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裘锡圭教授
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裘锡圭日前因病辞世，因其意愿不搞任何形式的告别悼念活动，所以媒体动静不大。以前看到过一些有关裘锡圭教授的轶事，感到裘先生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真正在搞学问和有特性的学者，特此作一简述，以作悼念。
裘锡圭1935年6月出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 。1956年成为胡厚宣（56年在复旦评为二级教授后调中科院历史研究所，裘随导师一起去历史所）教授的研究生。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197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时为高教9级）, 1983年升任教授。
直到2005年前往复旦大学主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工作，成为复旦教授。
几则轶事：
2016年9月10日，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儒学院，在公布的人事安排公布中，裘锡圭在顾问之列。当日，裘发表声明，上海儒学院将其列入顾问名单并未经他同意。儒学院随即道歉。12日，裘刊出上海儒学院的道歉信，并附声明：“我对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之外以国学、儒学一类名义另立研究机构是不以为然的。2005年回复旦以后，看到母校尚未沾染这种风气，深以为幸，不想终究不能‘免俗’。所以我是不会支持这一类事情的。为了避免外界误以为我撤下10日的声明，就表示我愿意接受这方面的所谓顾问一类名义，故作此说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曾报道过裘锡圭治学有两大法宝：高桌子和冷板凳。冷板凳是虚的，但高桌子是真的。见下图：这是一个1米来高的特制书桌，坐时桌面几乎到他的脖子。因为裘有青光眼、近视眼、老花眼，所以给他看的稿子字号大号字，一页仅100来字。每次看稿，他就得把稿纸放在书桌上，低下头，几乎贴着纸面，细细校稿，逐字修改，一页得用20分钟。如此认真治学的现在罕见。
在和郭在贻通信中有这两段（《郭在贻文集》第四卷）：
1984年，裘锡圭正专注于《文字学概要》一书的最后修改。郭在贻来信中提到刘晓庆，他竟不知为何人，还去信问出何典故。后来裘自己亦觉得可笑。在1984年7月22日致郭的信中写道：“读上次来信时竟不知大名鼎鼎之刘晓庆为何人，故有是何出典之问，现在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做学问专注到这个程度，确实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1988年郭在贻在来信中谈及当时职称评定的情况，裘的回信有一段精彩论述：“职称评定情况，弟之所见自与兄同。然兄竟对此事如此认真，为之苦恼，则未免太“迂”。学术界为社会一部分，岂能独行其是。环顾周围，不应发财之人早已大发其财，不应升迁之人早已居于高位，则不应当教授之人为什么就不能当教授呢？居今之世，凡事不可认真，一认真就要出问题，小则生气，大则倒霉。好在还有容得我们认真的一小块园地在，就是学问。我们搞的学问对人对己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用处，不过搞搞这些虽然无用但也无害的东西，总比去干昧着良心发财的勾当好一些吧！我们百无一用的书生也只能以此自慰了。”
把这类事看得如此通透豁达，是真正的智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