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9）
中共对插手朝鲜早有布局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朝鲜族，主要居住在东北地区。朝鲜人移居中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但大量移居则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原因是一九一〇年日韩合并后，朝鲜人生存条件转趋恶劣，很多朝鲜人不甘受日本人统治，于是开始纷纷移居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计划将满洲开发成日本稳固的后方，除了组织“垦殖团”将日人直接移民到东北，还有计划地实行“日人种鲜，鲜人种满”政策，将朝鲜人移居到中国东北，腾出空位安置移民到朝鲜的日本人。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善玉老师《试论近代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一文，一九一〇年以前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约有二十六万人，到二战爆发前已达一百多万。而据沈志华《最后的天朝》说，到二次大战结束时东北和华北的朝鲜族人共有二百二十多万。这批朝鲜人大多痛恨日本人，不忘自己的故国，成立了许多政治组织从事反日复国活动。一九〇九年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九三二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都是这些反日朝鲜义士的杰作。由于当时朝鲜已经亡国，而这些人又都居住在中国，因此很自然地会与中国的抗日力量合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关注这批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族人，视他们为可以团结、乃至可以利用的对象。那时有不少朝鲜族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前面提到过的武亭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后来曾为金日成政权二把手的崔庸健，是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的；金日成则是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的。
当时，朝鲜族反日的派别包括朝共的派别很多。中共想团结这批人为我所用，就需要整合和改造这些组织。据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临时书记李实的回忆，一九二九年六月刘少奇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中共中央交代给他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解决朝鲜党的派别问题”，第二是帮助朝鲜“在满洲重新建党”。该年十一月，国际共产派两个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的朝鲜人韩斌和李春山为代表到上海，然后在中共中央代表苏文陪同下到哈尔滨，召集满洲省委干部和朝共各派代表开会。会议主题就是讨论朝共与中共的关系。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朝共各派代表经过多日讨论、协商后做出决定：承认朝共在满洲的活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满朝共原则上应该归入中国党；同意中共中央的提议，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朝共改组为中共指导下的独立组织。这个决定，实际是承认了在满朝共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分支。所以哈尔滨的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共有计划地改造朝共成功走出的第一步。从此，原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朝共各组织，开始统统被中共收拢来归于它的领导。
那个时期，由于大量朝鲜人移居东北，又有大量朝鲜族人加入中共，东北的中共队伍迅速扩大。据有关资料，一九二九年时满洲省委所属组织党员人数还只有二百五十四人，到一九三〇年便猛增至八百九十三人，一九三一年又发展到二千一百三十二人。在这些党员中，朝鲜族人几乎占了一半。特别在东满地区，一千二百名党员中有一千一百人是朝鲜族。又据统计，在这全满一千多朝鲜族党员中，有七十多人已成为中共满洲省、市、地、县级的重要干部。可见，在东北地区，朝鲜族人已成了中共队伍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共除了有意识地在朝鲜族中发展党员，又在朝鲜族中扩军。“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当时民众中强烈的反日气氛，先后派出党、团员和骨干力量二百余人到各地推动义勇军的组建工作。从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四年春，在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各地，先后建立起了十八支中共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抗日游击武装，其中相当部分成员是朝鲜族人。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锻炼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干部。
不过，这批已经加入了中共或中共领导下武装部队的朝鲜族人，在思想观念上还不是完全中国化的。有不少人内心仍认为自己是朝鲜人，是为朝鲜复国而加入中共的。而当时的中共，也只有打着“帮助朝鲜复国”的旗号，才能广泛地吸引这些人。因此，在“团结”朝鲜族人这个问题上，中共始终没有放弃“朝鲜独立”这面旗帜。可是，帮助朝鲜人复国终究不是中共的真正目的，这就需要对这些人进行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让他们与中共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此，中共也是颇化了一番心思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老中共党员武亭为会长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号召中韩团结抗日，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并表示中共和八路军将尽力支持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然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开始扩大组织，陆续成立了陕甘宁支会、 晋察冀支会、山东分会，使华北朝鲜青年会成为在华朝鲜族人最大的政治组织。
与此同时，中共又动员各地的朝鲜族抗日义勇军加入八路军，将这些分散的朝鲜族人武装部队抓到中共手中。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将已加入中共队伍的朝鲜义勇队集中改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由朴孝三任支队长，金学武任政治指导员，李益星任副支队长，下辖三个队及留守队，其成员则集体加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朝鲜劳动党党内“延安派”的骨干，如崔昌益（留守队）、金刚（第二队）、金昌满（日战区工作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将联合会改名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选举金枓奉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文正一为秘书处长；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名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由武亭任司令员，朴一禹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沈志华说，至此，这支队伍已经完全脱离朝鲜民族革命党，成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朝鲜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一九四四年二月，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总部从晋察冀边区迁到延安，归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直接领导。
从上述改造朝鲜族政党和军队的过程看，中共至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已开始这种改造工作了，到一九四四年则已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至此，这批朝鲜族人已完全成为中共指挥下的队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朝鲜独立同盟”虽然属于中共领导，但名义上仍以民族革命政治团体的身份开展活动。尤其这个同盟的委员长金枓奉组织上还不是共产党员。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迷惑更多的朝鲜族人。因为朝鲜虽已亡国，但毕竟它曾是一个有至少二千多年历史的国家，朝鲜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中共虽有控制朝鲜的野心，在当时情况下让这个组织打着“朝鲜独立同盟”的旗号活动，比打着中共的旗号活动对中共更为有利。这是中共统战术的运用。中共在夺得政权后曾总结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中共在这些朝鲜族人身上，是将“三大法宝”都用上去了。
当时，中共除了操纵朝鲜独立同盟，还在全国各地挑选优秀朝鲜族人到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太行山东北干部训练班接受培训。到一九四〇年，各学校毕业的朝鲜青年就已有四十多人。中共这么苦心孤诣地经营、培训朝鲜族人，究竟真是为了帮助朝鲜人复国，还是想将这些人作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将来派到朝鲜去成为中共的代理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八月六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数达十万人瞬间灰飞烟灭的消息传到天皇耳中令他感到震惊。八月九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更是对日本顽抗派的沉重打击，加快了日本投降的步伐。而毛泽东得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在八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内以八路军总部朱德名义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出动，去抢占城市、交通要道等战略有利位置和接受日军投降。其第六号命令是专为朝鲜义勇队发的。命令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现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东北的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的任务。”细观这个命令，解放朝鲜的任务居然要由中共八路军总部下达，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些朝鲜义勇队究竟是独立的、朝鲜人的军队，还是中共麾下的军队，至此应不言自明了。中共派这支部队去朝鲜，究竟是为朝鲜而战还是为中共而战，也应该很清楚了。
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武亭等所率领的朝鲜族武装部队真的能“配合苏军”去到朝鲜并解放了朝鲜，按照《开罗宣言》精神，日本投降后“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那么在成立朝鲜新政权时，除了朝鲜国内的各抗日政治团体和游击队应有代表参与，协助苏军“解放”了朝鲜的武亭等中共培植的政治军事势力，势必也应在新政权中分到一杯羹。而以武亭等在政治上的成熟度和军事上的力量考量，他们在朝鲜新政权中分得的“一杯羹”的分量恐怕还不会太小。而这，恐怕就是这么多年来中共处心积虑经营朝鲜族人希望达到的目的，也是毛泽东在发布第六号命令时心中所想的。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如意算盘被斯大林狠狠砸了一下，由此平添了许多曲折。十月十二日，驻朝鲜苏军司令部公布了一道命令：解散北朝鲜境内现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只允许各道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当时，有很多支朝鲜义勇军队伍正日夜兼程从中国在向朝鲜进发。就在十二日那天，一支由韩青率领的先遣纵队到达新义州。但是，他们被苏联占领军拦住了。苏军以执行《波茨坦公告》为名解除他们武装，并不准他们进入朝鲜。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和协商，最后苏军虽然同意发还武器，但仍不准他们进入朝鲜，要他们回中国去。此后，一支由金浩和金刚率领的六百多人的队伍用偷渡方式渡过了鸭绿江，被苏军发现后也被缴械并赶回中国。
十一月初，武亭率三千多朝鲜义勇军与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批干部到达沈阳。在得知苏联不准武装部队进入朝鲜的消息后，武亭将部队暂时驻扎在沈阳郊区等候中央新的指示。数日后，武亭按中共东北局指示，将这批去不了朝鲜的义勇军改编成四个支队（原计划成立七个支队），分别前往东满、南满和北满开展扩军和消灭当地残存敌人的斗争。武亭自己则经过与苏联占领军交涉后得到苏军同意，在十一月十三日与朝鲜独立同盟主要干部金枓奉、崔昌益（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等共七十余人，不带武器，以个人身份返回朝鲜。
武亭是怎样与苏军交涉的？苏军为什么会允许武亭等人回国？这里面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但我以为这与他们都是朝鲜知名的政治人物有关。如武亭就在不久前的十月，在朝鲜的选举中已缺席当选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二书记，和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副委员长。金枓奉更是老资格的朝鲜政治活动家，一九二一年加入高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创建朝鲜民族同盟，一九四二年被推举为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崔昌益一九四二年参与组建朝鲜独立同盟，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战后朝鲜独立建国，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一旦认真交涉，苏联很难拒绝这些人回国。至于其他当时未能回国的中共朝鲜族重要干部，如时任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等人，他们后来也陆续找机会回到朝鲜。尤其朴一禹，据说他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国时一下子带去了二千个义勇军骨干。祇是我不清楚这么多人他是怎样带回去的。
按理，苏共、中共都是共产党，是“一家人”，苏联占领军不应拒绝中共派来的人进入朝鲜，何况这些都是朝鲜族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的。那么为什么苏联占领军要拒绝这些人回朝鲜呢？所谓执行《波茨坦公告》当然只是门面上的理由。据我推测，关键是斯大林对朝鲜的想法起了变化。二战后朝鲜独立建国的原则，是美、英、中三国首脑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发布的《开罗宣言》中确定的。当时苏联还在进行艰苦的卫国战争，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对这个宣言也没有提出异议。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近郊波茨坦开会讨论敦促日本投降问题，二十六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所提条款必须实施，另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在上述条件达到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这个《波茨坦公告》对战后朝鲜独立建国立场与《开罗宣言》一样，并没有任何变动。但是，在波茨坦会议前的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还举行过一次会议。在这次没有中国参加的会议上，三国首脑签署了一个《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当时正是美国对日作战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有鉴于之前美军在日军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的经验，罗斯福总统力邀苏联红军参战，以减轻美军的作战负担。而斯大林提出的参战条件，除了要收回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夺去的库页岛等岛屿，主要是要保持或恢复苏俄过去在中国的利益，如外蒙古的独立地位维持不变，苏联对中国大连、旅顺港的使用权，以及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有关利益必须得到保证等。斯大林的这些涉及第三国利益的不当要求，按理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无权处理，可是，他不与中国商量竟就擅自答应了。罗斯福的这种行为，不仅表明了他有求于苏联，也暴露了他的自私和无耻，因此也壮了斯大林的胆：既然你可以为了美国的利益这样无耻，我也可以为了苏联的利益无耻一下。因此到了北朝鲜真的被苏军占领后——或许还在出兵前——他就定下了要推翻《开罗宣言》原则的主意，要将北朝鲜长久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让它与外蒙古一样成为苏联在东亚的附属国了。这一点，从苏军进入朝鲜打到三八线，然后迅速在三八线设置防御工事，关闭南北韩通道，把北朝鲜变成苏联管辖的“独立王国”这一点就可看出端倪。如前所述，苏联将外蒙古控制在自己手里，除了可以获得蒙古丰富的肉、奶、皮毛及各种矿产，对苏联的民生大有裨益，国防安全上也可作为苏中之间的缓冲国。而控制了北朝鲜，苏联同样可以获得不少好处。
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么在这种考量下，斯大林势必要培植忠于苏联的人作为管理北朝鲜的代理人。当时，这个有幸成为苏联代理人人选的“花球”落在了年轻的金日成头上。金日成一九一二年四月出身在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九二五年随父逃亡到中国，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六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一九四〇年在日军围剿下金日成随军撤退到苏联。一九四二年东北抗日联军被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金日成任第一营营长。一九四五年九月，金日成随苏军回到朝鲜，十月任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一九四六年二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金日成被推选为委员长。以金日成这样的资历，与武亭、金枓奉那些老革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斯大林既然选中了金日成作为苏联的代理人，自然要扶持他，既不容其他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威胁到金日成的地位，也不容他国插手朝鲜事务，妨碍苏联对朝鲜控制。就当时北朝鲜的情况言，除了被美军占领的南韩对北朝鲜是个威胁，只有中国既有这样的野心也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斯大林要防的其他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干扰北朝鲜，其实主要防的就是中共及其培植的朝鲜义勇军。于是这才有了苏军拒绝从中国来的朝鲜义勇军进入朝鲜这一幕。
我曾见到有人将武亭等率领的朝鲜义勇军不能进入朝鲜的原因，解释为他们到达沈阳时日本就已经投降，因而失去了与苏军一起解放朝鲜的机会。对这种想当然的解释我并不认同。我觉得配合苏军解放朝鲜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因为包括解放朝鲜的对日作战，主导者是美国，苏军仅是美国邀请参战的友军，当时三八线也只是划分美军和苏军作战区域的临时分界线，所以中共派出军队到朝鲜来，尽管打着朝鲜义勇军的旗帜，是否能得到美国和苏联同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何况斯大林对朝鲜战后的安排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如果斯大林真的想让朝鲜战后自由、独立建国，那么武亭、金枓奉等作为朝鲜人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而且他们也是共产党，即使晚了些时日，苏军也不应阻拦他们进入朝鲜。所以，这件事的关键绝对不是因为武亭他们到得晚了，而是斯大林根本就不容许他们来插手朝鲜问题，干扰他对北朝鲜战后的安排。其所反映的实质，是中苏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一场前哨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