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这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下积极分子，土改运动的带头人加入了“好汉组”。但是，他心里不安。在抗日战争中，他有42名战友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20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去战斗了，战友们的双亲、老婆孩子组织了“老少组”，自己作为一个壮汉子怎么能加入最强壮、最好的互助组，而把死去的和在部队打仗的战友的家属撇下不管呢？
陈永贵说：“所有缺少劳力的家庭正处在困境之中，在这些家庭里，有妇女，儿童、老、弱病人”。
这些人问道：“我们怎么办？”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听着他们的抱怨，我禁不住想，这些家庭的劳力都哪儿去了？有的被日本人杀害了，有的参加了解放军，现在该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庭？”
他们说：“我们已经翻了身，但什么都没变，我们还是无法生存，我们没有牲口，没有农具，没有劳力，土地对我们有啥用？黄土又不能吃”。
“我当时没有想到什么路线问题，我只想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是个贫农，他们在旧社会受尽了苦，我也是，他们的困难不就是我的困难吗？我们所走的路应该是为所有的人解决难题而不只是为少数人。”
“我从‘好汉组’退了出来，加入了‘老少组’，老人中年纪最轻的60岁，小孩儿中年纪最大的12岁，这些人中不管哪个人卖劲儿地干都会有损自己的健康，我成了这个组唯一的壮劳力。我不是夸口，确实，我壮得像头牛。
所以，陈永贵就和‘老少组’在一起干了，他干那些老人孩子干不了的活儿，他编了两只大筐，用扁担挑起来，一次就能挑200斤，而四个小孩子一次只能抬100斤。日复一日他们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干，老人和孩子们不明白老陈是什么动机，他们在背后议论说，也许是他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是一个好心人。可富农却讥讽老少组，说陈永贵是个大傻瓜，还说“这唱的是哪出戏？”后来，他们才明白过来，陈永贵是出于阶级感情。他站在穷人一边。
“渐渐地老少组的人也明白了，他们越来越支持我们看法，整天和我一起干活，一块收工。回到家里盛了饭就来我家和我边吃边唠，老老少少都是这样，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
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好汉组”感到吃惊的是，“老少组”的收成竟然比任何人的都好。
“为什么？刚开始第一年，我们怎么就会收那么多？我们劳力那么少，收成却超过了‘好汉组’，是因为我们团结，是因为我们决心走合作化的道路。
“好汉组”春天聚在一起干活，夏天就解散了，秋天也都只顾自己收获，冬天又不在一起干活。实际上，他们的互助组只在一起互助1－2个月，然后就“各自为政”，所以，平均亩产不到100斤（这个产量是大寨的传统产量）。
可“老少组”就不同了，他们组织得好，民主讨论每一个问题，集体决定事情，他们互帮互助，一起劳动，所以粮食大幅度增产。他们在一起干了七年，年年增产，他们还吸收新成员，到1953年已有49户，他们的亩产量是230斤，几乎等于从前虎头山上种地收成的3倍。
成功的关键在于陈永贵推翻了互助组里通行的规矩——以工换工，他能付出自己的壮劳力而不要求孩子和老人给予相等的劳动交换。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疯了，人家说他：“家有一斤粮，不当孩子‘王’，”但陈永贵的思想却没有那狭隘：“他们的问题不也是我的问题吗？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必须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一方面，他怜悯那些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儿的老人；他同情那些父亲、兄弟被日寇杀害的人；同情那些在前线冒死打仗的战士的家属和孩子，“翻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伟大的解放，翻身的意义不因为他们年岁、体力上的劣势而打折扣。另一方面，对合作化的作用他有自己的远见。有老人的经验，年青人的热情，有团结一致的艰苦奋斗，有民主的公开讨论，难道还不能打开虎头山的宝藏，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陈永贵坚信他们能。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心使他不同于成千上万只看到互助合作对自己或自己的邻居有短暂的好处的农民积极分子。而这些人却几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社会变革的道路。
陈永贵在当时可能不曾清楚地表达过上述观点，但他相信互助合作的路子是对的，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他没有像普通农民那样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在互助组发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坚持这种态度。
