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4）
以上所说的是中朝在战争中发生的一些矛盾。其中除了有双方对战局的观点不同，也反映了双方在朝鲜主权问题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但以下这些矛盾和斗争则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了。主要表现为金日成对军队和党政高层中非嫡系势力的清洗，包括对亲华势力的清洗。
北朝鲜建国时，在政权中分到一杯羹的政治势力可分为四派：游击队派，又称“88特别旅”派，主要成员有金日成、崔庸健及金一、金策、安吉等几百名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国际第88 特别旅中的朝鲜人。他们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属于东北抗日联军，一九四二年抗联失败后撤退到苏联境内，后被编入苏军，一九四五年八月随苏联远东军对日作战回到朝鲜。亲华派，又称延安派，如朴一禹、武亭等都是。他们很早就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分批回到朝鲜。国内派，代表人物朴宪永、李承烨。他们在日占时期一直坚持在朝鲜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苏联派，这派人物主要有在二十年代及之前就去了苏联的人，还有后来前往苏联留学或避难的人组成。这些人大多会说流利俄语，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曾在苏联红军中担任中层干部，参加过卫国战争。其后期领袖是朴昌玉、许嘉宜。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的朝鲜劳动党第一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游击队派有二人，延安派有六人，国内派二人，苏联派三人。可知当时延安派的势力是很大的。
然而，由于北朝鲜是苏军解放的，苏联占领军是北朝鲜的主人，北朝鲜的政局当然也由苏联主导。斯大林选中年轻的金日成当他的朝鲜代理人，刻意培养他、支持他。而金日成也需要一批帮手和支持者才能当好他的代理人，因此一起出生入死过的“88旅”兄弟们很自然地成了金日成依靠的对象。他们也由此官运亨通。金日成除了自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当上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八年九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当上了劳动党委员长和内阁首相，成了朝鲜党政最高领导人；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朝鲜人民集团军司令部”改编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崔庸健被任命为总司令，姜健任总参谋长，金一任文化部部长（即政治部主任），此三人都是属于游击队派的。其他“88旅” 成员也平步青云，据说有的直接由大尉变大将，上尉变上将。延安派虽然人数较多，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都被抓在游击队派手中。
金日成根基浅薄而骤得高位，为了巩固权力，还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开始对不同派系的干部进行清洗。斗争矛头最先指向的是掌握军权的延安派干部。最先落马的是曾任第二军团军团长、并任人民军东线司令官的武亭。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武亭接到大撤退命令。武亭依据他过去打游击的经验，在安排各师分头后撤路线后，切断了一切通讯。这样做可使敌人不知其位置而减少风险，但后方司令部却因无法得知其情况而对他十分不满。武亭回到北朝鲜后，被任命负责保卫首都平壤。但因为兵力不足，武亭不想部队做无谓牺牲，在稍作抵抗后便下令放弃平壤后撤。由于以上缘故，武亭被贬调任预备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在此期间，武亭又无辜枪杀了一名医生，于是被撤职并开除军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金日成在大会报告中指责武亭“作战不力”，犯了“军阀主义” “严重错误”，应对平壤失利负责。之后武亭被开除出党，下放劳动。不久，武亭因在长征中得的旧疾胃溃疡严重发作，被彭德怀送到长春一家最好医院治疗。但在病情稍有好转后又因武亭自己的意愿被送回朝鲜。一九五二年十月，武亭病逝在平壤郊外的一个军医院中。武亭死后，延安派重要人物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并传被处决。
朴一禹，朝鲜平安道人，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东北参加革命。后朴去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过中共敌后根据地宣化、涿鹿、怀来联合县政府县长和县委书记。一九四二年朴协助金枓奉创建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任同盟中央常委和义勇军副司令。一九四五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一九四六年三月，朴一禹奉中共东北局命令率朝鲜义勇军骨干二千人会到朝鲜，在四六年八月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干部部部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后，朴一禹出任内阁副首相兼内务省相。朝鲜战争爆发后，朴一禹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副司令。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任副政治委员，被称为“次帅”。一九五一年，武亭解职后，朴一禹也逐步被贬。一九五三年二月，朴原任的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职被崔庸健取代。三月朝鲜内阁改选，朴被解除内务相职务，改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递信相（邮政部长）。八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二届六中全会上清洗了国内派朴宪永集团后，也免去朴一禹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职务。一九五五年四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二届十六中全会上公开宣布朴一禹为“反党宗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据传朴一禹最后被金日成处了死刑，唯处死日期不详。
方虎山，朝鲜咸镜北道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黑龙江密山县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朝鲜班留学。一九三九年方虎山回国，又进延安抗大东北干部班学习。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方虎山随武亭回朝鲜在新义州被苏联红军拦下后，回东北改任林彪部队下属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方虎山率队驻兵抚顺，先后合并了当地多支朝鲜义勇军队伍。十二月到通化。时通化有六千余名已投降的日军，据说在国民党特工运作下意图复叛。方虎山知道后先发制人进行镇压，除当场杀死和受伤的，余下三千多日军被押往通化城头。在零下三十多度严寒中，方虎山勒令这些日兵穿单衣跪在城墙上，命令士兵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将尸体抛在城下护城河中。关于此事发生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有许多疑点未解。但仅此杀俘行为已可见方虎山凶悍残忍程度之一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方虎山任林彪部第166师政委。一九四九年七月，第166师被毛泽东送去朝鲜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方虎山任少将师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方虎山率第6师入侵南韩，从开城一直打到釜山外围。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第6师奉命后撤，中途历尽艰辛才回到北朝鲜。方虎山获得英雄称号，不久晋升中将，任新设的人民军第五军军长。此后方率第五军参与了志愿军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在一九五一年联合国军夏季和秋季攻势中遭受重创。一九五五年四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方虎山与朴一禹等人一样，以“反党宗派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出党。接着，在一九五六年的“八月事件”中方虎山又受到牵连。一九五九年以后，方虎山的名字彻底消失在官方报道中，不知所终。
以上武亭、朴一禹、方虎山三人，从他们的经历看，他们都是中共资深党员，都是受中共命令回朝鲜的。这样的背景，被人看作是中共的代理人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的革命资历大多比金日成还老，威望还高，有的且凶悍无比。所有这些，都是金日成深为猜忌并令他感到有些畏惧的。因此，金日成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清除这些亲华派势力乃是势所必然。
事实上，对于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一心想建立金家王朝的金日成来说，任何阻挡他独裁之路的政治势力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有机会他都是要铲除的。所以被铲除的也不仅是延安派。几乎就在以武亭为首的延安派势力遭受第一波打击的同时，莫斯科派的干部也遭到了攻击。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金日成突然向莫斯科派领袖人物许嘉谊发难，指责许在其负责的组织工作上犯有错误。然后通过党代会撤销了许嘉谊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调任主管农业的副首相。
接着，金日成将斗争的矛头又指向南方派干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间，被金日成视为最大政治对手的朴宪永、李承烨等十三名南方派干部受到指控。先是金日成在五二年十二月的五中全会上指责以朴宪永为首的南方派要为朝鲜战争失利和未能统一全国负责。接着中央党报《劳动新闻》又说他们发动政变未遂，及替美国当间谍。十三人中除朴宪永被推迟起诉，其余李承烨等十二人经法庭审判，其中李承烨等十人被判处死刑，李源朝等两人被分别判处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一九五三年四月，金日成在清算南方派“李承烨叛国集团案”时，又将许嘉谊牵扯进去。结果许被迫自杀（一说金日成派人将其刺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李承烨等被处死后二年，朴宪永也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至此，四派政治力量除了金日成的游击队派一派独大，其余三派都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做了一个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大规模迫害无辜者罪行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引起的震荡是随后在整个国际共产阵营中都刮起了一阵“去斯大林化”的民主浪潮。在东欧，在这股浪潮冲击下就是发生了著名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老奸巨猾的毛泽东主动出击，先搞了个“帮助党整风”的“阳谋”，暂时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然后在一九五七年突然发动“反右派运动”，整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一说整了三百十七万多右派和一百四十三万多“中右”分子），把这股民主浪潮打了下去。在朝鲜劳动党内，当时残存的延安派干部和莫斯科派干部如朴昌玉等，在这股“春风”鼓动下也活跃起来。他们议论纷纷，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和他的一些政策失误。当时的金日成虽然掌权没有多少年，却俨然已是朝鲜的小斯大林了，个人崇拜之风刮得比中国还厉害，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金日成的纪念碑，到处是金日成的肖像，所有电影、歌曲、书籍中充斥歌颂金日成的言辞。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金日成前往苏联和东欧访问，到七月十九日才回来。于是在那段日子里，这些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就加紧活动，相互串联，准备发动政变。他们甚至联系了在平壤的中国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准备一旦政变成功，要将金日成流放到海外去。据“维基百科”“八月宗派事件”条的介绍，说这个政变计划还得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支持以及苏联领导的同意。但实际上，这个政变阴谋早已有人向金日成告了密。因此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做了周密部署，对中苏两党做了区别处理，重点是求得苏共的谅解。金日成通过苏联驻朝大使频频与莫斯科沟通。他一方面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批评”，同时向苏共解释党内的那些反对者其实是一批反党分子。当时，东欧已经出现动乱苗头（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兰最大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十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剥削人民的经济政策，要求减税和增加工资，遭政府武力镇压。事件中至少有七十四人死亡，受伤者超过一千。史称“波兹南事件”。此举引发波兰执政党统一工人党的分裂和向右转。然后又引发苏联领导集团武力干涉波兰党的“十月事件”）；而中共则向苏共公开表达了维护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认为斯大林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文章并标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苏共面对这样的形势，不想东亚再出动乱，因而改变态度决定支持金日成，但同时也警告金日成不得处分莫斯科派反对者。这样，金日成在消除了苏联的压力后，就集中力量打击亲华派。
八月三十日上午，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反对派在大会上公开站出来批评金日成，但立即遭到亲金日成势力的猛烈围攻。不到半天时间，反对势力就溃不成军。中午，商业部长尹公钦等一些延安派反对者见大势已去，就趁午餐时间逃离会场。尹公钦先去苏联大使馆寻求避难。但大使馆不肯开门。尹见势不妙立即转头回家，然后与另外三名反对派官员徐辉、李弼奎、金刚一起驾车向北逃亡。第二天他们乘渔船渡过鸭绿江到达中国安东，在亮明身份后被护送去了北京。
三十一日，金日成操纵全会通过决议，将亲华派的金枓奉、崔昌益、尹公钦和亲苏派的朴昌玉等以“反革命和反党分子”罪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朴昌玉在一九五八年被金日成处死。崔昌益据说死于一九六〇年，金斗奉死于一九六一年。在尹公钦等人逃到北京后，以后陆续有二十多人出逃中国。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八月宗派事件”，亲华派、亲苏派都遭到毁灭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