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虽有贵贱之分，却从未像印度那样，设有明文规定、不可逾越的种姓制度，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却被人为地制造了两套隐性的“种姓制度” 。
其一，是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成分，这是一种父子相承的“政治种姓” （官称“政治成分”）。所谓贫农、下中农、富农、地主、反革命、右派之类——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世袭在每个人的身上，父罪子承，几无逃脱之径。吾乡富农地主成分找不到对象， 不得已两家或者三家互为“换亲”，换亲的“亲家们”也都是同一种被人视为下贱的“政治成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前途，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以后也很难因自身努力所改变。这种“政治种姓”，打击了社会最有潜力、最富创造力的人群。
其次便是户口制度，毛以严格的城乡屏蔽政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种姓”（比朱元璋时代规模更大），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民成为在各方面都低于城市人口的世袭阶层。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如同天堑，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受限，更在人身自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长期受歧视。一个农村孩子，即使再聪明，再勤奋，也难以跨越这座种姓的高墙（尤其是在取消高考之后），所以那时候农村人最渴望的就是当兵，因为当兵提干成了那时候几乎唯一跨越阶层的途径。
笔者这一代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些种姓制度的受害者，极少有幸免。 比如，即使算是高一等的城市“知识青年”也要因为“上山下乡”而变身农民，而亲身体验到“经济种姓”制度的不平等。
所以，尽管中国人民的刻苦耐劳，在毛时代表现得更突出， 比如在根治海河、修水库等各种大规模社会工程中， 中国百姓被像牛马一样役使， （当时农民有口头禅“插上个尾巴就是条牛”毫不夸张） ，—— 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些方面还不如猫狗，因为猫狗尚有自由，而国人则从言论到肉体被禁锢得几乎毫无自由空间， 比如乡下人进个城都要开证明， 比如有时候为了过“革命年”“革命节”，年节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如此之类举不胜举。
但尽管如此辛勤， 由于毛制造的这些人为的种姓制度， 中国人的智慧无从得到发挥， 所以虽整天累死累活， 结果却往往做得都是无用功。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军团作战样出工之类，如果不是出现如此空前绝后规模的劳民伤财， 1959-1961那三年的年景就绝不至于那样大规模地饿死人。
毛创造的这些种姓制度，引发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性倒退。其最恶劣的社会效果，便是打击了最有创造力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 ——敢于独立思考、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从“反右运动”到“文革批斗”，无数栋梁之才被羞辱、迫害、甚至消灭。若想苟且偷生， 就需屈心附世，阿谀奉承。
大家总是责备钱学森不该写出“太阳能利用的好，亩产万斤绝无问题”的“科普文章”， 却看不到钱学森这样做心理上正经受着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磨难，作为从美国回来的人，他 不抱定领袖的大腿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何文革来时， 他会因为所在单位被造反派夺权而吓得几乎晕倒。
（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曾有纪实文学披露， 受毛泽东赞扬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北京有一批红卫兵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 他们在事先请示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并得到准许后，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晚上１０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见《 文革中的钱学森》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763828.html）
毛时代的种姓制度，使得诚实、才华、创造力变成了危险的罪状，而阿谀、愚昧、盲从则成了求生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和社会道德从那时候才开始全方位地走向了堕落！
——最可怕的专制，不是让人痛苦，而是让人堕落！
毛创造的种姓制度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伤害是有目共睹的。 未来历史学家眼中毛泽东的最大污点，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革大惨剧应该还得往后排，居其首位的应该是人为的“种姓”制度。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逆转了毛泽东的种姓弊政，部分释放了中国城乡的巨大生产力，对几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毛推行的种姓制度已经浸淫中国25年之久， 已经形成了无孔不入浃骨沦髓的社会文化， 所以，凡是独裁倾向的政客，至今仍能轻易动用这种文化基因，玩弄民众，借尸还魂。
视频：整肃粟裕，邓小平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彭德怀秘书的将死之言看彭的侧影//毛定性粟裕为“军中坏人”（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之谜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