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一下王洪文 （转） 有人说上海人不搞政治，从这篇文章看上海人照样搞政治

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

崔家的新女婿

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在20世纪50年代，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22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8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尽头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作“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194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1]。他生于1910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20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1958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1955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

1956年9月，经过在南京集训之后，21岁的王洪文转业了。

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转业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当时，凭着转业军人、党员的身份，安排个工作不是件难事。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2]。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194号那10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64元，崔根梯每月收入24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王洪文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她便是王洪文的母亲。

王洪文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市郊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长大的。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盛[3]，母亲姓杨，称“王杨氏”。王国盛一辈子务农，耳朵有点聋，家境艰难。

那时农村，崇尚多子多孙。子孙多，家中的劳动力就多。王杨氏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洪文是她的长子。按照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王家骤添四个儿子，使王国盛异常欣喜。

儿子属“洪”字辈。王国盛给用“文武双全”为四个儿子命名：长子王洪文，次子王洪武，三子王洪双，四子王洪全。王洪文的妹妹叫王桂兰。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当王洪文来到人世，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王洪文出生的前一年──1934年3月，溥仪在长春“登基”，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为“康德”。所以，王洪文出生于“康德二年”。

王洪文的童年，是在日军铁蹄下度过的。

王家本来就清寒，加上子女又多，日子过得拮据。长子王洪文七岁，本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却不得不到姨父家放猪。

表兄放学归来，在家中做功课，王洪文在旁边看了几眼，便遭讥笑：“你看得懂？还是放猪去吧！”

到了1945年，王洪文十岁，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长春街头，出现了苏联红军。

然而，紧接着，战火又在东北燃烧。国共两党在东北展开了大决战──著名的辽沈战役。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长期围困长春。经过激烈的战斗，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长春震动。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二万六千余人起义。19日，长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四万七千多官兵投降。这一天，东北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春。

在饱受长年战乱之后，王洪文一家总算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父亲王国盛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王洪文在家务农。空闲时候，喜欢钓鱼，给全家增添点鲜活的菜肴。

1951年4月，听说解放军在长春招兵，王洪文前去报名。父亲王国盛最初不同意王洪文参军，因为他已经染上肺病，身体虚弱，而王洪文是长子，已经16岁，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但是，王洪文坚决要求参军，父亲也就只好尊重儿子的意愿，同意他参军。

王洪文参军后，在部队当上了通信兵。

王洪文参军前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王洪文参军之后便随部队前往朝鲜作战。

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相当艰苦，对于王洪文来说，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王洪文在战场上的表现大体上是可以的。

不过，王洪文也显露出一些缺点。比如，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散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当场跟协理员吵开了。

王洪文在朝鲜作战三年，爬冰卧雪，冲锋陷阵，毕竟坚持下来了。

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出身贫苦农民之家，从1951年4月到1956年9月又经过五年半部队生活的锻炼，而且又是中共党员，这成为王洪文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就在王洪文有了点“出息”的时候，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王国盛，却在王洪文参军后的第三年，受肺病的折磨，在长春去世。王洪文曾赶回长春，伤感地大哭了一场。

虽说转业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10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文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

那是在1960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共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1960年10月5日，王洪文无奈地踏上驶往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滩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1964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转业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4]。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

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棉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声名狼藉，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组长余凤珍[5]。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6月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6月11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虽说王洪文“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王洪文，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琢磨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1966年6月1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而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10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11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6月16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6]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卿卿我我也被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清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坐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8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6月19日晚9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9时45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1966年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6月30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像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7月7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7月7日至7月19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7525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7]，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1958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6月8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19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1966年8月9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8月8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8]。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1936年，18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200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1977年4月12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1958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1965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1973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