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8）
第四，毛泽东希望通过“抗美援朝”战争，重新控制朝鲜，完成再造“天朝大国”的美梦。这个目的，我认为是毛泽东坚决出兵朝鲜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
为说明这一点我要先说一个人。此人名叫张奚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曾任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参加一九四九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他批评毛泽东，给了毛十六个字的评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这个评介当年流传很广，不仅因为他直接抨击当今“皇上”，还因为“好大喜功”四个字在第二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证明了张奚若观人的精准。而把握了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并用它来考察毛泽东所以要发动“抗美援朝”的缘由，我认为不仅同样适用，而且同样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说服政治局成员出兵朝鲜和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都说到过不出兵对“东方”不利这样的话。而这个“东方”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既是指亚洲的东部，更是指我们俗称的东亚和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蒙古、朝鲜半岛上的南北韩、日本、中南半岛诸国和菲律宾、印尼等国以及台湾。苏联虽然有大片国土也在亚洲，但习惯上将它归于欧洲国家。毛泽东重视“东方”，表面上是为了整个共产阵营的利益，但实质主要是为了中国或中共的利益。因为在这个“东方”，历史上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自居，其他国家不是曾属于中国，就是中国的属国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如外蒙古原来是中国“大清朝”的一部分，是不久前才在苏联的操纵下“独立”出去的。朝鲜和越南历史上也都曾是中国的属国，只是现在统统丢失了。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是有一种“东亚的事，以我为主”的潜意识。毛泽东作为中国新皇朝的开国之主，一个敢讥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人，当然会自视不凡，雄心万丈，虽然目前政权初创，力量有限，开疆拓土一时还做不到，但以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至少也要在守住祖宗江山上做出一点成绩来，否则颜面何在？又怎能符合他自诩的、中国几千年来最“风流人物”的身份？而事实上，对于这些曾经属于中国的土地、子民，特别是朝鲜，毛泽东确实也是早就生心，早就有所打算的。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初次访苏时，斯大林曾与他做过一个分工，说要将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交给他领导。斯大林说苏共除了要统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还要重点领导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精力有限，因此要中共对亚洲事务多担一些责任。这是否仅是斯大林的客气话，口头说说而已，我无法证实。但这对毛泽东来说无异是“皇上口谕”，是斯大林已经承认“东方”这些国家属于中共势力范围与中共达成的约定。所以对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苏这两个共产大国的头头通过这次会面，已经私下划分了各自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多少年来中共总是控诉以前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现在斯大林与毛泽东所做的其实与过去这些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那么斯大林是否真的要将东亚各国共产党交给毛泽东去统领呢？事情绝对没有这样简单。以我的看法，斯、毛初次见面，斯大林面对崛起的新中国，面对毛泽东这位几乎靠自己力量打下江山的新强人，知道苏联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两强相遇，成不了朋友就是敌人。所以权衡利弊，斯大林知道除了要给毛泽东面子，也要给一点实利，才能安抚好对方。而将“东方”交给中共打理，就是给中共的实利。但是，涉及苏联重大利益的部分，斯大林也不会轻易出让。因此尽管表面上斯大林说让毛泽东主管东亚，但东亚是个笼统的概念，在对待各个具体的国家、地区，涉及实际利益时，他的做法又是一套。因此，毛泽东在对“东亚”各国实际归属问题上与斯大林就展开过一系列的试探和斗争。
这里先说中苏在外蒙古问题上的交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乘飞机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商讨毛泽东访苏及建立新中国等问题。在二月四日的会谈中，毛泽东突然向米高扬提出了外蒙问题。毛说当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外蒙古便可回到中国与内蒙古合并。对此米高扬当即反驳道：外蒙古早已独立，而且已得到中国政府（指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承认。即使有朝一日外蒙与内蒙合并，也只能是一个独立的蒙古。会后，米高扬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共在外蒙问题上的动向。接着，在六日的会谈中米高扬以转达斯大林意见的方式警告毛泽东：如果外蒙、内蒙合并，“其结果是中国将失去大片领土”。因为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也曾向斯大林表达过要把内蒙和兴安岭地区并入蒙古共和国的想法，斯大林没有答应。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斯大林还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会损失更大。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毛泽东见到苏联的态度强硬，估计他当时也考虑过外蒙回归的实际可能性不大，而中共现在也无力量为外蒙而与苏联撕破脸对抗，再虑及维护两国友谊对新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此后毛泽东就不再提外蒙的事情。
斯大林不愿放弃外蒙是因为苏联在外蒙有重大利益。二百多年来，俄国为取得外蒙花了不少心血，现在已经吞进嘴的肥肉当然不肯再吐出。外蒙除了经济上可以成为供应苏联肉类、皮毛和奶制品的基地，在军事上也极具价值。它可以成为监视中国的前哨阵地和攻击中国的战略要地。虽然现在大家都是共产国家了，但从地缘政治考虑，两强为邻，彼此都有不安全感。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反目成仇后，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其中对中共威胁最大的就是中蒙边境的苏军，而非新疆和黑龙江、乌苏里江对岸的苏军。记得一九六九年十月形势最紧张时，中共害怕苏联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紧急疏散北京的高官。毛泽东第一个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当时中共传达到群众的文件说：若“苏修”发动进攻，苏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中蒙边境数小时便可到达北京城下。由此可见外蒙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反之，若外蒙回归中国，中苏边界北移，一旦中苏关系恶化，处在苏蒙边境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就要受到威胁；如果被切断，东部半个西伯利亚地区就有落入中国之手的危险。在历史上，苏联西伯利亚大片国土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掠夺自中国。既然毛泽东现在可对外蒙提出要求，那下一步会不会对西伯利亚也提出要求呢？这个问题对于继承沙皇扩张政策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提高警惕，防微杜渐。
相比毛泽东对外蒙的索讨碰壁， 对越南的渗透可算相当顺利。越南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越南独立建国，与中国关系仍然密切，属于中国的藩国。这种状况到十九世纪末，越南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属印度支那一部分后，中越关系才变得稍为疏远。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越南仍未完全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越南劳动党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派两位特使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北京，请求中共对越南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反法斗争。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介入越南事务的大好机会，因此几乎从即日起中共就启动了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援越工作。当时这个工作中共中央由刘少奇负责。十二月十二日，刘少奇就致电正在南方作战的林彪，要他派人与越南联系，向越南提供武器弹药和医药方面的支援。一九五〇年一月，中越双方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刘少奇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联络代表常驻越南。这种情况斯大林当然不会不知道。可是越南离苏联太远，一时也看不到对苏联有何重大利益关系，花大力气援越不值得，于是斯大林就顺水做了个人情。一九五〇年二月，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当时毛泽东正在访苏）明确表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务以中国为主”。为此还特地把胡志明召到莫斯科当面做了交代，显得斯大林在这件事上十分真诚。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中共为援越先后建立了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由时任云南省主席、云南军区司令陈赓统一领导。进入一九五一年后，中共在广西、云南等地开办学校，专门为越南训练军事、财政、银行、后勤管理干部和学校教师。一九五四年越南政府在中共协助下发动奠边府战役，将法军击败，从而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在这次战役中，中共除了支援武器弹药和各种战争物资，中共派出的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在军事指挥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以致有人说奠边府战役是中国人指挥打胜的。后来在北越对南越发动的解放战争中，中共对越共的支援更是不遗余力，说辽阔的中国就是越南的大后方，不仅出兵帮助北越与美国作战，财政物资上的支援更是不计其数，有说前后高达二百多亿人民币的。从毛泽东对越南的态度，可看出他对控制越南真是志在必得，不计代价。当是时也，在中共想来，中越“同志加兄弟”，友谊将“万古长青”。那里知道越南全国统一不久，彼此就因柬埔寨“红色高棉”问题反目。中共为支持“红色高棉”，与越南打了一场所谓的“自卫反击战”，腾笑国际。至今，双方还是面和心不和。
与越南一样，朝鲜在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由于朝鲜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中国中原腹地，与中国的关系历来比越南更亲密，因而在毛泽东心中很自然地认为朝鲜也应属于他管辖。但他欲插手朝鲜事务并进而想控制朝鲜，遇到的真正阻力其实不是美国，而是苏联。二次大战后北朝鲜被苏军占领，然后又在苏联扶持下成立了金日成政权。当时毛泽东曾想趁日本投降之机，派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以协助苏军解放朝鲜名义进入朝鲜，然后在重建朝鲜新政权中分一杯羹，再逐步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但这个图谋因苏军不准中共的朝鲜族军队进入朝鲜而遭到重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日成没有“统一”朝鲜半岛的野心，而是甘于在苏联的卵翼下安分守己地当他的北朝鲜王，那么北朝鲜铁定会成为苏联的附庸国，中共也很难再有染指朝鲜。好在金日成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要统一全朝鲜。这就又一次给毛泽东提供了插手朝鲜的机会。于是接着发生了毛泽东慷慨地送三个全副武装的朝鲜族师给金日成发动战争，以及战争爆发后又力排众议坚决出动志愿军到朝鲜去作战等一系列事情。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都是插手朝鲜并进而控制朝鲜难得的机会。
总之言之，毛泽东为了达到控制朝鲜半岛的目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力量的。除了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与斯大林明争暗斗，他对这个问题也可说是早有部署。中共在抗战时期就有意识地培养朝鲜族的党员，组织朝鲜族的军队，其实就是想有朝一日利用这些部队去“解放”朝鲜并控制朝鲜。而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就想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目的之一也是想把朝鲜共产党纳入中共的领导。这两件事，虽然都因苏联的阻扰而没有成功，但都暴露出了中共的企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