟班，才能壮大声势。然而当时各国共产党中追随中共的党不多，执政的、而且有交情的更少，比较起来还是朝鲜和北越与中共多少有那么点“战斗友谊”，因而很自然地成了他拉拢的首选对象。而既然要拉拢朝鲜，自然也要做点让金日成高兴的事。朝鲜已停战，虽然美军没有撤出南韩，中共也有理由让志愿军仍然在朝鲜呆下去，但朝鲜人不高兴，继续呆下去也没意思。再说中国与朝鲜一江之隔，什么时候需要，再去也很方便。这才有了毛泽东主动认错又主动提议撤军之举。
这金日成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看准了形势，要左右逢源捞取实惠。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大办食堂，搞全民皆兵。金日成立即投其所好，说“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把毛泽东哄得云里雾里，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毛泽东是否真的被金日成骗倒了？或者未必。但在当时这些话正是毛爱听的，希望大家都说的，所以即使有疑心，也不会揭穿他。就如刘少奇当时也说了许多鼓吹“大跃进”的过头话，毛泽东也不说穿他，一直到文革清算刘少奇时，才由江青说了出来，说刘少奇鼓吹“大跃进”比毛泽东还厉害。此后几年，中苏关系破裂逐渐公开化，毛泽东更急于组织“反修”同盟军。金日成看到毛泽东有求于人，就年年到中国来要东西。那时中国自己也不够粮食，全中国人都在饿肚子，可朝鲜要，中共就二十万、三十万吨地给。反正在中共眼里，中国人民的命从来都贱过外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说是他们家乡有一个大姑娘因为没有布做裤子，用了一只日本“尿素”化肥袋做裤子，屁股部位正好是“尿” “素”两个大字。文中还说当时朝鲜的化纤工业比中国发达，老百姓不缺衣服穿。可是金日成说朝鲜缺棉花，因而棉布不多，要求中国支援。周恩来二话不说，大笔一挥，把山东一个产棉大县所有的棉花产量从此都划归了朝鲜。此文凸显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缺吃少穿的窘境，和中共媚外刻薄自己人的真相，我读后印象深刻，也从此喜欢上了莫言。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小说家言，不足为证。那么还有不少可以作证的证据。如一九六二年正是中共在国际上最孤立的时候，也是中共撕破脸皮与苏共公开“论战”的时候，金日成看准时机向毛泽东提出，说中国长白山的白头峰是“朝鲜革命圣地”，要求将白头峰连同山上的天池划归朝鲜。而毛泽东竟然也同意了，由周恩来与金日成签署了一份《中朝边界协议》，将白头峰和天池的大半，包括附近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给了朝鲜。
为了拉住朝鲜，中共在自己“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给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齐学德披露的数据，不算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战争期间中共援助朝鲜的七十二万亿朝元和大量工业用品及建筑材料，战争结束时中共又免除了朝鲜在战争期间欠中国的十四点五亿卢布债务。此外，中共在一九五四年到五七年间向朝鲜无偿援助了十六亿卢布的金钱和物资。而同一时期苏联和东欧给朝鲜的援助总计也不超过十二亿卢布。一九五八年志愿军从朝鲜全面撤退时，在朝鲜的要求下又将价值约三亿美元、近十个师的武器装备无偿移交给了朝鲜。（以上资料见“多维网”《中朝其实是“金钱结成的友谊”，中国援助朝鲜真相》一文。）
金日成得了中共好处，在“反修”问题上采取暧昧立场，这就算是对中共的回报了。当时赫鲁晓夫看毛泽东把金日成拉得很紧，怕金日成完全倒向中共，就使了一招离间计。据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说，赫鲁晓夫把金日成找到莫斯科，给他看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那次毛泽东召见尤金的谈话记录。结果金日成看后大怒，骂道：“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从此立场又有变化，变得比较亲苏联，远北京。也因此之故，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知道一些内情的北京高干子弟红卫兵就在大街上刷大标语骂金日成是“朝修”。此举的结果是金日成下令把抗美援朝牺牲的中国志愿军的坟墓，包括毛泽东儿子毛岸英的坟墓全都给毁了。而中共对此竟然连一声抗议也没有。非但不敢抗议，还得继续保持中朝友谊。那时候我们单位内公家订阅的报纸有好多种，但画报除了“人民画报”，外国的只有一份“朝鲜画报”，可见朝鲜地位的特殊。现在的志愿军陵墓是文革以后中朝关系有所好转以后才重修的。总而言之，毛泽东时期的中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表面光鲜，揭开内幕，里边的黑暗、污秽，简直臭不可闻！
现在回过头来看金日成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实在聪明得很。他或许没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允文允武”，但也不像毛泽东那样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一心想当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个国际共运的伟大导师。他很务实。当他有幸被斯大林选为北朝鲜的首领以后，就一心想把北朝鲜经营成自己的、封建世袭的小朝廷，其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想统一南朝鲜。至于其他方面，金日成做事心狠手辣，随机应变的能力并不比毛泽东差多少。其自吹自擂、自我造神的脸皮甚至比毛泽东还厚。在金日成身上，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些小国独裁君主可以如何在他的小天地内作威作福，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处在大国阴影下，如何应对大国，如何艰难求存，积累了千百年的经验和智慧。总而言之，在处理中朝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上，金日成是最后胜利者，而毛泽东是失败者。毛泽东想控制朝鲜的企图，苦心经营了多年，花了巨大代价，死了数十万人，最后还是落了个一场空。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七十年过去了，斯大林早死了，毛泽东早死了，金日成也死了多年了。中苏关系一度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中朝关系也至今没有实质的好转。反而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传出话来说，我们与日本的仇恨是百年之仇，我们与中国的仇恨是千年之仇。可见他们对中国、对中共怨恨之深！说老实话，我对金正恩说出这样忘恩负义的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中朝关系本就是尔虞吾诈的关系。我也不清楚朝鲜人千百年来究竟受了我们“泱泱中华帝国”多少气，积了多少恨，因而无法评价这句话的对错。但中国志愿军为了拯救金家小王朝付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金家小朝廷正是赖此才得以稳定下来并得以传至第三代，金正恩不应这样健忘。当年，为了“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做出了多少牺牲，遭受了多少苦难啊！因此，我深深地为当年被毛泽东送到朝鲜去，牺牲在异国土地上，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吃过苦的人不值：凭什么他们要去为一个不相干的外国小朝廷，在冰天雪地中作战，流血牺牲？同样，我也替因为要给“抗美援朝”筹集战费，从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无辜受到迫害的人感到悲哀和不平：哪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救星”，这样对待自己国家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局！有人至今还在鼓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说什么志愿军“打出了中国的国威”，除了暴露这些人的无知，或者竟是邪恶，这种虚妄的“荣耀”，在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苦难面前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