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1959 年7 月2 日至8 月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十八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
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
完成1959 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
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
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
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
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
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
向。
彭德怀的一封信
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
深感忧虑，7 月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
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1958
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
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
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
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
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
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
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
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
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
的组织原则。
7 月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在政治局常
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小组讨论中，有些人说这封信
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上否定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
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不赞成信中的有些说法（如“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
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
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
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
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
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
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
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376
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
追求。他认为1958 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
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
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 年5 月提出钢
指标降为1300 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①。庐山会议只
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
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
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
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
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
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
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黄、张、周
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
议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包括机关工作人
员、党校学员、解放军指战员、党外人士和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代表人物）对
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其中也有否定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的意见。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意见当作对党的攻击，并且把它们同
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
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于是得出
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
断下，他决心发起反击。7 月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
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
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
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7 月26 日，他又在一位党的工
作人员向中央反映意见、批评去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信上写了一
段批语，认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
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
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对1958 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
泽东在全党长期享有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人
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的主题由纠
“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 月2 日至16 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或小会上
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
史上的是非，“新帐老帐一起算”。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
“野心家”，给批判定下最高调子。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
“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等等，都提了出来。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
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
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
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实质上否
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
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
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
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
误”。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
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决议正式肯定
“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
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威信的考虑，彭德怀等承
认和检讨了“错误”。毛泽东对此表示欢迎。
“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
在7 月23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
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党中央提出来。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
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 月
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
识分子。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据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
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
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这个论断，把庐山会议上党
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
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锗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
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
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
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
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
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
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
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比如，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
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把这种正确认识当作“谬论”
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对经
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
好”。 1959 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
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
中心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庐山会议确定1959
年钢指标调低为1200 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
年底完成1387 万吨。 1960 年要求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
定为1840 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
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促进这种过渡，用
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
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
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
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
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首
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 年到1960 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
％、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
24.2％。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设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
成可靠的生产能力。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 年
到1960 年，重工业增长2.3 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再次是工业内部各
部门比例 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
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
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
字和市场紧张。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
积极性，加上从1959 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
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 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 亿斤，比1958 年实际产量
4000 亿斤减少600 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 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
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 年产量5000 亿斤增加8％。由
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 亿斤，达到1348 亿斤，超过
实际产量的1/3。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 亿斤，比1959 年又减少
530 亿斤，跌落到1951 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 年水平，油料跌落到
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
难。1960 年同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
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
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
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
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
1960 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
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