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4）
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是为了国际主义？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毛泽东当年堵住政治局诸公反对出兵之口，决策“抗美援朝”最主要的理由。而说起“国际主义”，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人对此都不陌生。但是，这个“国际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各国共产党是不是真的都实行“国际主义”？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是不是真的出于“国际主义”？对此很多人恐怕都不甚了了，只是听了片面的宣传就认定“国际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因而毛泽东为了“国际主义”出兵朝鲜，即使自己国家受到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人的生命，也是无可厚非，反显其高尚、伟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多说几句，尽量把这个问题剖析清楚。
首先，我们要明白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共产党提出这个主义目的为了什么？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用词，带有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因为在非共产国家之间，虽也有相互帮助，相互支援的情事，但他们是不用“国际主义”这个词，而是称为“国际合作”或“国际援助”的。“国际主义”产生的源头，盖起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在结尾发出这样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要“联合”，于是便产生了“国际主义”。关于“国际主义”一词的词义，我翻过几种词典，内容大同小异，其中解释比较简洁、精当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其释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它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简言之，是各国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出于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国际合作的策略。然而坦白地说，“国际主义”的设想虽好，但它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厢情愿。犹如我们中国人对于“大同世界”的向往，尽管千百年来一直有人为此而努力，但事实上从未实现过一样，在共产世界中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国际主义。即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也不是真的为了国际主义，而是另有目的的。
为什么我说真正的国际主义是没有的呢？其理由且听我一一为你道来。
从“国际主义”词义的解释看，很明显它有两大要素：一是外交。因为它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属于外交范畴的问题。二是道义。因为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敌人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互相作牺牲自己利益的援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以这就又涉及到一个有关道德的问题。下面，我就从 “国际主义”的这两大要素着手，分析看看“国际主义”在现实中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如前所言，“国际主义”既然属于外交范畴，自然也要遵循外交的基本准则。那末，外交的基本准则，或着说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据“维基百科”“外交”条的解释：“外交的目的，在促进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受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安全为第一要务。”“百度百科”“外交”条的解释是：“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由此看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外交的最高宗旨，这应是没有疑问的。而国际主义既然属于外交的一个方面，它自然也不能背离这个宗旨。所以，不能在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国际主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这是从外交的宗旨来分析国际主义的局限性。再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倡无产阶级联合的目的来分析这个国际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呢？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一个月，他们还一起写过一篇《论波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无产者需要联合的原因。文章说：“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换言之，马克斯和恩格斯所以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联合，是为了集合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力量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作斗争，以求得斗争的胜利。然而，无产者之所以要同资产者斗争，目的无非是为了改善自身的不良处境和所谓“最后的解放”；一句话，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所以，无产者之斗争、之联合，在褪去了 “革命” 这件“神圣”的外衣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利益”两字。没有利益，不能对自身带来利益，无论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都是联合不起来的。
在联合斗争中，为了求取更大的胜利、更大的利益，有时需要联合的某一方暂时多作出一些牺牲，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但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某国的无产阶级之所以愿意先付出暂时的牺牲，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目的仍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将来更大的利益。当然，先付出牺牲的一方将来是否一定能收回更大的利益，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好比去股市炒股，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是去布施；但看走眼的时候也是有的。而投资“国际主义”，其风险并不比股市小，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是经常会变化的。即使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的国家，当合作双方的利害发生了变化，不再有共同的利益，或对一方利益较大对另一方利益较小时，合作关系很可能会随之动摇、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某方先付出的牺牲代价就有可能不能全数收回，甚至血本无归也有可能。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前的联合和“国际主义”也会随之瓦解、消失。所以，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就曾十分坦率地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话虽说得刻薄，却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直接揭示了外交，包括国际主义的真谛。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吞并不已。各国为求自保或为战胜他国，纷纷结盟，使臣不绝于道路，或合纵、或连横，令人眼花缭乱。但到后来所有盟约无不瓦解，最后由秦统一了七国。究其原因，就是所有结盟的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而再好的盟约也禁不住实际利益的引诱。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我国的春秋战国史就可明白。虽然，共产党人对于他们从事的“革命”吹得无比高尚、伟大、“史无前例”，其实也都是自欺欺人的纸上画饼，似真实假的海事蜃楼；对于他们提出的国际主义，亦应作如是观。曾经的中苏友谊、中朝友谊、中越友谊、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如今安在哉！当初关系没有恶化时都吹得花好稻好、纯洁无私，什么“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呀，什么“同志加兄弟”呀，什么“中阿两国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呀，转瞬之间就反目成仇。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实以后，难道我们还看不透这所谓的“国际主义”的虚妄？
或许有人会这样反诘：人立于世上，人与人之间有友谊发生，人类社会也有道义存在，难道国与国之间就没有友谊、道义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请问他有什么利益上的计算？对此，有一句话或许能帮我们解除困惑。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内有一句引自西哲的名言，说是“个人有道德，而国际无道德”。梁还说：“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我以为：这“个人有道德，国际无道德”，说得实在好，它将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区分了开来。作为个人，的确可以因为个人的信念、情操而甘愿作出无偿的牺牲，如《古今小说》中“羊角哀舍命全交”故事说的那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一个团体，它是不可能没有利益算计而完全无偿地做牺牲的。至于有些事被人认为纯粹出于国际主义，出于道义，那不过是当事人的手段狡猾，宣传骗术高明而已。例如当年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中共一直对人民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说“抗美援朝”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但到了中苏反目时，中共自己就把这些所谓 “无私” 的真相都抖落了出来，说中国从苏联得来的武器装备都是要花钱买的，苏联支援中国建设的工厂，有好多都是旧的机器刷了层油漆冒充新的运来的。那么毛泽东的“抗美援朝”如何呢？好像是无私的，但朝鲜并不领情，说毛泽东是借朝鲜的土地打他的仗。后来援越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事实其实都说明了一点：毛的“援朝”、“援越”背后也是有利益计算的，只是中共不告诉你而已。
以上是从外交角度分析“国际主义”。下面再从道德层面分析这个“国际主义”。“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发生，应是由人道主义以及由传统道德、诸如中国的“仁”、“义”等观念发展而成，其核心精神是“博爱”。因为唯有“博爱”，才能打破阶级、民族、国界对“爱”的限制，才能产生“国际主义”。
“博爱”一词因资产阶级革命而闻名于世，但其精神源远流长。中国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将爱己之心推而及他人，这就是博爱精神的萌芽。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达的也是这种博爱精神。“博爱”一词在中国古代好多著作中都已使用。如汉刘向《说苑·君道篇》记春秋时期师旷言，说“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宋欧阳修《乞出表》说：“大仁博爱而无私”。世界三大宗教也都有对博爱精神的发扬，如佛教讲“普渡众生”，基督教教义提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伊斯兰教强调每一个穆斯林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天下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要相互体恤，相亲相爱等等。这些教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博爱精神。所以“博爱”也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舶来品”；更不是如有些人叫嚣的那样，说这些都是“四旧”，无产阶级革命要将它彻底破除。博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共通的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思想中也有“博爱”的成分，且与基督教精神有莫大的关系。这或许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都在欧洲，而欧洲又是基督教大本营的缘故。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这样说：“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一八八五年十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252。）恩格斯的这句话，虽然主旨说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了新口号这件事，但无意中也揭开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基督教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尽管共产党人自称他们的革命是与过往所有革命都不同的“全新的”革命，但正如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婴儿确实是“全新的”，但他必然也要经过“旧”的母体的孕育，因而他血管中流淌的血，与母体仍是有相当部分的传承的。所以从这一点说，世上没有绝对“全新的”东西；所有的“新”东西中都有“旧”材料的成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也是有所继承的。这国际主义就是传承自基督教。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否认文化的传承，否认过去的一切文明，不仅要与历史斩断一切关系，还要消灭一切传统文化，这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虚妄！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这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都是些数典忘祖、欺师灭祖之徒。
博爱精神的产生，来源于人性中的“善”，是人类良知发展的产物。所以，如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真有一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那也是人类“博爱”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但是共产党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说资产阶级的博爱是虚伪的，他们对无产阶级就不博爱。三大宗教的博爱也是有局限性的。世上没有超阶级的“博爱”，唯有无产阶级的心胸宽广，他们要解放全人类，这才是真正的“博爱”。诚然，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的资产阶级的确是不可能真实行无条件的博爱的。三大宗教也都有排他性，并非百分百的博爱。《古兰经》说：“终身不信道，临死还不信道的人，必受真主的弃绝，必受天神和人类全体的诅咒。他们将永居火狱，不蒙减刑，不获宽限。”《新约》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佛教经典中也常有对谤佛者咒其必堕阿鼻地狱等语，显示其心胸狭隘、不“博爱”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实行博爱而就全盘否定了博爱精神；也不能应为“博爱”有局限性而就相信“无产阶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局限性。其实是各有各的局限而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比资产阶级的博爱高明多少。相反，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表现的手段比资产阶级更凶残、更血腥、跟无道理可讲，因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还远不及资产阶级的博爱。
博爱有局限性，是因为人性有局限。博爱与非博爱和善与恶一样，都来源于人性。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是善恶相伴的。这是人类作为生物的一种本能，或曰天生的局限性。不同的人，其心中的善恶天生的就有多寡之分。而后天的人生境遇，也会改变自身心中原来的善恶比例。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人心中的善或恶全然消灭。所以王阳明不信天下有只有恶念而没有一丝善念的人；我也不信天下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人之一言一行，是善是恶，皆取决于他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时，心中占上风的念头是善还是恶。故人在行善时往往最艰难的是同自己心中的恶念作斗争。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日常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政党是好的政党还是坏的政党，主要是看他们日常表现的言行，是善多一些还是恶多一些。善多的就是好的，恶多的就是不好的。流氓出身的杜月笙，因为相信并身体力行“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的教诲，凡事肯留一半善心给别人，仗义疏财，解人困厄，结果被人称为当代的“春申君”和“郭解”。所以，一个人是好是坏，不在于这个人的出身、阶级，而在于他自己的修行。以阶级区分所谓的“革命”、“反革命”，以出身区分人的善恶，这是毫无根据的。共产党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目的不过是要分裂人们，挑起内斗，好让他们分而治之，从中取利。
以上，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题无关的话，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类确实有博爱精神；但绝对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实行博爱不易，要与自己心中的恶念作艰苦的、反复的斗争，因而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某些事情上实行博爱比较容易做到；长期的、全面的实行博爱就难。单独一个人实行博爱比较容易些，作为一个人的群体，如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一个国家，要实行博爱那就更要难上千百倍。世界三大宗教劝人向善，千百年来吸引了世上亿万人的信仰，可它们尚且不能做到百分百博爱，更何况那些挂羊头卖狗肉，一意行骗的邪教匪党，它们何能真实践博爱！所以，一个人越是自吹自擂，吹嘘自己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对这种人越是要警惕，鲜少不是骗子的。共产党人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宣称要解放全人类，但成天想着、做着的事，都是如何无偿地掠夺别人的钱财，如何杀人夺权，如何防止人家反抗而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他们，如今不提“专政”改说“维稳” 了，其实换汤不换药，凡此种种皆与博爱背道而驰，又怎会真的实行国际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